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新鲜事 热点 西南土司们的烦恼:明清易代之际,该选择明朝,还是选择清朝

西南土司们的烦恼:明清易代之际,该选择明朝,还是选择清朝

土司制度始于元朝,由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演变而来,特点是“世官、世土、世民”,拥有世袭的政治统治权。

土司是我国历史上一种比较特殊的存在。

一方面,他们臣服于中央王朝,定期朝贡,接受朝廷的任命,遇有战事,土司有出兵的义务。

另一方面,土司们保持高度自主,一切地方事务均由他们自己管理,职位世袭,有自己的军队,相当于自己领地里的土皇帝。

在王朝强盛时,土司平衡着朝廷和当地民族的利益,土司兵为国出力,是官军的重要力量,广西的狼兵,四川的白杆兵,都是明朝著名的土司兵。

在王朝衰弱时,土司制度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中央对他们掌控能力不足,土司们的独立性和割据性立刻表现出来。

在西南地区,湘西、鄂西和川东曾是清朝与南明长期拉锯交战的地方,两军曾在这一线相持十年以上之久,局势未明朗之际,这些地方土司们如何选择,比较具有代表性。

湘西土司

湘西诸土司最早归附清朝,在1647年(顺治四年,永历元年),湘西实力最强的永顺、保靖、桑植三大宣慰司就先后投效。

归附后,湘西土司忠于清朝,立即与南明督师何腾蛟麾下的明军王进才、马进忠部交战。永顺土司彭宏澎派子侄带千余名弩手从后方突袭明军大营,放火焚烧,逼退明军。

在清军与明军此后在湖南长达十几年的拉锯与相持中,湘西土司始终站在了清朝一方。与明军联合的忠贞营首领——李自成的妻弟高一功就是在顺治十一年途径保靖时,遭到保靖土司彭朝柱袭击,中毒箭而死。

鄂西土司

鄂西比湘西要远离前线,在顺治三年清军就已全面占领湖北,与湘西土司相比,鄂西土司却没那么支持清朝。

最早归附清朝的是容美土司,时间是顺治十二年。其他土司多半到顺治末期-康熙初期才宣布投效,接受清朝官印。

即使最早投清的容美土司,也无法有效号令自己统辖的小土司,反而不断有小土司寻找机会反攻荣美,上演一场场以小攻大的好戏。

川东土司

川东土司的选择又与湘西、鄂西土司不同,他们大多都是据险自守,与明和清都保持距离但偏向明朝。

顺治十六年,清军三路进攻云南的时候,眼看永历军队节节败退,川东土司还是响应大学士文安之的号令,联合夔东十三家反攻重庆,试图牵制吴三桂,减轻云南的压力。

直到永历逃亡缅甸,形势已难以挽回后,川东土司才归附清朝。

各地土司的不同政治选择,取决于两个方面:家族利益和文化认同。

家族利益

南明督师何腾蛟驻节长沙,占领湖广大部,兵力主要集中在湖南,手下楚军最多时号称八十万,就算水分不少,几十万人也是有的。

不久李自成的大顺军余部两路人马又进入湖广,此后被隆武帝收编为忠贞营,湖广又增加二十多万军队。

湖广已久经战乱,以一省之力哪里供养得起这么多军队,南明朝廷又一个个被接连消灭,自保尚且不暇,哪还有多余的钱粮来拨款。

在乱世中,通用的办法是劫掠,从古到今长盛不衰。

大顺军余部又有“流贼”基因,在土司中名声不是太好,更受抵制,永顺土司彭宏澎进攻的王进才、马进忠就是原来的大顺军将领。

明军劫掠地方维持生计,众土司也不能幸免,一度明军兵力最多的湖广深受其害,清军一到,湘西土司立即归附,并掉转枪口与明军作战,多半是出于受害者心理。

鄂西土司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受到多方力量影响。

湖北被清朝控制早于湖南,没有成建制的明军存在。鄂西归附时间较晚的原因之一,首先是因为它也同样被劫掠,不是被明军,而是被清军。

顺治初期,清朝要派出多路大军在南北作战,又要接收安置投降的明军,粮饷同样困难,纵兵劫掠也是筹措粮饷的办法,这与明军并无二致。

但清朝的优势是打了胜仗,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稳定,后方逐渐能供应上粮饷。

同时清朝朝廷认识到自己本来不受民心支持,再纵兵劫掠相当于自掘坟墓,只有稳定民心、恢复生产才是王道。

所以很快调整了做法,约束将领,以“通融支用”的办法东拼西凑,先保证军队的粮饷供应,并且在湖广恢复秩序、发展经济。

清朝还有个优势是政令统一,执行力强,这点比军阀拥兵自重,内斗频繁的南明各朝廷要强太多,这是制度的优势,就算南明想抄作业,也是做不到的。

即使如此,最早归附的容美土司也要到顺治十二年才归附,这里面还有军事上的影响——夔东十三家。

夔东十三家就是忠贞营,遭到排挤后退往四川湖广交界地带联合抗清,以茅麓山为基地活跃于川鄂边区。

夔东十三家虽然坚决抗清,却有个尴尬的事实:他们军纪不强。

进入夔东后,既没有永历的官员约束,也没有原来李自成这样强有力的首领约束,十三家的军纪确实是个问题,劫掠地方以供给部队也并不少见。

十三家的存在,对鄂西土司形成威慑。一方面,夔东十三家拥有数万兵力,土司如果敢于归附清朝,很可能遭到残酷报复;另一方面,他们毕竟打着明朝旗号,将领都受永历册封,认真说起来也是南明的军事力量,这就牵涉到第二个方面:文化认同。

