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远景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台北故宫的馆藏珍宝频频爆出丑闻，并多次成为舆论的热点，频繁出现的问题，开始让我们不得不关注在台湾省的珍藏文物，尤其是台北故宫的珍宝，它们是否足够安全？例如：
2022年10月28日，两岸大量媒体均报道称自去年初到今年10月被曝光，台北故宫已经损毁了三件明清时期的皇家御用珍贵瓷器，据专家估计其价值总和超过5亿人民币；
2022年8月初，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我国台湾地区后，面对由此造成的严峻形势，曾有媒体报道称：台北故宫预计将从其珍藏的约70万件国宝中，挑选其中约9万件最为珍贵罕见的文物意图转移至美、日等国以寻求保护，而“台当局准备转移文物到”的话题也一度成为热搜；
2019年，由唐朝书法大家颜真卿所作，被后世誉为“在世颜体第一”、“天下行书第二”（仅次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祭侄文稿》被台北故宫“大方”出借到东京进行展览，这一举动被两岸的文物爱好者广泛批评，加上《祭侄文稿》的本身的内容具备抵御外侮的历史内涵，台北故宫这样的举动不仅对于文物本身的保管造成极大的潜在风险，其用中国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亲笔手稿去谄媚的作法，更为两岸民众所不齿。而且在事情被爆出后，台北故宫先后三任馆长冯明珠、林正仪、陈其南将责任相互推卸，互踢皮球，也进一步暴露了其内部在管理上的混乱和无序。
面对这样频发的丑闻和事故，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无法视而不见。毕竟岛上的每一件文物，都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见证者和传承载体，而且台北故宫的每一件文物也都是从大陆偷运至岛上的，它们不仅属于台湾，更属于整个中华民族。是古代中国先贤留给炎黄子孙的共同财富。
面对问题频出的现状，我们不得不仔细思考：
1、那些曾经被南迁到台湾省的文物珍宝是否还安全？
2、在未来的统一进程中，我们如何才能确保岛上那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被某些数典忘祖的不肖子孙偷偷转移至国外？
一、被损毁的三件珍贵瓷器和被出借的珍贵文稿
首先，我们简单介绍在10月底刚刚被爆出的被台北故宫摔碎的三只古董陶瓷。
从2021年2月到今年10月被曝光，台北故宫一共损坏了三件珍贵瓷器，分别是“明弘治款娇黄绿彩双龙小碗”、“清康熙款暗龙白里小黄瓷碗”、“清乾隆青花花卉盘”，然而性质更加恶劣的是，如果不是被媒体广泛报道出来，这样的事情就几乎已经被台北故宫在内部消化掉。
明弘治款娇黄绿彩双龙小碗
清康熙款暗龙白里小黄瓷碗
清乾隆青花花卉盘
媒体报道了更进一步的详情称：这些文物从未对外展览，在被损坏后其内部的做法则被认为是“下令封口，刻意隐瞒”，损坏的器物不点交、不纪录，在进行修复之前，所有相关文件都用最高密件处理，以免留下任何证据。
通过媒体的报道及现场图片可以看出，三只被摔碎的皇家御用瓷器，其损毁程度十分严重，不仅碎成很多块，而且有明显的陶瓷碎屑。因此，就有熟悉文物保护的专家称，这样的文物打破就不会再有，即使是经过看似完美的修复，其内在价值也已经天差地别，正如古董修复行业内所说的“瓷器毛了边，不值半分钱”，更何况是这样严重的摔碎，而且是三件。
这些代表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传承的瑰宝，已经传承了几百年都完好无损，却在被南迁至台湾省不过数十年之中，就经历这样的重大破坏，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感觉震惊和愤怒。
其次，相比之下在2019年被台北故宫出借的《祭侄文稿》要更加珍贵也更加危险。
从文稿的内涵上，《祭侄文稿》展现了中华民族抵抗外侮，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祭侄文稿》的背后，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家族血泪史，更是家国血泪史。
颜真卿《祭侄文稿》
《祭侄文稿》的历史背景是唐朝的安史之乱。唐朝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后，大唐陷入巨大危机。当时颜真卿率部镇守平原郡（今天的山东省陵县），颜真卿的兄长颜杲卿率领长子颜季明镇守常山郡（今天的河北省正定县），到了次年（公元756年），安禄山率部攻破常山，颜季明被抓。安禄山用其性命威胁其父颜杲卿投降，被拒绝。
随后，颜季明被叛军砍杀，头颅遗失，之后颜杲卿也在兵败后被安禄山杀害，连同颜氏一族几十人均被害。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保家卫国史诗。
两年后的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颜真卿让侄子颜泉明千方百计寻得侄子颜季明的头颅，颜真卿就是在这样极度悲愤的情绪下奋笔疾书，由于心情的悲愤无法自己，所以笔迹随情绪起伏使笔误增多，多有涂抹，也完全顾不得笔墨的工拙，而正是这样的机缘巧合，恰恰成就了文稿的历史价值，其书法已经完全祛除了任何的矫饰和装点，是纯粹精神和功力的自然流露，这样的历史机缘和情绪爆发，使其永远成为极具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最珍贵墨迹原作。
所以，这一真迹的珍贵一方面在于文稿本身，更在于文稿背后所蕴含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而就是这样的珍贵文稿，竟然被曾经侵略中国、屠戮无数中国百姓的人借走，无怪乎两岸民众，都对此表示了巨大的愤怒。
除去文稿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就文稿本身而言，这也是当之无愧的国宝中的国宝。
要知道，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与王羲之《兰亭集序》、苏东坡《寒食帖》合称“天下三大行书字帖”，仅就文物价值而言足可以称之为价值连城。
更为重要的是针对这样的纸质文物，向来有“展开一次伤害一次”的说法，哪怕是在台湾省保管的七十多年里，《祭侄文稿》也仅仅在2001年，2008年和2011年在台北故宫内短暂展出过三次，而这次竟然被不远万里的出借到，其背后的风险可想而知。也难怪很多岛内民众愤懑，对于在家门口都看不到的《祭侄文稿》展出，竟然要跑到去看。
二、大陆对于重要文物的全方位保护举措
而对比大陆地区的文物保护措施，岛内的做法就更加显得拙劣。早在1982年11月1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就已经明确“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除经官方批准运往国外展览的以外，一律禁止出境”。
国博
到2002年《文物出国（境）展览管理规定》正式颁布实施后，对于禁止出境的文物的管理更加细致和明确，其中明确规定“元代以前的书画、缂丝作品”是严格禁止以任何理由出境的。此后，我国的文物管理部门分别在2002年1月明确含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在2012年6月增补37件（组）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在2013年8月再次增补94件（组）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基本完善了在文物保护上存在的漏洞。
然而，还有一件让我们感到气愤的事实尤其值得一提，台北故宫对于的借展如此“大方”的同时，对于到大陆的展览却从未成行。要知道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的文物曾经多次到台北进行文化交流和展览，而台北故宫的文物却从来没有一次到过中国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