1
光绪元年，河南南阳府镇平县，秋后问斩就要开始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早早地就到了。
一名叫胡体安的“盗贼”，因为到一位玉石商人家抢劫被判处了秋后问斩。
据说，这名“盗贼”不仅抢劫了不少财物，而且还打伤了商人家的多名护卫。
让大家意外的是，他看起来不仅长得瘦瘦弱弱，还一直哭哭啼啼，看起来怎么也不像能独斗护卫，成功潜逃的人啊。
这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的男孩，真的会是打家劫舍的盗贼？
同样感到疑惑的，还有监斩官，他听到少年不停地哭喊，说自己是邓州王树汶，而不是镇平的胡体安，自己根本不是盗贼。
监斩官想起，官场中有一种见不得光的“宰白鸭”。
难道这个孩子也遭受了这样的事？
怀疑另有隐情的监斩官把这名“盗贼”带回了牢房，急忙上报。
当时的河南巡抚涂宗瀛，了解情况后，就把案子发回去，要求重新审理。
只是谁也没想到，重审与真相大白之间竟然相隔了十年。
2
而这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那个玉石商人发现自己家中进贼后立刻就去当地衙门报案，但是案件迟迟没有结果。
玉石商人在当地也算响当当的人物，自然有一些门道，他打听了一番得知抢劫他的人竟是当地的一名捕快名字叫胡体安。
这个胡体安是个黑白通吃的人物，他白天是捕快，晚上是盗贼。
而他这个人虽然官职不大，但是很有办法，把县衙上下都跟自己绑在了一条船上。
县老爷经常有破不了的案子，为了保住乌纱帽还得指望胡体安摆平各方势力，找个人出来顶罪结案呢。
玉石商人气不过，就找到门道越级找到河南巡抚涂宗瀛状告胡体安。
涂宗瀛生平最痛恨无辜之人遭受不白之冤。
他在湖南当布政史的时候，就严格制定审理案件的章程，设法杜绝冤假错案，官场上一直以公正严明著称。
于是涂宗瀛就下令要求当地县衙火速抓捕胡体安。
为了县衙众人不被牵连，就有人出主意找个人来顶替胡体安，直接抓了判刑，到时候对上面有了交代，大家也就安全了。
至于真的胡体安，换个地方改改名字照样吃香的喝辣的。
这个想法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赞同。于是胡体安找到了自己家童，让他冒名顶替。
胡体安不仅允诺给出丰厚的银两，更是保证用不了几天，等风声一过，就把家童悄悄接出来。
家童一听，这事儿不错啊，有胡体安罩着，自己就算住牢房应该也不会受罪，还能赚钱，一举两得，更何况他也不敢拒绝，就满口应承下来了。
结果入狱后，对外面一无所知的家童哪里知道在胡体安的运作之下，新上任的县令马翥正好拿此案给自己立威，也不具体审理，直接判了秋后问斩。
直到被押赴刑场前，家童才知道自己被骗了，马上就要小命不保了，这才一路喊冤，惊动监斩官，暂时保住了小命。
这个家童就是王树汶。
看到奏报后，河南巡抚涂宗瀛就下令，要求当地县衙重新审理。
在涂宗瀛的眼中，这是一件简单的案子，胡体安在当地也算名人了，又是30多岁的壮年，跟一个15岁的身材瘦小的家童。
这要分清楚是真是假，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然而这么明显的漏洞，各级官员审来审去，拖了三年，河南巡抚涂宗瀛都调任两湖总督了，也没审出一个什么结果。
因为王树汶声称自己是邓州人，案件最后落在邓州县令朱光第手里。
此事惊动了光绪皇帝，他下旨要求彻查。
只是还没开审，朱光第就感受到巨大的阻力。
前任南阳知府任恺写信威胁让他维持原判。
尽管朱光第为人正直，不畏强权，找来了王树汶的父亲，让他们父子相认，证实了王树汶的身份，但是依然没能的还他清白。
3
前任南阳知府任恺，在官场里很有一套。
王树汶的案子，他亲自审理过也早就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可是他之前受胡体安的贿赂，才维持原判，要是案件真相大白，任恺肯定会被追责。
为了逃避责任，任恺明知道王树汶是被冤枉的，他还上蹿下跳，制造矛盾，他虽然没让朱光第低头，但是却让新任巡抚李鹤年产生错觉，认为如果自己改判，可能官位不保。
于是李鹤年坚决要求维持原判。
像任凯这样被胡体安收买的各级官员自然是欢喜鼓舞，有的不想忤逆李鹤年的也选择了沉默。
又经过两年的拖延，各方势力最后达成共识：
王树汶虽然不是胡体安本人，但他身为家童可以算作从犯，理应问罪，从重判处死刑。
时隔五年之后，经过各级官员多方审理，真凶仍旧下落不明，被骗的家童，因为害怕主人外加有点贪财被判处死刑。
至于真罪犯胡体安似乎真的跟案件没有什么牵连了。
这个结果，上报皇帝，震惊朝野。
言官大臣感觉荒唐至极，纷纷上奏折弹劾河南巡抚李鹤年，说他玩忽职守、包庇下属、草菅人命。
光绪皇帝也不满意，命令河道总督梅启照速速重审案件。
梅启照当时都准备告老还乡了，不想在官场树敌就维持了原判。
王树汶再次被押往刑场，准备接受被斩首的命运。
认命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老天对他分外开恩，关键时刻刑部尚书潘文琴救下了他。
