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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少有的暴躁胖子
1950年12月20日，一代民国文史界的暴躁胖子傅斯年与世长辞了。
他的死亡方式在今天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他是开会时被人活活“气死”的。
有人说，傅斯年是民国知识界“最强嘴炮”，斥责贪官污吏，怒骂人间不平事；有人说，傅斯年相当有才学，但他不够专一；还有人说，傅斯年是近代少有的卓越学者，心怀正义，但把他的才华用错了地方。
笔者倒是认为，傅斯年是个有才华的可怜人。
或许在他去世前的一刹那，他的思绪又回到了30多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一眼望不到头的游行队伍，遮天蔽日的横幅传单，那是傅斯年最为意气风发的岁月。
那年，他23岁。
肥胖的傅斯年手持大旗走在最前面，十分显眼，他时而怒目圆瞪，时而坚毅直视。这胖子号召力极大，他说走，整个游行队伍就走；他喊停，大家就都得停下来。
最后，北洋政府被迫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两大卖国贼的职务，曹汝霖的家被烧了，章宗祥更惨，被一群学生殴打，差点没逃出来。
这都是傅斯年这个暴躁胖子让大家干的，因为他是“五四运动”总指挥。
而且，他还是山东人，与曹章二人不共戴天。
傅斯年在北大时就是一枚妥妥的“超级学霸”，任何考试都是第一名，威望和号召力甚至高过了北大校领导。
当时的北大是什么氛围？学生要是不满意老师，可以直接把他赶走，不管这人地位多高，学问多深。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学贯中西的学界耆宿辜鸿铭不差点也被赶走吗？
小说家沈从文第一次登台上课时，被众多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吓住了，竟在讲台上呆呆站了好几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却只用了10分钟就讲完了。面对一脸懵的学生，无奈的沈从文在黑板上写：
“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这事儿传到胡适耳中，他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胡适26岁能在北大站稳脚跟，除了校长蔡元培的支持，和傅斯年的认可也是分不开的。
“这个人（胡适）虽然读书不多，但是你们不要闹，他的方向是对的。”
简单一句话，就让胡适在北大课堂上再也没被学生轰下台。
国民党的兵工一把手俞大维，年轻时聪明绝顶，本来这辈子是想搞文史的，可跟傅斯年结识后直接就弃文学理了，人家问他原因，他答：“文史圈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无出头之日了。”
要知道，俞大维当年留学德国时可是和陈寅恪齐名的，这么一个人居然生生被傅斯年劝退文史圈。
傅斯年北大毕业后又去英国、德国留了整整7年学，期间学过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甚至还学过当时十分新颖的相对论和量子论。
都说傅斯年是文科天才，但其实他是个兼修文理，学贯中西之人。
之所以干历史，纯粹是因为兴趣。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傅斯年读了这么多学科，竟连一个洋学位也没拿到。
不是他拿不到，而是他毕业前就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了，这位傅先生明显认为国内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他去做，比国外的什么劳什子学位证要重要得多。
但纵观民国知识界，无人敢小看傅斯年的才华。
傅斯年在广州做过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
傅斯年主持史语所22年，几乎招募了当时全中国一流的学者，比如陈寅恪、赵元任等人。傅斯年不仅提出了全新的历史学观点，还带着一群大师搞起了考古事业，挖掘了城子崖遗址和安阳殷墟遗址。
