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76年，也就是清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皇帝下诏编修一部开创先河的史书——《贰臣传》（全称是《钦史国史贰臣表传》。之所以说是开创先河，是因为《贰臣传》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对曾反抗自己王朝的敌方文臣武将唱赞歌的史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乾隆虽然是当朝皇帝，但他也明白一个道理：明末清初时期的一些人物，从不同的视角看他们，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比如在明朝末年，特别是南明时期，不少明朝的忠臣坚持抗清斗争，也有不少文臣武将，由于种种原因叛明降清。如果从清王朝的立场来看问题，明朝的忠臣则是清朝的逆臣，而降清的叛臣，反而成了忠臣。
这对大清王朝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入关已经一百多年了，前明的忠臣也罢，叛逆也罢，存世的只是他们的子孙。可是到了现在，清王朝需要的是忠君，是对帝王的赤胆忠心。
这样一来，对明朝降清的文臣武将就要有一个重新定位，那就是要降低他们的地位，尽管他们为清军的入关和入主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们毕竟是贰臣，这和历朝历代所提倡的忠臣思想是相违背的。
乾隆四十年，也就是公元1775年，乾隆皇帝在一道谕旨中，正式提出承认南明王朝和褒奖抗清死难的南明忠臣。
乾隆这个做法乍看起来令人费解：大清王朝为什么要给曾经誓死反抗自己的人唱赞歌呢？
但是乾隆认为，抗清而死的南明忠臣，虽然曾经给我大清王朝制造了不少麻烦，但他们是各为其主，而且能忠于自己的主人，绝不叛变，这是为臣之大义。
因此，乾隆极力褒奖那些南明忠臣，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曾在扬州誓死抗清、以身殉国的史可法，乾隆亲自下令在扬州为史可法建立祠堂。
其实，乾隆这样做，也没有什么特别高大上的理由，而是为个人利益、家族利益着想。
他之所以把忠君提到这样的高度，是因为当时中国只有一个国君，那就是乾隆自己以及他的子子孙孙，他希望朝廷的文臣武将，都能像史可法忠于南明王朝一样忠于他的大清王朝，为大清王朝宁可战死沙场，也决不变节偷生。
不过，对于叛明降清后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乾隆也并没有将他们贬低得一无是处。尽管他们当时背叛了明朝，降服了清朝，对明而言是叛贼，对清朝却是至宝，他们为大清王朝的建立，是有大功的。
在这种情况下，乾隆提出了编写《贰臣传》这样一个奇特的办法。
乾隆认为，洪承畴因兵败被俘归顺，祖大寿由惧祸投诚，当时对这些人加以重用是对的，效果也是好的。
但事后客观地给予评价，洪、祖二人归顺大清也有畏死的原因，这些人属于大节上有亏之人，只能把他们列入《贰臣传》，以成全其一生的所作所为。
当然，还有比较特殊的一类人，那就是降清后又反叛者，比如吴三桂等人，乾隆则要求坚决从《贰臣传》中撇出，而把他们编入《逆臣传》。
乾隆下令编写《贰臣传》，确实是相当聪明的一种行为。他一方面认同洪承畴等人的降清叛明，为清王朝立过大功；另一方面从忠臣的角度看，这种行为在以后是不能提倡的，所以把洪承畴等列入《贰臣传》就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样做的用意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夸赞这些降臣降将为清王朝立下的汗马功劳，另一方面认为他们在大节上是有亏之人，列入“贰臣榜”，表面上“委屈”了他们一下，但却把汉族中的忠君思想发挥到极致。
与此同时，清王朝再对那些抗清而死的明朝忠臣予以褒奖，就能使得以后的文臣武将在忠君思想的牢牢支配下，必定能以身报国来忠于眼前这个大清王朝。
所以说，乾隆下令编修《贰臣传》，虽然看似是在为敌人唱赞歌，有些令人费解，却恰恰是他作为一代帝王的高明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