川东土司又有些不同。川东土司,应该是对明朝最忠心的土司。

与北方相比,四川受到明末战乱波及相对较少,这是在1644年甲申之变以前。此时驻扎四川的明军较为稳定,劫掠现象也就较少,与土司关系还不错。

川东最大的两家土司:石柱和酉阳,在明朝素称忠义。川东的土司兵历来深受明朝倚重,每次大战都要征召,土司兵也不负众望,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在明末,四川白杆兵更是威名赫赫,在浑河与几千浙兵并肩作战,给努尔哈赤的八旗军造成重大杀伤,自己也全军覆没。

甲申之变后,情况变了,因为张献忠入蜀了。

张献忠入蜀,川东土司在秦良玉号召下出兵与其作战,但寡不敌众被击败,只得退保自己辖地。

张献忠在四川搞了一年多的恐怖统治,蜀地深受其害,人口锐减,众土司都视其为仇敌。

几年后,在云南蛰伏的大西军余部出滇,孙可望派刘文秀带兵收服四川明军,经略蜀地。

虽说大西军这时已经与永历朝廷联合,打的是明军旗号联明抗清,但惨痛的回忆让川东土司拒绝与他们合作,据险自守,刻意保持距离。

永历帝流亡缅甸后,清军大举压境,再坚持抵抗只会被灭族,眼看无望,出于地方和家族利益,川东土司才宣布归附清朝。

文化认同

除了家族和地方的利益,西南土司的政治选择还受到文化的影响。

大清是个汉化程度极深的王朝,不过在明末清初,大众对异族身份入主的大清还是缺乏认同感的。清朝虽基本承袭了明制,打的还是为崇祯复仇的旗号,但却要求大家剃发易服,土司们和百姓一样,打心眼里是抗拒的。

说实话,与其说这些土司对大明还心存眷念,甘为老朱家子孙抗争到底,还不如说是对汉文化的衰挽。

名为土司,土司家族们并没有那么土,容美田氏土司家族、酉阳冉氏土司家族都是文学世家,也是从小读圣贤之书,学习孔孟之道的。

容美土司田玄是明朝的坚定支持者,从弘光到隆武,田玄都奉其为正朔,写下数首诗眷恋大明

田玄死后,其子孙田既霖、田甘霖、田舜年先后袭职,立场与田玄相同。

这些表现与他们对汉文化认同程度的深浅,家族利益轻重的考虑密切相关。

明朝在土司间推行“崇儒兴学”的教育制度,强化中原文化传播和儒家道德的教化,以文化民,达成西南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

这种策略较为行之有效,土司贵族汉化加深,转化为认同儒家的文化基因,也就对代表汉文化的明朝更加认同。

除了文化,还有军事上。有明一朝,西南土司频繁参与王事,多次立功受到表彰,军功和官爵又强化了土司对明朝的认同。

这些在鄂西和川东土司身上都表现得比较明显。

湘西土司较早降清,因为家族利益压过了国家认同。

以永顺土司为例,早在万历二十五年,朝廷征调永顺土司兵出征,时任土司彭元锦就有拥兵自重,要挟朝廷的意思,受到降职处分。

裂痕在这时就已出现。此后永顺土司对朝廷的诏令一直表现得阳奉阴违,不情不愿。就算勉强出兵,在战场上也毫无战力,一触即溃,兵部对此十分不满。

彭元锦多次遭到处分,早已对明朝心生不满,所以清军一到就立即投降。

共同之处

各地土司在明清交际之时表现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多半采取避祸自保的策略。

不论是联明还是降清,众土司都以自保为最主要的目的,即使出兵也是小规模,川东土司和鄂西土司都是如此,既不与明军也不与清军发生大规模交战。最忠于明朝的川东土司并没给永历太大帮助,最早降清的鄂西土司也没有大规模参与清军的行动。

这些土司不约而同的策略,正反映出土司制度的局限性:王朝强盛时可以相安无事,成为中央政府可以调遣的力量;国家衰弱时,土司的不确定性就难以掌控,必定首先以家族自身利益为重,朝廷难以调遣他们。

这点历代统治者也不是不清楚,土司制度本来就是一个权衡的产物,他们在地方盘踞数百年根深蒂固,朝廷想要彻底消除这些力量,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往往力有不逮。

从明初,朝廷就始终进行改土归流的工作,试图把权力收归中央,经过历代皇帝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思州、思南、蒙自、播州等地都归流成功,土司制度在当地被废除。

随着大明国力的衰弱,这项工作就无力完成了。

明清易代时,众土司以自保为主,在清初实力大增。三藩之乱之初,吴三桂进展顺利,不少土司响应吴三桂起兵,威胁到中央政府的权威。

康熙统治稳定后,在明朝基础上继续推进改土归流,直到雍正时期,才终于基本成功,而彻底废除土司制度,则要延续到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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