那时的中国满目疮痍，自然没那么多闲钱给傅胖子玩考古，但他却总能从政府大员那里要来经费，一手支撑起了史语所的全部资金。
傅斯年的本事就在于，别人要不来的钱他能要来，别人搞不定的事他能搞定。
正因如此，这个年轻人很受那帮老先生的拥护。
如果傅斯年就这样一辈子潜心考古，钻研学问，也不至于是那么一个结局。
迂腐文人还是“正义嘴炮”？
傅斯年在国民党内地位有多高？
1949年7月28日，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去过一次台湾，当时在松山机场会客室，蒋介石坐沙发，已经是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坐在他旁边。
傅斯年的坐姿比老蒋随意得多，边翘二郎腿边抽烟斗，嘴里还不停地跟蒋介石讲话。
蒋介石讨厌烟味，从不允许下属在他面前抽烟，但对傅斯年，蒋介石却容忍了。
在国民党内，比傅斯年牛的人有，比他狂的人有，比他脾气暴躁的人也有，但老傅的特别之处在于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自己的暴脾气。
他骂过孔祥熙，骂过宋子文，骂过日寇汉奸，因为西安事变骂过张学良，因为西南联大闹学潮死了人骂过昆明官员。更狠的是，他还骂过自己的先祖傅以渐——本是明朝文人却当了清朝第一位状元。
傅胖子怼天怼地，骂东骂西，唯独没骂过蒋介石。
此人虽是个见人不爽就开骂的“傅大炮”，但骨子里却是个“忠君爱国”的传统文人。
他要忠的“君”，自然就是蒋介石。
因此，傅斯年对共产党一直怀有偏见。
和胡适、陈布雷等人一样，傅斯年也是蒋介石身边的“常备文人”之一。
傅斯年和胡适相差五岁，两人亦师亦友，志趣相投。傅斯年欣赏胡适的才华，胡适感谢傅斯年当初的支持，称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也是最能办事的人”。
但这种评价仅在老傅的为人处世上，政治上却行不通。
在北大求学时，傅斯年和当时还是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也有过争执。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总指挥，又是个“学霸”，当然恃才傲物，估计瞧不上这位湖南学子。
但他肯定想不到，这个高大的湖南小伙子竟能把国民党逼得困守孤岛。
毛泽东在1936年对埃德加·斯诺回忆过傅斯年：
“我曾经试图同他们（傅斯年等人）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这场争论后20多年的1945年7月，傅斯年、黄炎培等5人飞赴延安，与共产党洽谈国共合作事宜。期间，傅斯年和毛泽东又单独聊了一夜。
显然也没聊出什么结果。
直到后来逃往台湾，傅斯年仍然认为台湾是中华文化的“根据地”。虽然他在知识界崇尚自由，但政治上还是继承了文人那套迂腐，他认为引领中国的应该是掌握了所谓“正统文化”的党派，而不是让西方马克思主义“侵蚀”中国的共产党。
这种对政治本质上的误解，让傅斯年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
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访华，民国几大文豪盛情款待，唯独傅斯年用一篇洋洋洒洒的《我对萧伯纳的看法》大放“嘴炮”，将萧伯纳说成是“一无是处，彻头彻尾的骗子”。
大家还以为他和萧伯纳有仇。
然而并没有。
只因萧伯纳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来中国之前途径苏联，还去拜访了高尔基。
傅斯年恰好是“一遇社会主义便开骂”，仅此而已。
在共产党眼里，这简直是跳梁小丑般的行为。
诚然，那场和毛泽东多年前在北大的争论，似乎已经注定了他和共产党无缘。
共产党虽说爱惜人才，但绝不会强人所难，所以也就由他去了。
但傅斯年只是一介书生，即便“口才”再好，又怎能改变旧中国的漫漫长夜？
“最强嘴炮”扳倒民国两任财政部长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蒋介石紧急往香港派飞机，欲将一批重要人物接到重庆。
这些人包括何香凝、茅盾、陈济棠、胡政之等各界社会名流，正当最后一班飞机在香港降落时，机场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
