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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什事变中,乾隆对伊犁将军职权调整,得到进一步确认

正是这句补充语,加之南疆政务实际上一直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负责,伊犁将军虽在纸面上有管理南疆的权力,但实际上自伊犁将军设立之日起至乌什事变爆发,伊犁将军并未在实质上插手过南疆事务。

是故,在这件乌什事变得起因、处理及与伊犁将军职权的转折又出现了哪些情况?

乌什事变的起因

从当下看过往,乌什事变得导火索是乌什办事大臣素诚的儿子要回京,于是便借运送新疆沙枣树进京的公差,征用了240名回人帮其运送进京的行李。

乌什办事大臣素诚在城破后,先杀死自己的儿子后又自杀。乌什事变很快传到其他新疆的其他城市,南疆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派卞塔海领兵镇压。

卞塔海在未了解事变真相的前提下,命令手下官兵朝乌什城内放枪开炮,城内民众出于恐慌关闭了城门,以致出现了乌什城内全民皆反的现象,乌什事变的性质也因此出现转折。

这两个问题似乎能从《清实录》与《西域记》中找到答案,因为根据这两本书的记载:乌什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性情残暴、贪赃纳贿,常以笞打、凌辱回人为乐,他的仆役仗势欺人,在乌什城内作威作福;

作为清廷派驻监察回疆阿奇木伯克的办事大臣,原乌什办事大臣素诚非但未能起到监察阿布都拉的作用,反而与自己的儿子一起痴迷于女色,“经旬累月”后才将她们放出。

是故,清廷可能为了笼络玉素甫家族而刻意漠视了阿布都拉的不法行径,但这种解释并不适用于办事大臣素诚,因为清廷在南疆各城设办事大臣就是为了监察阿奇木伯克,清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阿奇木伯克的不法行为,对办事大臣的违法行径是绝不能迁就的。

因此,阿布都拉与素诚父子的罪行在乌什事变后才被发现,一方面说明总管南疆事务的喀什噶尔参赞未尽到监察的职责,另一方面也说明伊犁将军的职权未实际行使到南疆。

乌什事变的处理

得知乌什事变后,时任伊犁将军明瑞一方面上奏乾隆,另一方面派观音保领五百兵丁,取道穆索尔岭往援乌什。纳世通既想立功又想隐藏败绩,因此上书乾隆无须伊犁将军明瑞驰援,并安置观音保的五百丁防守隘口。

乾隆看出了纳世通的企图,言明“明瑞系总管伊犁等处将军”,“伊为何行文阻止明瑞?显系纳世通等视办理乌什事甚易,若明瑞前去,恐与之分功,故加阻止耳。有此理乎”,“伊等不用观音保所领兵丁,仅用自领兵丁,意在成事后,独享其功。”

客观的来说,乾隆对纳世通的指责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符合当时南疆的实际情况,纳世通虽担任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又称为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这是清廷在南疆设置的最高官职。

因此,即便在伊犁将军设置后, 南疆的事务实际上也一直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负责。

此外,这种实际的割裂还有法理的依据,即“其地方事务,有各处驻扎大臣,仍照旧例办理。”

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乌什事变前伊犁将军未在(或懈于)南疆行使职权。况且,乾隆的批示是针对明瑞个人的,纳世通也无法得知。

综合上述因素,若单纯地认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争权夺功, 而不考虑伊犁将军的实际职权,那么结论一定是有失偏颇的。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在伊犁将军明瑞、钦差大臣阿桂的监察下于军前正法,虽然此时的乌什城仍未被清军攻破,但由乌什事变暴露的职权不清问题却被解决,至此伊犁将军才在实际上总理天山南北路事务。

此外,乾隆还创下伊犁将军必须每隔一两年去南疆巡查一次的定制,又恐继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事事咨询伊犁将军, 因此乾隆再次下旨明确两者之间的职权关系 ,即伊犁将军主要负责南疆的调兵大事,一般政务仍由各城办事大臣自行处理;同时,若是突发紧急事件,各城办事大臣也可以一边调兵、一边会商伊犁将军。

清廷在乌什事变中发现南疆存有以下问题:首先是在伯克上,如阿奇木伯克的权力过大,在任用时未落实回避制度;伯克与大臣相见的礼仪没有规定,伯克的亲随人数过多等。其次是在赋税上,回人的差赋不均匀,存在任意摊派赋税的现象,且缺乏申诉的渠道等。

最后是在居住上,清廷认为南疆的回汉杂居会成为阻碍其统治的隐患。对于以上问题,伊犁将军明瑞会同钦差大臣阿桂拟定了八条善后章程:

规定南疆回人的赋税,防止任意摊派,并制定相应的上诉渠道;明确规定回汉分居,严禁汉人与回人交往。

上述措施中如对伯克与赋税的规定,对新疆的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如“回汉隔离”的政策,则遗害至今。

结语

时至今日,虽就乌什事变的定性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官逼民反”,但对导火索仍存有异议。

但我们必须去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由各行普通民众组成的反抗团体,总数不过百人,如何能迅速地完成杀害官兵、占据乌什城、组织对抗数千余训练有素的官兵并坚守城池半年有余?乌什城内的两万民众,是否真的仅因卞塔海贸然开炮而出现全民皆反的景象?

如果说赋税减轻仅是清廷为了笼络下层民众,那么保留南疆的伯克制则是队上层拉拢,这种上下并行的政策,按理应该能减轻清廷统治南疆的压力,使民众不至于出现过激行为,况且准噶尔部“十里不见毡账”的惨烈教训还在眼前。

那么乌什事变的原因除了定性的“官逼民反”外,还有可能是什么?

其一是霍集斯手下生事或者是霍集斯指示手下起事;因为霍集斯在追随清廷平定阿睦尔撒纳的过程中,也暴露了自立为汗的野心,因此乾隆将其安置于京城。

若霍集斯想摆脱清廷的控制,可以借乌什事变请兵入疆,毕竟乌什是霍集斯常年经营之地,且霍集斯在背叛大小和卓时用的就是这种招数。

其二是浩罕、布鲁特等的暗中支持;因为清军在围困乌什的过程中,不断有乌什的使者往浩罕、布鲁特送信求救但皆被清军所擒,且浩罕、布鲁特等国并没有发兵驰援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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