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鸦片战争只是一个时间点，历史书上的简略记录给大多数人呈现的仿佛只是英国军舰在中国东南沿海转了一圈，南京条约就签订了。几天的功夫，中国就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这其实是个极为错误的认知。因为鸦片战争实际上进行了整整两年，从公元1840年六月一直打到了公元1842年八月，而其战争的余音一直到1845年依然弥漫在中华大地之上。
鸦片战争之所以爆发，其直接原因是因为林则徐奉道光皇帝御旨前往广州禁烟，收缴了大量英国非法商人的烟草，并在虎门进行集中销毁。这使当时的英国鸦片商损失了大量的所谓私人财富，而这些非法的贸易商们和东印度公司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当他们的利益受损而又难以对清廷追责时，就开始在英国国会上发布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鼓动他们的代言人议员引导英国国会提出对华制裁的议案，而当时不仅是中国人对鸦片深恶痛绝，英国人本身也对这种祸国殃民的东西非常厌恶，所以在英国国会上支持和反对鸦片的两派议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双方势均力敌，支持的一派认为这是一次打开中国贸易大门的好机会，于蓬勃发展的英国工业而言，中国是一个不能拒绝的巨大产品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产地，特别是自1550年以来将近两百多年里，中英贸易中中国始终保持着极大的顺差，即大量的白银流入了中国，据粗略估计，至少每年有两三百万两白银净流入中国，且由于中国银本位的金融体系，和其特殊的封闭市场，使几乎所有流入的白银都不再流出，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白银帝国，在当时中国保有的白银至少达十几亿两，世界上大多数的白银其实都在中国。
而鲜为人知的是其实鸦片在中国由来已久，最早在公元前139年就已经由出使西域的张骞传入了中国，汉、唐、明三代都有鸦片种植和进口的记录，唐朝时由阿拉伯帝国进口的鸦片被称之为阿芙蓉，《大明会典》中将东南亚地区藩属国如暹罗、爪哇、孟加拉等进贡的鸦片称之为乌香，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其实就是在后宫利用鸦片等毒物炼制所谓的长生丹药，而他则给鸦片起名叫“福寿膏”。实际上当时的万历皇帝已经染上了鸦片的毒瘾，后来在1958年明定陵的挖掘工作中，工作人员对其尸骨进行检测，果然发现了其骨头中含有吗啡成分。但这种在当时作为贡品的鸦片在平民中还不流行，且其多被记录于各类医术药方之中，就像产自天竺今印度地区的曼陀罗花一样，是一种特殊的止痛药，古人认为这类药大多可以起到安神、镇痛、止泻、止咳、忘忧的功效。即使有人将其作为兴奋享受之物也是集中在上流权贵群体之中。
饱暖思淫欲，历来如此，精神性药物始终是上层人物的永恒追求，三国魏晋时曹操的女婿何晏就曾首服五石散来取乐，据传服之可以去病强身，但实际上大多是为了济其色欲，且其副作用极大，过度食用非死即残。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名人因此受害，如西晋司空裴秀、晋哀帝司马丕、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等，学者皇甫谧则因服散而成残疾，著名的竹林七贤大多是有服食其药。而取乐之风自魏晋，经南北朝，至隋唐，历五六百年而未中断。以至于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痛心疾首呼吁世人“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而在之后长达千年时间里这类销骨吸髓的戕害人之肌体，消磨人之精神的毒物开始变得销声匿迹。直到1600年左右，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一起传入中国，中国才开始有人吸烟，而相比五石散流行于权贵不同，烟草则因其易于种植和取获，迅速在平民之中传播，时至今日甚至成为了一种烟草文化，同时也为国民经济收入带来了巨大营收。