那个混世魔王孔二小姐孔令伟来了。
孔令伟是孔祥熙的二女儿，平时都以男装示人，性格也像男人一般嚣张跋扈。
这位孔二小姐有多混？她曾在南京街头开枪打死警察，在重庆开车撞死过执勤士兵，和“云南王”龙云的儿子在街头上演过“枪战片”，还仗着她爹是财政部长大发国难财......孔令伟做事从不考虑后果，反正出了事有爹妈和小姨帮忙摆平。
孔令伟一出现，大家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因为这姑奶奶今儿是穿着一身军装来的，后面跟着一大群保姆随从，还有足足42个行李箱。
这一看就知道是过来找茬抢飞机的。
要是有人上去劝说，那纯粹是不要命了。
最后，孔令伟将自己的保姆随从甚至7条宠物狗都安排上了飞机，留下一群大人物对着已经起飞的飞机干瞪眼。
飞机降落在重庆机场后，众多接机人员和新闻记者准备迎候各界名人时，却只看到了孔二小姐和她那几条洋狗。
所有人脑海里就一句话：“那么多社会名流居然不如孔祥熙女儿的狗？”
众目睽睽之下，这回孔二小姐的篓子可捅大了。
随即，便是轰轰烈烈的“倒孔运动”，百姓民怨滔天，学生游行更是一波接着一波。
这种事情怎能少得了“最强嘴炮”傅斯年？他早就看孔祥熙不顺眼了：
“国宝级的大师，被迫给高官的家眷和洋狗让位，当杀孔祥熙以谢天下！”
蒋介石碍着媳妇和连襟的情面，也拿这个混蛋侄女没办法，毕竟，宋孔两家都是他的“钱袋子”。
傅斯年不罢休，写了个严惩孔祥熙父女的提案就上呈了参议会，他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什么狗屁宋家孔家他根本就不带怕的。
老蒋急了，他这人最怕丑闻缠身，便唤来胡适和陈布雷去当说客。
可不管二人如何劝说，傅斯年就是毫不松口。
蒋介石明白了，傅胖子这次是玩儿真的，便亲自去劝：“先生可信任我？”
傅答：“当然信任。”
蒋介石说：“既然信任我，也该信我所用的人。”
傅斯年急忙摆手：“委员长，你就是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老蒋碰了一鼻子灰，指挥千军万马的他拿这帮文人着实没办法。
如果是下属和百姓，老蒋可以恐吓威逼，但恐吓威逼这帮文人，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那之后，孔祥熙光荣下岗了。宋子文接替了他的职务，成为新一任财政部长。
后来发现，宋子文比孔祥熙还要过分。
这是当然的，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宋子文则是蒋介石的亲大舅哥，这关系又近了一层。
所以，这民国败就败在四个字上——家国不分。
看着比起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宋子文，傅斯年又放了“嘴炮”大招，连上三篇檄文痛骂宋子文，搞得全国沸沸扬扬。
随后，宋子文也下台了。
在那之后，有人给他写信道：
“先生说了我们不敢说的话，真君子也！”
但傅斯年除了用嘴巴和文采“打抱不平”，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
相比于其他民国大家，除了个别论文影响极大之外，“傅胖子”几乎没怎么专著，因为他的抱负不在于此。
民国文人要么像梁思成、林徽因一样专心做学问，要么像陈布雷、胡适那样迈入政坛，但傅斯年却介于二者之间，他又做学问又考古又办杂志还经常怼人，虽然有些建树但没出过特别厉害的成绩，却得罪了不少人。
傅斯年丝毫不在乎，比起在书斋里深耕苦读，他更看重文人之气节，想做些实事。他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但老蒋却邀请他当官。
1946年，蒋介石与陈布雷商量，在“国府委员”中把傅斯年的名字加上去。
这一招可谓“用心良苦”，老蒋想让傅胖子亲身体验一下官场掣肘之苦，别动不动就痛斥政府，当官的也不容易。
但任凭说客磨破了嘴皮子，傅斯年就是不肯做官。
自古以来，具备“傲骨”的文人出来做官无非三种结局：
要么是不齿朝廷腐败风气，最后愤而辞官归隐田园；要么是胸中虽有正气却不得不对官场规则逆来顺受，只因舍不得那顶乌纱帽；这第三种结局嘛......估计跟明朝的方孝孺差不多。
这三种结局，显然都不是傅斯年想要的。
他想学魏征，但蒋介石并非李世民；他也想学陶渊明，却又不愿甘守清贫。于是他只想当个“嘴炮”，以他自己的方式道尽世间不平事，打着“文人风骨”的招牌抨击当朝者。
