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1859年）的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是晚清对列强一次难得的胜利，它发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1856年，英法分别以“亚罗号”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出兵中国。在1858年5月20日攻占大沽口炮台。
大沽口是京津门户，炮台一下，清军全线溃败，英法联军几乎未遭抵抗就在6天后兵临天津城下，6月22日和6月27日，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并没满足英法胃口，一年后，英法借换约机会再次挑起战争，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由此爆发。
英法联军共计出动11艘舰艇，掩护1160余陆战队登陆，计划迅速夺取炮台后，同上次一样长驱直入。
要知道，在一年多以前的第一次大沽口之战里，英法联军可是仅仅花了2个多小时就占领炮台，打得清军落花流水，自身只付出10余人阵亡的代价。
孰知战役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从下午3时第一炮打响起激战到第二天午夜，联军付出94人阵亡，369人受伤，舰艇被击沉4艘，重伤5艘，并有2艘被俘虏的巨大代价，结果却是大败亏输，非但没能占领大沽口，反而被在水陆两线都被清军击溃，一路逃到杭州湾，清军则仅有32人伤亡，交换比超过1:10。
战争结果倒了个，清军仿佛列强附体，不可一世的英法联军成了煨灶猫。
啥原因，让外战外行的清军突然雄起，击败称雄世界的老牌列强。
归结起来有两句话：清朝的重视、英法的轻敌。
清朝的重视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清军脆败，让咸丰皇帝下决心整顿大沽口防务，毕竟京津门户之地能让敌军随心所欲登陆，哪个王朝也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挑选哪位大臣负责是个问题，挑来选去，咸丰把目光落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身上。
为什么选僧格林沁，一是他根正苗红，出生于蒙古科尔沁旗，1825年西风科尔沁札萨克罗郡王爵。大清皇帝既是蒙古大汗，皇室又长期与蒙古通婚，算得上是一家人。
这时清朝的宗室子弟已几乎挑不出什么像样的人才，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琦善、奕山、奕经等让朝廷大失所望，僧格林沁在八旗子弟中已经出类拔萃。
二是即使放到满汉官员里挑，这位亲王也算得上能力出众。僧格林沁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屡立功勋，大败林凤祥、李开芳居功至伟。咸丰四年，僧格林庆已凭军功晋封“博多勒噶台亲王”，赐号“湍多巴图鲁”，威名震于海内。
如此，僧格林沁成为不二人选，履新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全面负责大沽口防务。
僧王是懂军事的人，一番察看下来，他不由得胆战心惊，大沽口炮台兵疲将弱，防御不修，如果敌军再次来袭，根本就无力抵挡。
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立即进行整顿，在地势较高的双港东西两岸修建了十三座炮台，配置了若干火炮，其中有六门重炮，两门重达12000斤，四门重10000斤。
大沽南北岸原有炮台已毁，僧王下令重修并加固，安装12000斤重炮两门，10000斤重炮六门，还有两门5000斤重炮。
这样设置，大沽和双港炮台可以互相呼应，比原来周密不少。
然后又增加兵力，把炮台守军人数从1600人增加到3000人，同时抽调关外八旗马队5000名作为机动力量，以充实守军防御。
有了兵和炮，还少不了训练，僧格林沁对训练要求严格，限期要求兵丁达到他要求的标准。并规定提督在每年二月到十月必须住在大沽，战时必须亲临前线。其他游击、都司、守备、千总等军官必须随营操防。
好不好看效果，实战之后，英法联军承认“中国人在瞄准射击和操炮方面已足以和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媲美”，这话多少有些过誉，但在大沽口一战中清军表现出来的战斗素质，确实是远超以往。
在实战中，还要看到指挥官的临场指挥能力。
咸丰皇帝为了不给英法进兵的口实，有“不要先开枪炮，以顾全大局”的禁令，这道命令如同一道紧箍咒扣在清军将士头上，第一次大沽口之战之所以脆败，各炮台不敢主动开火是原因之一。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人欺负到头上还要等着对方先开火，先手往就已失去了，对装备和兵员都不如对手的清军来说更是如此。第一次大沽口之战里，各炮台等英法军舰首先炮击后，才先后发炮抵御，但为时已晚。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就不同，僧王也曾先礼后兵，派人照会英法指挥官，要求他们遵照安排，在北塘登陆。但英法联军恃强拒绝，直接把舰艇开入内河，并开始破拆清军所设在河中的障碍。
要是等他们破拆完毕，瞄准炮台发炮后再行还击，先手早就没有了。
僧王当机立断，果断下令开炮，并调整炮位，集火敌军舰队司令贺布所在旗舰，几轮炮轰后，旗舰被击沉，贺布身受重伤，敌军舰队队形被打乱，败局已露，这正是兵法之中的“擒贼先擒王”。
即使司令受伤，联军也并不甘心失败，他们顶着炮火派出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企图拿下炮台扭转败局。