但由于其传播迅速，在当时的明朝就已经引起了上层统治者的恐慌，崇祯皇帝亲自下令全国禁烟，但有人将鸦片和烟草混合进行吸食，而当时的明廷并没有意识到鸦片的害处更为可怕，所以导致禁烟而未禁毒，反而促使吸食鸦片的受众迅速增加，这一害民误国之物随即泛滥成灾。但由于明朝统治业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禁烟后的短短几年里，随着李自成攻入北京城，这个两百多年的王朝轰然倒塌，而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整个中国都处于一种动乱不堪的分裂状态之中，在失控的社会环境中，鸦片之毒则借此迅速得以扩展，到雍正年间已经难以遏制泛滥成灾，清廷也开始了其一百多年的禁烟斗争。
在雍正七年即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和《申禁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上谕》，而雍正禁烟则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份对鸦片的禁令。但经过乾隆朝较为宽松的社会管理，以及享乐成风的社会风气渲染，雍正禁烟的影响并不深远，等到六十多年后的嘉庆年间，鸦片在中华大地上反而愈演愈烈。公元1796年嘉庆登基第一年就宣布全面禁烟，在其当政的二十五年里嘉庆至少三次下诏禁烟，嘉庆十五年即公元1810年禁鸦片入北京，诏以鸦片烟戕生，逼饬督抚断其来源。嘉庆十八年即公元1813年七月申严贩运鸦片烟律，定食者并罪。嘉庆二十年即公元1815年三月两广总督蒋攸铦疏陈查禁鸦片烟章程，得旨：“洋船到澳门，按船查验，杜绝来源。官吏卖放及民人私贩者，分别治罪。”为此，嘉庆以吸食鸦片或者协助进口鸦片的罪名处置了一大批文武官员和宗室子弟，这些人要么被罢官夺职，要么被降爵除籍，轻则杖责鞭挞，重则发配宁古塔等边疆地区。但鸦片利重，且受者极广，嘉庆皇帝严刑峻法依然难以遏制。等到道光皇帝在位时，权贵宗室更是肆无忌惮，以吸食鸦片为交往之礼，寻欢作乐之技。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即公元1838年12月31日，道光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关防，命其持圣谕进行全面禁烟，这使弛烟派及与之利益攸关的满洲贵族们大为不满，但由于道光皇帝掌有实权，他们也不敢反对，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从中作梗，弛烟派首领琦善也是后来接替林则徐，首先和英国谈判的清朝大臣找到林则徐对其进行威逼利诱，史载：道出直隶，遇直隶琦善，嘱文忠无启边衅。盖文忠任江臬时，琦为总督，曾荐文忠，今忌文忠故言此，论似公而意则私也。文忠漫应之。即林则徐从北京出来后遇到了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琦善嘱咐林则徐不要引起边境冲突，不要和洋人有摩擦，否则不好处理，琦善给自己的理由是当初林则徐为江苏巡抚时，他琦善任地方总督，曾经举荐过林则徐，现在嘱咐你也是为了保你前程性命，看似是为了国家实则是为了你林则徐好呀，林则徐则随意的回应了琦善好意。虽然琦善所言根本在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但事实上林则徐禁烟之行也确实非常险恶，广州地区从上到下的官员胥吏商贾小贩全都被捆绑在鸦片进口的贸易链条上，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无疑是一场孤军奋战的斗争，同时期的著名诗人龚自珍亦对林则徐的安危担忧，在林则徐临行前，他曾建议林则徐应该携带重兵巧匠，预防战乱，并愿与之同行，为其分忧出谋划策，可林则徐知自己此去凶多吉少，怕将其卷入政治漩涡，遂拒绝了龚自珍的好意。
而林则徐至广州虽然受到了官方的热烈欢迎，受九响礼炮之礼，所有广东高官员皆来迎接，英美等国商人也前来观礼，但林则徐并没有去衙署办公，而是假借参观越华书院的名义，召集当地的生员名士商议对策，并题了一对对联,上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下联：“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表达了其禁毒之决心和其应对之策略。而后鸦片商开始对林则徐进行财货贿赂，认为只要钱足够，林则徐自会应付了事，但林则徐对此并无所动，并言道：“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并限定三日内所有鸦片商上缴鸦片，并签订永不再贩的契书，所涉外国商船一律离岸，不得再踏入中国半步。