正因傅斯年从未质疑过蒋介石的“正统地位”，所以他料定蒋介石只会把自己当海瑞，不会让他做方孝孺，甚至会认为自己是苦口婆心。
虽然迂腐了点，但蒋介石倒还蛮欣赏这人的。
想做实事却不愿参政议政，这不免让人觉得傅斯年是在说空话。
从整顿风气到猝死
抗战胜利后，百废俱兴的北京大学再一次掀起了激烈的派系斗争，遍地都是奴化青年。后来一商量，决定让那个“怼王”傅胖子担任北大代理校长整顿校风。
老傅果然不负众望，上去就是一针见血：首先把那些伪教员赶出北大！
所谓“伪教员”，就是在北平沦陷时期还在北大教书的教员。
那些伪教员们一个个慌了，连孔祥熙和宋子文都被这胖子扳倒了，他们能有什么办法？结果，就连鲁迅他哥周作人也被赶出了北大。
傅斯年称：“我只想给北大留个净土。”
后来去了台湾也一样。
在台湾高校人满为患，学生运动层出不穷之际，傅斯年再次挺身而出，接下了台湾大学校长这个如坐针毡的职务。
那时台大风气很差，很多达官贵人都想托关系把子女送进来读书，但傅斯年刚上任就压住了这股不良风气，谁说情都没用。
傅斯年整顿台大校风，总之就三条：
混吃等死的教职工，开除；
学术水平不达标的学生，开除；
不清正廉洁的教职工，同样开除。
这几轮整顿下来，让傅斯年刚到台湾就得罪了不少人。
矛盾激化之后，台湾大学和师范学院爆发了学潮，军警赶去镇压之前，傅斯年对警备司令彭孟缉放话：
“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就因为这句话，台湾军警直到如今都不敢进台大校园。台大学生更是五体投地，皆曰：“傅校长真乃大丈夫！”
但并不意味着没人对他怀恨在心。
1950年12月20日的一场教育行政会议上，一位外号“郭大炮”的参议员指责台大歧视台籍教授和台湾原住民学生，还污蔑校长傅斯年私吞教育经费。
傅斯年哪能忍受如此羞辱？冲上讲台就对那个参议员严加驳斥。
傅斯年骂完后仍旧怒气未消，刚回到座位时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一旁的陈雪屏赶紧上前搀扶，但傅斯年还是倒在了地上，很快便没了气息。
民国一代“风骨文人”就这样以猝死结束了一生。
这种死法，断然不是傅斯年想要的。
以他的志向，断然要死得像那些不畏强权的刚毅文人一般壮烈，却忘了他肥胖身躯引发的高血压已经不能让他再生这么大气了。
他可以为了保护学生挺身而出，却连几句恶言恶语都容不下，真令人唏嘘不已。
这样的“大丈夫”怕有些名不副实。
傅斯年死后，台湾媒体发布讣告曰：“傅斯年先生气死了。”这令台大学生怒不可遏，要求当局严惩气死傅校长的凶手。
媒体哭笑不得，原来他们说的是“傅斯年先生弃世了”，是这帮学生听错了。
其实，这两者并无本质区别。
傅斯年的死让胡适很悲伤，当即为他写了一篇悼词，称傅斯年是“世间最稀有的天才”。
接下来，胡适还用了12个“最”字形容这位相识多年的小老弟。
笔者在想，若用胡适倡导的大白话当众朗读这“十三之最”，会不会听起来有些怪怪的？
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前一天还因为赶稿子熬了夜，当时妻子心疼他催他去休息，傅斯年却连连摆手：“我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办的《大陆杂志》赶文章呢！这稿费很重要。”
第二天开会前，董作宾突然同意给他预支一部分稿费，傅斯年大喜：“这笔稿费一半留做家用，另一半得给我做条棉裤，太冷了！”
堂堂文史大师，去世前一天竟还在为生计发愁，真令人唏嘘不已。
殊不知，傅斯年去世前几年，家里的条件已经很差了，他高血压和胆结石的病情不容乐观，但拿不出钱来医治，裤子也变得又肥又大。
当老傅在寒冬腊月于灯下赶稿时，连身上的棉衣都是破旧的。
按理说，傅斯年一个民国时的顶尖知识分子，既当过北大教授又当过台大教授，应该颇有家资才对，为什么晚年会如此凄凉？
原来，傅斯年把自己薪水的大部分都资助给了学生，妻子还责怪他“充富豪”。
如果单论教书育人之风，傅先生堪称模范。
这也难怪学生们得知傅先生被“气死”时会有那么大的反应。
傅斯年其实是个可怜人
傅斯年才华横溢，但在学术上没出过什么特别有名的著作。他认为文人应多做实事 ，但又“自命清高”不愿做官，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一介文人若无权无势，又如何能办实事呢？
因为对共产党存在偏见，傅斯年在抗战时还提了个“拥蒋反共”的建议。也就是说，他既赞成“反共”又赞成抗日。
这就更荒谬了，难道蒋介石要一边打日本人又一边打中国人？这种馊主意老蒋会听才怪！
