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始于元朝，由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演变而来，特点是“世官、世土、世民”，拥有世袭的政治统治权。
土司是我国历史上一种比较特殊的存在。
一方面，他们臣服于中央王朝，定期朝贡，接受朝廷的任命，遇有战事，土司有出兵的义务。
另一方面，土司们保持高度自主，一切地方事务均由他们自己管理，职位世袭，有自己的军队，相当于自己领地里的土皇帝。
在王朝强盛时，土司平衡着朝廷和当地民族的利益，土司兵为国出力，是官军的重要力量，广西的狼兵，四川的白杆兵，都是明朝著名的土司兵。
在王朝衰弱时，土司制度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中央对他们掌控能力不足，土司们的独立性和割据性立刻表现出来。
在西南地区，湘西、鄂西和川东曾是清朝与南明长期拉锯交战的地方，两军曾在这一线相持十年以上之久，局势未明朗之际，这些地方土司们如何选择，比较具有代表性。
湘西土司
湘西诸土司最早归附清朝，在1647年（顺治四年，永历元年），湘西实力最强的永顺、保靖、桑植三大宣慰司就先后投效。
归附后，湘西土司忠于清朝，立即与南明督师何腾蛟麾下的明军王进才、马进忠部交战。永顺土司彭宏澎派子侄带千余名弩手从后方突袭明军大营，放火焚烧，逼退明军。
在清军与明军此后在湖南长达十几年的拉锯与相持中，湘西土司始终站在了清朝一方。与明军联合的忠贞营首领——李自成的妻弟高一功就是在顺治十一年途径保靖时，遭到保靖土司彭朝柱袭击，中毒箭而死。
鄂西土司
鄂西比湘西要远离前线，在顺治三年清军就已全面占领湖北，与湘西土司相比，鄂西土司却没那么支持清朝。
最早归附清朝的是容美土司，时间是顺治十二年。其他土司多半到顺治末期-康熙初期才宣布投效，接受清朝官印。
即使最早投清的容美土司，也无法有效号令自己统辖的小土司，反而不断有小土司寻找机会反攻荣美，上演一场场以小攻大的好戏。
川东土司
川东土司的选择又与湘西、鄂西土司不同，他们大多都是据险自守，与明和清都保持距离但偏向明朝。
顺治十六年，清军三路进攻云南的时候，眼看永历军队节节败退，川东土司还是响应大学士文安之的号令，联合夔东十三家反攻重庆，试图牵制吴三桂，减轻云南的压力。
直到永历逃亡缅甸，形势已难以挽回后，川东土司才归附清朝。
各地土司的不同政治选择，取决于两个方面：家族利益和文化认同。
家族利益
南明督师何腾蛟驻节长沙，占领湖广大部，兵力主要集中在湖南，手下楚军最多时号称八十万，就算水分不少，几十万人也是有的。
不久李自成的大顺军余部两路人马又进入湖广，此后被隆武帝收编为忠贞营，湖广又增加二十多万军队。
湖广已久经战乱，以一省之力哪里供养得起这么多军队，南明朝廷又一个个被接连消灭，自保尚且不暇，哪还有多余的钱粮来拨款。
在乱世中，通用的办法是劫掠，从古到今长盛不衰。
大顺军余部又有“流贼”基因，在土司中名声不是太好，更受抵制，永顺土司彭宏澎进攻的王进才、马进忠就是原来的大顺军将领。
明军劫掠地方维持生计，众土司也不能幸免，一度明军兵力最多的湖广深受其害，清军一到，湘西土司立即归附，并掉转枪口与明军作战，多半是出于受害者心理。
鄂西土司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受到多方力量影响。
湖北被清朝控制早于湖南，没有成建制的明军存在。鄂西归附时间较晚的原因之一，首先是因为它也同样被劫掠，不是被明军，而是被清军。
顺治初期，清朝要派出多路大军在南北作战，又要接收安置投降的明军，粮饷同样困难，纵兵劫掠也是筹措粮饷的办法，这与明军并无二致。
但清朝的优势是打了胜仗，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稳定，后方逐渐能供应上粮饷。
同时清朝朝廷认识到自己本来不受民心支持，再纵兵劫掠相当于自掘坟墓，只有稳定民心、恢复生产才是王道。
所以很快调整了做法，约束将领，以“通融支用”的办法东拼西凑，先保证军队的粮饷供应，并且在湖广恢复秩序、发展经济。
清朝还有个优势是政令统一，执行力强，这点比军阀拥兵自重，内斗频繁的南明各朝廷要强太多，这是制度的优势，就算南明想抄作业，也是做不到的。
即使如此，最早归附的容美土司也要到顺治十二年才归附，这里面还有军事上的影响——夔东十三家。
夔东十三家就是忠贞营，遭到排挤后退往四川湖广交界地带联合抗清，以茅麓山为基地活跃于川鄂边区。
夔东十三家虽然坚决抗清，却有个尴尬的事实：他们军纪不强。
进入夔东后，既没有永历的官员约束，也没有原来李自成这样强有力的首领约束，十三家的军纪确实是个问题，劫掠地方以供给部队也并不少见。