但除了少数商贩从命之外，其他大多数商贩和外国商船都无动于衷，抗命拒绝执行，甚至连广州地区官员胥吏都不配合行动，个个作壁上观。林则徐早已料到这种情况，遂绕过差役胥吏之手，与反对鸦片的知识界士人统一阵线，召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三大书院六百四十五名学子入贡院“考试”。而这次召集虽然名为考试，但实为问卷调查，试题只有四道：鸦片集散地及经营者姓名；所涉零售商名单；过去禁烟之弊端；禁绝之法。在士人的检举揭发之下，林则徐迅速掌握了所有烟商以及贪官污吏之名单，遂照会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发兵尽数缉捕，同时发布道光帝圣旨，查封烟馆，逮捕烟贩，并下令处死了中国烟贩冯安刚。
但本地祸患易除，可洋人病根难办，其中林则徐最大的阻力莫过于怡和洋行的威廉·渣甸和宝顺洋行的兰士禄·颠地，在受到打击后，威廉·渣甸迅速返回英国，开始了游说政府，要求英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措施，打着所谓维护大英帝国贸易权益的旗号开始鼓动国会通过相关议案，当这个被称为铁头老鼠的英国人卖力的在英国表演时，林则徐则写了一封致维多利亚女王的照会，质问女王明知鸦片有害，为何却任其泛滥残害清国之臣民，并要求女王去除印度的鸦片，同时告知其，中国已经通过《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全面禁烟，希望她能敦促英国国民放弃鸦片贸易。在林则徐强硬措施下，鸦片商虚与委蛇拖延了事的策略完全失效，外国烟商也不得不屈服，表示愿意随林则徐指示，但被兰士禄·颠地阻止，由于其继续搪塞禁烟。于是两广总督邓廷桢下令封锁广州海岸，围困广州十三行，兰士禄·颠地见情况急转直下，遂意图逃走，但被邓廷桢擒获。
1839年6月3日即清宣宗道光十九年岁次己亥四月廿二，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林则徐禁烟任务至此圆满完成。但这只是风暴的开始，更加残酷的斗争序幕正在缓缓拉开。英国国会在两派激烈的争论之后，反对因为鸦片而轻起战端的保守派义正言辞的驳斥对方的谬论。但当时刚刚继位的维多利亚女王倾向于支持战争的辉格党人，这位不过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王在国会上发表了自己支持战争，维护所谓大英帝国威严和海外贸易权益的演说，这使公正的天平开始倾向于战争。在这位女王的影响下，最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仅仅9票之差，通过了发动军事行动的议案，但英政府从始至终都未正式向清朝宣战，他们始终认为这次军事行动只是一种对清朝强势禁毒的报复，而非一场你死我活不可避免的战争。
而另一面的清朝，站在广州海岸的林则徐清醒的意识到英国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采取行动进行报复，所以禁烟之后，林则徐便开始着手对广州湾进行防务强化。1840年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其中包括第18皇家爱尔兰联队、第26苏格兰来福枪联队、第49孟加拉联队、孟加拉工兵团和马德拉斯工兵团等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战争一触即发。而后英国本土还在不断增援，撤换参战部队，至两年后的1842年8月战争结束时，侵华英军战舰达25艘，蒸汽舰船15艘，医院船、测量船、运输船共60余艘，最终投入总兵力约两万人左右。虽然英军坚船利炮，但由于林则徐早已整军备战，所以最初的英军在广州湾地区并没有讨到便宜，久攻不下后，劳师远征的英军意识到如此下去不是办法，遂放弃对珠海口的攻击，开始北上攻击宁波港，在定海发生大战。
由于清朝内部协调问题，除广州地区对此防范于未然之外，其他沿海地区处于后知后觉的状态，大批舰队突然出现打了江浙海防官兵一个措手不及，而由于清朝官兵所用枪炮多是明朝旧制，射程根本打不到英国舰船，而英国舰船却可以在其射程之外肆无忌惮的炮轰清军海防阵地，仅用了九分钟就将所有炮台阵地全部摧毁，而英军极为熟悉登陆作战，采取迂回包抄等战术。英军致书总兵福建人张朝发面谈，张惧不敢往。时任定海知县姚怀祥言道“以升平久，军民不事兵甲，且势危无援，而我为守土官，当示无畏！”遂携游击军士罗建功登舰，英将致其书限令其半个时辰内“将所属海岛堡台投献”，姚怀祥严词拒绝，并质问其为何无故侵我疆土，并要求英军立刻撤离，不得犯境，但没有实力的豪言壮语，即使正义，但也苍白无力，定海县城仅一天即被攻陷。当时惧不敢往的水师总兵张朝发被英舰击中左股，当晚阵亡，水师溃散。姚怀祥与典史全福急率士民抗击，但势单力孤，最终城破，姚怀祥跳梵宫畔之万公潭自杀殉国，典史全福持刀与英兵肉搏，至死方休，血洒海疆，壮烈牺牲。