这时，统帅亲临前线就看到了实效，他亲自率领2000蒙古骑兵督战，在枪林弹雨中来回驰骋，军官们谁也不敢懈怠更不敢逃跑，军官卖力了，士兵也就愿效死力。
以往联军只要一冲锋，清军就大多失去了近战的勇气，丢下武器扭头就跑，这次不同了，在僧王督战下，官兵奋不顾身保卫炮台，哪怕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在激战中殉国，也不肯稍让，打得英法联军心惊胆战。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里，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称得上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一系列措施有效提振了大沽口的防御，打出一场对列强难得的完胜，无疑功勋卓著，值得肯定。
英法的轻敌
这次大沽口之战得以取胜，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英法联军自身，如果他们不是骄傲轻敌，未必就会落得如此惨败。
英法联合舰队拥有多艘巡洋舰，火力强大。但联军进攻时，大沽口炮台所在的白河口水位很浅，大中型军舰无法进入，因此英军只派出了11艘浅水军舰进攻。
这些军舰实际上是炮舰，都属于英国的克里米亚型，虽然级别有所不同，但其中最大的猎人号也只有1000多吨排水量，而其中9艘都是小型的克里米亚炮舰，排水量在二三百吨左右。
这些小型炮舰其实可以称之为炮艇，它们本身就是为克里米亚战争而设计的浅水炮艇，木质结构没有防护，主要目的是提供近岸火力支援，本来就不是用来与炮台对轰的，面对陆地炮台火力，只有在大中型战舰炮火掩护下才能有效生存。
法军则连炮舰都没派，派出的只是海军陆战队。
如果说仅派炮艇就敢于进攻严阵以待的炮台是因为条件所限，那么贺布少将的旗舰选择就可看出他的轻敌。他没有选择860吨的鸬鹚号或1042吨的猎人号作为旗舰，而是在“啄木鸟号”号上升起了他的司令旗。
“啄木鸟号”长32.3米，宽6.7米，是艘排水量仅为284吨的小炮艇，意味着一旦中弹就很可能遭受惨重损失。
贺布不管这些，6月25日凌晨，他乘坐着“啄木鸟号”一马当先，带领其他10艘炮舰闯进了白河口。
贺布或许是想趁着夜色掩护发动突然袭击，但清军已严阵以待不说，关键英法联军自己事先并不了解河口的水文条件，清军早已在河中布设了许多铁链、木桩等进行拦阻。
联军舰队只能停下破拆障碍物，行动早已被清军侦察到，炮台群在耐心等待着战机。
清除这些障碍花费了英法联军一上午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已有两艘炮艇搁浅。
僧格林沁还派出官员拿着照会去见贺布，劝说他们听从安排，从北塘登陆，但还是被拒绝。
此时的情况是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不先声夺人就先遭受伤亡，于是僧王下令“各营大小炮位，环轰炮击”。
首当其冲的是“啄木鸟号”，这艘小艇骄傲地位于队列最前方，悬挂着代表英国皇家海军“中国特遣队”总司令的“蓝色方形旗”。
这等于告诉守军：打我啊，你打我啊！
无须客气，两轮炮轰下来，南炮台上射出的一炮正中“啄木鸟号”，实心炮弹将舰长威廉·赫克托·拉森中尉当场打成两段。
清军将领调度炮台纷纷集火“啄木鸟号”，这艘小炮艇又连中几炮，另一发炮弹击毙了贺布身边的参谋麦肯纳上校，同时导致贺布受伤。
“啄木鸟”号已无法坚持，开始下沉，手下将贺布转移到“负鼠”号，但“负鼠”号又立即遭遇集火，桅杆被打断，贺布被倒塌的桅杆压断三根肋骨，当场陷入昏迷。
激战一昼夜，英军4艘炮舰被击沉，2艘搁浅被俘，其余5艘也都被击伤，阵亡93人阵亡，受伤368人。美军军舰本来在旁边观战，一看形势不妙，高喊着“血浓于水”跑来拉偏架，但炮弹不长眼，也付出了一死一伤的代价。
可见，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英法联军的失误在于司令贺布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清军会向去年一样一触即溃，骄傲轻敌的心理导致他遭遇大败。
大清获得了一场难得的大胜，如此来看，英法联军也不是不可战胜，只要清军战术得力，上下齐心，即使不说稳操胜券，也能给敌人造成不小伤亡，影响到他们下一步行动的决断。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固然扬眉吐气，但一年多后，胜负又告易手，一年前坚不可摧的大沽口炮台在1860年8月被英法联军轻易攻克。这次伤亡比又掉转过来，清军700余人战死，英法联军只有32人阵亡。
原因其实也是和第二次类似，上次获胜后的骄傲，加上对内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让清朝忽视了海口的防御。
英法联军则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出动了17000多人的军队，200多艘舰船，在北塘登陆后南攻大沽口炮台后路。
虽然政府和官员都提醒过僧格林沁防止敌人抄袭后路，但僧王骄傲地认为：
“北塘虽未设守，而左右系盐滩，北塘后路现有马队各营，该夷亦不能直抄炮台之后。夷兵果有三万，现在马步兵力，加之逐层布置，足资抵御”，既过高估计自己，又对北塘防御重视不够。导致了第三次大沽口之战的大败。
综合第二次鸦片战争来看，清军的装备和战斗能力确实不是英法联军对手，但如果能有强有力的将领正确领导，采取正确的战术，不至于败得如此不堪。
可惜，僧格林沁当时已是宗室里最拿得出手的将领，取胜之后仍不免轻敌。当然，对清朝来说，这时最严重的威胁不是英法，而是太平天国。前者要钱，后者要命，这是导致清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整体不堪一击的重要原因，也是三次大沽口之战先败后胜再大败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