况且，抗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责任，国共还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傅斯年相当于在大敌当前之时挑起国共内部矛盾，此种行为令人不齿。
这样就会让人觉得，傅斯年“反共”是真，抗日只不过是掩饰而已。
傅斯年将才华用错了地方，本是文史专业出身，却不好好潜心学问，偏偏要时不时地在政治边缘游走，做些啼笑皆非，而又自相矛盾的事情。
可傅斯年常年游走于文坛政客之间，时有惊人之举，也得罪过不少人，但他在政界一无背景，二无实权，何以明哲保身呢？
当然是用他的“嘴炮”了！再有就是中国历朝领导人对读书人的敬畏。
傅斯年甘愿一生在野拒不从仕，无非是想以犀利语言抨击执政者的私心，热衷于充当社会之喉舌道尽世间不平事，所谓“手捧圣贤书，痛骂当朝者”，以为这样就可挽救国家危难，实则大谬也。
老蒋一次又一次忍让老傅，不仅让他当了台大校长，还允许他在自己面前抽烟。这并不是因为老蒋真的心怀大度，而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他蒋某人是个“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卓越领导人”，从而捞取政治资本。
因为忍受不了怒骂而杀文人忠臣，这是商纣王都没做过的事情。
除非老蒋这个委员长不想干了，否则他才没这么傻，像傅斯年这种“嘴炮”，刚好可以为老蒋所用。
这就好比当年魏征在唐太宗面前犯颜直谏，唐太宗不仅不怒，反而大加赞赏；好比包拯直言宋仁宗赵祯的过失，甚至将口水都喷在了赵祯脸上，他也就用毛巾擦擦脸，让包拯继续说；也好比海瑞上了“天下第一疏”痛骂嘉靖，嘉靖不仅没把海瑞怎么样，他的儿子隆庆帝还对其委以重任。
无疑，历史上敢于坦言直谏的臣子，与其说他们维护了文人“风骨”，倒不如说他们成就了统治者的威望。
同时，统治者还借此赢得了天下士子之心。
傅斯年在老蒋那里，起的就是这么个作用。
老蒋身边的文人，陈布雷、胡适就好比张居正，傅斯年就好比海瑞，他既需要陈布雷、胡适在读书人面前充当自己的代言人，也需要傅斯年这种敢于抗上的“直臣”，他们都是老蒋树立自己“光辉形象”的政治工具。
这没有什么对错，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角色，正所谓“云在青天水在瓶”。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任凭傅斯年如何怼天怼地，几乎没遭到过社会的“毒打”。
甚至为了老傅，老蒋不惜罢免自己的连襟和大舅哥。
傅斯年的政治理念不被共产党接受，却成了蒋介石捞取政治资本、稳定天下士子的工具，终究还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诚然，蒋先生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而傅斯年本人呢？却成了个在文人与政治家夹缝中的可怜人。
对他，毛泽东也只能以一首诗相赠：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用此诗自谦，称自己读的书没有傅斯年多，因为傅斯年回忆起“五四运动”之时，曾把国民党比作陈胜、吴广，“五四运动”就是推翻旧政权的“大泽乡起义”，而把毛泽东率领的共产党比作项羽、刘邦。
有人说毛主席很满意傅斯年的比喻，故而以此诗相赠。
不过笔者倒是认为，这首诗言下之意应不止于此，挺耐人寻味的。
傅斯年一辈子以自己的“直爽性格”和“言语犀利”所骄傲，但当他因过于激动导致血压飙升而猝死，甚至连自己亲儿子都没回来奔丧时，或许在天之灵会觉得，自己才是个可怜人吧。
诚然，傅斯年的才华只在于诗文史学，华采章句，而对家国天下、救国救民之法不甚了解，以为靠着自己的犀利文风和辛辣抨击就可救万民于水火，实在是牵强得很。
傅斯年没能逃脱中国自古以来文人都有的特点，学识渊博、豪放洒脱，思想带点迂腐，不过不极端。
然而，傅先生纵然是怼天怼地，豪情万丈，终究没能扛过命运的定数。
或许他弃世前，应会有这样一幅场景：
过往的一切，犹如放电影一样在傅斯年脑海里闪过，突然停在了他和同学们在天安门举行“五四”游行的那一帧，看着23岁时满腔热血而又意气风发的自己，傅斯年笑了，随即与世长辞。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