英军攻入城后纵兵劫掠，但不敢深入内地，只以此地为其进一步北上之据点。8月，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来主张战争的道光帝突然变得惶恐不安，失去了当初的刚毅果决，上层的动摇使战争的天平彻底倒向了敌对方，加快了清军的战败进程，英军在东南沿海的各个战场均对清军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不管是在浙东的宁波等地还是在长江沿岸地区的进攻全部势如破竹，清军几乎没有形成很好的抵抗，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武器代差和战术落后的双重打击下，死于非命。而在林则徐被撤去职务，发往西北后，广州也旋即被英军再次攻击，整个东南沿海，南至广州，一路北上经宁波、松江、至京城门户天津，几乎全被英军的舰队轮番侵扰，清军的全部防线形同虚设，各地总督、巡抚、总兵、知县疲于奔命，各自为战，毫无协同作战的理念，而朝廷对此亦是一筹莫展，时战时和，战而后和，和后又战，摇摆不定，徒耗国力而不得尺寸之功，地方将领害怕担责者极力避战一矢不发，想要为国奋战者有军无权，尺兵不得调动。
整场战争中，只有独立形成指挥系统，而又提前准备，积极应战的台湾守军取得巨大的胜利，仅仅俘获英军就有182人。而各地政府虽然无为，但沿海各地民众却积极参战反对外国侵略者，组织了许多民间斗英群体，广州发生了三元里抗英，灵活机动，指挥得当，善用天时，围困英军多时。而在南京附近又发生了靖江保卫战，同样是由民众自发组织的反抗行动。浙江人民则组织“黑水党”，来对抗英军肆虐。但这些民众的爱国主义反侵略行为并没有得到清廷的认可，甚至庇护这些民众的地方官员，最后也被清廷以各种罪名罢免除职。更有甚者如镇江驻防副都统海龄自闻乍浦、吴淞不守，不思战事成败之因，却认为是汉人通敌，遂纵兵杀害汉人。而在战争中因为清廷自身对战和的摇摆不定，也导致了成千上万英勇的将士血染疆场却徒劳无功。例如广州虎门之战中，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力战殉国。吴淞之战中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军坚守西炮台，两江总督牛鉴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后逃走，东炮台被攻陷，陈化成与部下死守西炮台，孤军作战，直至战死。1842年7月21日英军击败镇江城外绿营守军，越城而入，与1500蒙古八旗兵巷战，英军死185人，清军全军覆没，曾经纵兵杀害汉人的海龄自杀。
纵观整场鸦片战争，清廷自身有着巨大的问题，最表面的就是其武器装备陈旧，作战战术落后，这是导致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但这些只是导致了每一场战斗的失败，真正导致整场战争彻底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清廷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和其战略思维的僵化。清廷自身对于战争本身认识不足，抵抗意志薄弱，朝廷中投降派占据了大多数，而这些投降派很多都和广州十三行的商人过从甚密，重私利而轻社稷，而其战略思维依然顽固的停留在乾隆朝所固化的满汉之争上，认为防汉甚于防外，不能也不敢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对抗外国侵略者，寄希望于仅靠当地驻守官兵的孤军奋战来保障一城一地的得失，甚至出现了海龄这种洋祸未除，仅因猜疑就将屠刀砍向国人的残剧。而东南沿海地区各自为战，不能协同共进也给了英军可以沿边骚扰，肆无忌惮，即战即走的机会。当每一个地区的守军都意在严防死守英军入境而不是对其进行迎头痛击，或者寄希望纵容英军劫掠，然后进行适当回击驱逐其到其他地区作战之时，这场战争的长短和胜负就已经没有了悬念。
兵力不济可以调派，武器落后可以迭代，战术落后可以调整，但不相信自己民众，又不积极鼓舞军士作战，朝廷朝令夕改，战和不定，勇于杀敌者被追责处置，投降议和者却被委以重任，如此一来，国无可用之兵将，而民心亦不附于朝纲。本身可以坚持长期作战来拖垮英军的战略，反而可能变成拖累自己的久必生变，清廷如此作为每战焉能不败，而国又焉能不亡？