经过明察暗访，刑部尚书潘文琴了解了案件的经过，他觉得真是太荒唐了，就奏请光绪请求让刑部重审此案。
这个时候，李鹤年却找到了潘文琴，让他不要得罪同僚，这个案件牵扯的人不在少数，让他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
这番话说得是实情，也是威胁。
思量再三，潘文琴也觉得实在没必要因为一个小老百姓开罪这么多同僚，就决定维持原判。
随后，潘文琴工作调动，张万年接任了刑部尚书。
此时从案发到现在，经过9年仍没有审结的案件，光绪皇帝感到愤怒，此时也惊动了慈禧太后。
光绪皇帝下令，让新任刑部尚书张万年彻查此案。
还没等审理，他就收到了前任潘文琴的信，原来卸任后的潘文琴心中始终过意不去，他一直惦记着王树汶一案，他想让自己的后辈来救这个无辜少年的生命。
他信中着重说了王树汶一案的审理结果，应该是错误的，犯人是被冤枉的。
看完信后，张万年直接把这封信上缴呈给光绪皇帝。
这封信让慈禧太后也震怒不已，在她的支持下，光绪皇帝下令把审理过此案的官员全部问责，被发配的发配，被降职的降职，多名官员深受牵连。
任恺、李鹤年、梅启照也都受到了处罚。
从案发到结案，历时近10年，王树汶在狱中蹉跎岁月，几次险些丧命。多位官员出于各种缘由包庇罪犯，非要草菅人命，最终都被问责。
最奇葩的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胡体安，却逍遥法外不知所踪。
4
其实，在腐败的清朝司法体系中，这样的案件并不罕见。
这类事情还有个专门的名字——“宰白鸭”。
所谓“宰白鸭”就是指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犯了官司时，就出钱收买穷苦人家的子弟或者一些无业游民，来顶替真正的罪犯去认罪坐牢接受审判。
通常涉及的案件都不会太小，毕竟必须要有一个“罪犯”才能有所交待的案件，大都是需要牢底坐穿或者人头落地。
对于顶替者而言，这种明知道下场不好还为了钱财主动送死的行为，就好像因为贪好吃的而被人肆意玩弄、宰杀的白鸭，所以人们把这种事儿称为“宰白鸭”。
根据资料显示，“宰白鸭”这种恶俗最早是在乾隆年间出现的。
当时，在福建的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潮州、惠州等沿海地区，因为各种原因当地经常发生一些重刑案件。
曾经有一位陈知府，发现一个16岁的少年，似乎是替人顶罪的。
陈知府不忍心问罪，也想把真凶绳之以法，就劝说少年说出实情。
最终，少年说家里太穷，孩子又多，父母就把他卖了十几两银子替人顶罪。
对于少年的说法，他的父亲却坚决否认，他信誓旦旦地说，儿子就是罪犯，还催促官府快点结案。
经过陈知府的暗中调查才得知，他的父亲早将卖儿子得来的钱花光了，如果不让儿子顶罪，那这笔钱也没法退还给人家。
陈知府也自知这件事摆不上台面，最后少年只能被上司判斩立决，然而他发现，这样的糊涂案换来的却是皆大欢喜。
富人公子花了些许银子就安然无事；少年的父母家里孩子多，只要能换银子，他们还可以继续卖儿女；官场众人，结案有功还能得到嘉奖。
这个结局，是大家都想要的，只是一个穷苦孩子的性命，似乎那么微不足道。
他的死符合很多人的利益，大家只要自己有利可图就好了，至于人性伦理全都抛之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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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归根究底，都是因为封建社会的黑暗，当权者只手遮天，老百姓们生存不易甚至出现卖命活命这样泯灭人性的事情，既可悲又可怜。
有史料显示，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宰白鸭”现象非常严重，每年因此而枉死的人，竟然有“百数十起”。
随着民国政府的建立，司法体系的不断完善才使得“宰白鸭”事件有所减少，但是也没能完全杜绝。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阶级的消失人民当家做主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再也不必忍受封建贵族的剥削和欺压。
“宰白鸭”这样的糟粕才从此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依法治国是我党的执政理念，这让我国司法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公平、公正早已成为社会主旋律。
我国有完善的法律机制，让每一个公民都能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不必担心遭遇冤假错案。
在如此健全的体制保证之下，相信我们的国家也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