十三家的存在，对鄂西土司形成威慑。一方面，夔东十三家拥有数万兵力，土司如果敢于归附清朝，很可能遭到残酷报复；另一方面，他们毕竟打着明朝旗号，将领都受永历册封，认真说起来也是南明的军事力量，这就牵涉到第二个方面：文化认同。
川东土司又有些不同。川东土司，应该是对明朝最忠心的土司。
与北方相比，四川受到明末战乱波及相对较少，这是在1644年甲申之变以前。此时驻扎四川的明军较为稳定，劫掠现象也就较少，与土司关系还不错。
川东最大的两家土司：石柱和酉阳，在明朝素称忠义。川东的土司兵历来深受明朝倚重，每次大战都要征召，土司兵也不负众望，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在明末，四川白杆兵更是威名赫赫，在浑河与几千浙兵并肩作战，给努尔哈赤的八旗军造成重大杀伤，自己也全军覆没。
甲申之变后，情况变了，因为张献忠入蜀了。
张献忠入蜀，川东土司在秦良玉号召下出兵与其作战，但寡不敌众被击败，只得退保自己辖地。
张献忠在四川搞了一年多的恐怖统治，蜀地深受其害，人口锐减，众土司都视其为仇敌。
几年后，在云南蛰伏的大西军余部出滇，孙可望派刘文秀带兵收服四川明军，经略蜀地。
虽说大西军这时已经与永历朝廷联合，打的是明军旗号联明抗清，但惨痛的回忆让川东土司拒绝与他们合作，据险自守，刻意保持距离。
永历帝流亡缅甸后，清军大举压境，再坚持抵抗只会被灭族，眼看无望，出于地方和家族利益，川东土司才宣布归附清朝。
文化认同
除了家族和地方的利益，西南土司的政治选择还受到文化的影响。
大清是个汉化程度极深的王朝，不过在明末清初，大众对异族身份入主的大清还是缺乏认同感的。清朝虽基本承袭了明制，打的还是为崇祯复仇的旗号，但却要求大家剃发易服，土司们和百姓一样，打心眼里是抗拒的。
说实话，与其说这些土司对大明还心存眷念，甘为老朱家子孙抗争到底，还不如说是对汉文化的衰挽。
名为土司，土司家族们并没有那么土，容美田氏土司家族、酉阳冉氏土司家族都是文学世家，也是从小读圣贤之书，学习孔孟之道的。
容美土司田玄是明朝的坚定支持者，从弘光到隆武，田玄都奉其为正朔，写下数首诗眷恋大明
田玄死后，其子孙田既霖、田甘霖、田舜年先后袭职，立场与田玄相同。
这些表现与他们对汉文化认同程度的深浅，家族利益轻重的考虑密切相关。
明朝在土司间推行“崇儒兴学”的教育制度，强化中原文化传播和儒家道德的教化，以文化民，达成西南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
这种策略较为行之有效，土司贵族汉化加深，转化为认同儒家的文化基因，也就对代表汉文化的明朝更加认同。
除了文化，还有军事上。有明一朝，西南土司频繁参与王事，多次立功受到表彰，军功和官爵又强化了土司对明朝的认同。
这些在鄂西和川东土司身上都表现得比较明显。
湘西土司较早降清，因为家族利益压过了国家认同。
以永顺土司为例，早在万历二十五年，朝廷征调永顺土司兵出征，时任土司彭元锦就有拥兵自重，要挟朝廷的意思，受到降职处分。
裂痕在这时就已出现。此后永顺土司对朝廷的诏令一直表现得阳奉阴违，不情不愿。就算勉强出兵，在战场上也毫无战力，一触即溃，兵部对此十分不满。
彭元锦多次遭到处分，早已对明朝心生不满，所以清军一到就立即投降。
共同之处
各地土司在明清交际之时表现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多半采取避祸自保的策略。
不论是联明还是降清，众土司都以自保为最主要的目的，即使出兵也是小规模，川东土司和鄂西土司都是如此，既不与明军也不与清军发生大规模交战。最忠于明朝的川东土司并没给永历太大帮助，最早降清的鄂西土司也没有大规模参与清军的行动。
这些土司不约而同的策略，正反映出土司制度的局限性：王朝强盛时可以相安无事，成为中央政府可以调遣的力量；国家衰弱时，土司的不确定性就难以掌控，必定首先以家族自身利益为重，朝廷难以调遣他们。
这点历代统治者也不是不清楚，土司制度本来就是一个权衡的产物，他们在地方盘踞数百年根深蒂固，朝廷想要彻底消除这些力量，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往往力有不逮。
从明初，朝廷就始终进行改土归流的工作，试图把权力收归中央，经过历代皇帝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思州、思南、蒙自、播州等地都归流成功，土司制度在当地被废除。
随着大明国力的衰弱，这项工作就无力完成了。
明清易代时，众土司以自保为主，在清初实力大增。三藩之乱之初，吴三桂进展顺利，不少土司响应吴三桂起兵，威胁到中央政府的权威。
康熙统治稳定后，在明朝基础上继续推进改土归流，直到雍正时期，才终于基本成功，而彻底废除土司制度，则要延续到近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