而作为君主专制统治下掌握实权的皇帝，道光自身的平庸同样为这场不能说胜但绝不至于败的如此彻底的战争定下了基调，其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和战态度，不敢于启用良臣猛将，重满而轻汉，防汉甚于防外的固有思维，优柔而寡断，怯懦而无能的处事风格，都间接导致其举措必然失当。而同时集权于一身，其命无人敢违背，其错无人敢指摘，导致其遇到如此事关兴亡的国家大事只能靠自己的武断专行来缓解难以克制的焦虑。他既没有康熙的英武果决，也没有雍正的狠辣坚韧，甚至没有他爷爷乾隆皇帝的任性固执，他只能在形势好的时候想着再打一把，形势差的时候就想再谈一下，感觉太过耻辱时就坚决进攻，被打脸后又极度惶恐，最终是和没有在最有利时和，战没有在最有利时战。导致英国人最后彻底摸清了清朝的底牌，更加坚定了清朝不足为虑的思想意识。以至于在第一次和谈中，双方草草的拟了一个穿鼻草约，但双方却皆对此条约不满意，清朝认为自己给的太多，而英国则认为自己要的太少。所以最终战事再起，但英军早已不将清朝视为可以与之相搏之敌手，而清朝却自认为可与之相斗而不落下风。最终的结局不出所料，道光皇帝不辨敌我虚实的蛮干，换来的只有更加狼狈不堪的惨败，而清朝最终也不得不穿上英国为其量身定做的囚衣。
其实对于道光皇帝本人没有锐意进取的魄力，在其后来的选择储君上太过于感情用事也可见一斑，本来大争之世下，应该选贤与能，而他却宁可选德而不任能。如果没有鸦片战争还可以理解，为了平衡政治势力，咸丰母亲家族相对势大，可以考虑。但鸦片战争已然发生，国家屈辱未雪，社稷危如累卵之际还去选所谓仁德之君承继皇位，真是蠢的不能再蠢了。也从中可以看出为什么鸦片战争失败难以避免，其中就有道光皇帝性情柔弱，难堪大任，不能临危处变的原因。而人总是喜欢和自己性情相近的人，所以道光在反复斟酌后选了咸丰，而否定了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的恭亲王，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而道光皇帝的意识其实也代表了大多数清朝贵族，在鸦片战争后的1845年有鉴于清廷赠予了沙俄大藏经，沙俄遂回赠清廷礼书，其中就有西方当时最先进的各种武器装备和器械模型，还有各种科技图书，但这些先进科技产品在礼部接收后全部被束之高阁，无人翻阅。直到许多年后才被力主改革的官员发现，其人为之痛心，言道：如此强国富民之书，怎能如此草草被弃之于此，若早见其物，国家又何至落得今天之苦境。
如果你问鸦片战争如果坚决抵抗，最后会怎么样？可以很肯定的说，清朝一定会胜利，劳师远征的英军一定会被旷日持久的战争彻底拖垮，而英国国会内部的主战派也一定会因为旧战无功而被保守党派攻击而失去主政的权力。但胜利以后怎么办？就像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在短短的几年里纷纷加入对华讹诈行动中，英美法三国相继沿黄浦江设立租界，并不断扩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后来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道路为纪念《南京条约》开放上海而被命名为南京路。那假如我们胜利了呢？清朝会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痛定思痛，反思和西方社会的差距，迎头赶上，开始实行革新，积极进取，恭亲王顺利继承皇位，锐意改革，移风易俗，对外加强交流学习，对内弥和社会矛盾，最终国富民强。还有一条路则是在胜利的狂欢中更加迷失自我，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相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人继续堕落下去，静待下一场西方撬开中国大门的战争到来。而如此腐败无能的清朝不会每一次都那么幸运，总有输掉的那一天，也总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那天。这就像一个醉汉晃晃悠悠走在一边是墙一边是河的道路上，不管他撞了多少次墙，他只要有一次掉进河里就再也没有机会醒来，而他只要继续走下去，早晚会掉进河里，而且不会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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