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张学良在被幽禁五十年后，终于重获自由。
当时已经91岁高龄的他马上启程前往美国。
他对赵四小姐说：“我要去看一个人，你别跟着。”
而他到达美国旧金山后，对别人说的是：“我到纽约，是要去会会朋友，而且是个女朋友！”
旁人都惊讶不已，但了解张学良的人马上就猜到了这是何许人也。
张学良后来也说过：“于凤至是夫人，赵一荻是妻子，贝太太是女友，最爱的人在纽约。”
有熟悉的记者则说，“张学良之心爱之人，大多都排行第四，有朱四小姐，赵四小姐，后来又有了一位蒋四小姐！”
在纽约的便是这位“贝太太”，也就是这位“蒋四小姐”，蒋士云。
风流半生的张学良接触过无数女性，谱写了无数传奇故事，但人到暮年却仍然念念不忘的，或许还是这位名媛，温婉的江南女子，蒋士云。
现在关于蒋士云的记载并不多，百度上只能搜索到她是贝聿铭的继母、贝祖贻的第二任妻子，是曾经的“北京四美人”之一，只字未提张学良。
但他们自己心中都清楚，被埋藏的故事是多么曲折婉转，动人心魄。
蒋士云是典型的江南女子，她出生在现在的苏州，祖籍江苏吴县，家境小康。
她的家境虽算不上最好，却非常重视教育。
祖父经商，却让父亲在上海读书，后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顺利地在北洋政府当外交官。
蒋士云出生在这样的一个书香门第，自然从小受到熏陶，分外好学。
家人不但培养了她爱学习的习惯，也很注重培养她的思想。
蒋士云逐渐出落成一位有胆识、重情义的大家闺秀。
她10岁就离开家乡也前往上海求学，12岁来到北京，学习英语和法语，接触了在北京的外国人，进一步开阔了眼界，也意识到外面世界的广袤。
坊间传言，在蒋士云十二岁时就已经第一次见到了张学良。
那是1924年深冬的一个夜晚，意气风发的张学良出席朋友为母亲办的寿宴时，见到了还是个小姑娘的蒋士云。
那时，蒋士云就对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少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但张学良正值青春年少，流连花丛，追求者也宛如过江之鲫，又怎可能对才12岁的她青眼有加？
15岁那年，蒋士云短暂地返回故乡苏州，16岁她就又因为父亲工作来到了法国巴黎留学。
三年之后，蒋士云的父亲蒋履福从法国卸任，回到北京，蒋士云也随着父亲归来。
那时她已经出落得国色天香，倾国倾城，而且，当大家发现她不但有秀丽端庄的气质，而且还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时，就更为惊讶了。
也是这次归国，二人才正式相识了。
当时的张学良已经是东北军第三军团总司令，擅长结交朋友的他辗转认识了蒋士云的父亲蒋履福，因此与蒋士云有了真正的交集。
这次相见，张学良发现曾经略显羞涩腼腆的小女孩女大十八变，落落大方，不由也产生了兴趣，感到惊艳。
最难得的是她家庭条件优渥，却不因此懈怠，反而懂得抓住机会学习，提升自己，这种精神让张学良赞叹不已。
再次会面是在上海。
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在南京与蒋介石会面，处理完公务，二人抵达上海，出席了上海市长为他举办的宴会。
这次宴会，蒋士云一袭落落红裙，高贵典雅，惊艳四座。
张学良自然也移不开目光，与她攀谈起来。
这次会面，他们畅谈了许多见闻，当蒋士云谈起自己在北京求学、在欧洲留学的经历时，当蒋士云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谈笑自若时，张学良才真正意识到，她已经长大了，也能独当一面了。
他甚至有些惊讶和惭愧，因为二人能用英语谈论事情交流感情，但自己却不会说蒋士云同样擅长的法语，自己这个小小的不足让张学良更加钦佩蒋士云了。
在上海，虽然张学良并没有停留太久，但是短暂的几天内，他们频频赴宴，共同出席过好几场舞会和宴会，虽然谁都没有戳破这层关系，但是旁人也对他们心知肚明。
临别，张学良因为深深倾慕蒋士云的风度，以梅花比喻她，把一首《雪梅》送给她：“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闲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对张学良来说，生命中的几个女子都同样让人心动，他有蒋士云这朵高洁的、傲雪凌霜的梅花，也有自己妻子这抹晶莹剔透的雪。
蒋士云对他想表达的意思又何尝不是一清二楚？虽然看似是称赞自己的傲骨，其实也点醒自己他已有妻子，或许，自己也需要考虑清楚了。
张学良和许多女子都有过短暂的故事，经历得多了便也分不清自己是真情还是假意，但在蒋士云这里他却好心提醒了她，或许是出于尊重，或许也是难得认真起来。
张学良很快返回了东北，在沈阳忙于公务，暂时将这些儿女情长抛之脑后。
蒋士云却在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前往北平，向张学良表明心迹。
1931年2月，尚是隆冬时节，她启程了。
与此同时，蒋士云的父亲蒋履福在意大利使馆当临时代办，她的母亲也远在欧洲，二人对小女儿万分思念，也希望她能够到意大利来继续学业，同时如果要选择爱侣，目标也最好放在欧洲。
蒋士云在父母屡次来电催促之后，终于向他们说明了实情：自己还是希望留在国内，留在北平。
她还是难以割舍对张学良的一片情义，哪怕张学良已经有妻子，而自己不会有明媒正娶的名分。
那时的蒋士云觉得，不过是屈居于张学良的正妻之后，二人之间的真情才是最重要的，能与少帅朝夕相伴，对自己来说才是快乐的。
然而天不遂人愿，等到蒋士云真正抵达北平，她才意识到自己还是太天真了。
她满心期待能和张学良互诉衷肠，却发现——张学良此时不但有正妻于凤至，又有了一位“女秘书”赵一荻，且这位赵四小姐已经将为张学良生下孩子。
蒋士云猛然醒悟过来，自己和张学良不但永远不可能有结果，而且他们中间也不会有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感人故事，只会有一个接着一个的红颜知己。
她能忍受这样的生活吗？
答案是否定的。
虽然仍对张学良有着难以斩断的情思，蒋士云还是在这个春残花落的时节自己离开了北平，她决绝又坚定，虽然万分心痛，却仍然乘着游轮，远赴意大利了。
这段时间，她化心碎为动力，加倍努力地发奋读书，决意不再和张学良有联系。
张学良也只能在一些报刊上、在熟人的谈话里不时捕捉到关于蒋士云的只言片语了，或许失去的才是最好的，整个夏天，张学良经常想起蒋士云，不时会给她寄信。
但这些信件石沉大海，蒋士云从来没有回复。
一方面是她不想打扰张学良的生活，一方面是她自己也下定决心要迎接新生活了，不再需要过往的羁绊。
金秋时节，蒋士云为了散心在罗马旅行，邂逅了一位熟人。
他就是中央银行的总裁贝祖贻，贝聿铭的父亲。
贝祖贻的结发妻子已经去世了一段时间，他深感无法从悲伤中走出来，便来到欧洲散心消愁，恰巧也选择了罗马作为目的地。
因为蒋士云父亲工作的原因，二人在国内就已经见过几面，此次他乡遇故知难免要一起小酌几杯，谈谈过往。
这一交谈，二人就发现竟是同病相怜，不由生出些惺惺相惜之意。
很快，蒋士云就下定决心要嫁给贝祖贻。
但是蒋士云的父母都极力反对，因为当时蒋士云才二十岁出头正值青春年少，贝祖贻却已经年过不惑，二人相差二十岁。
且贝祖贻与前妻育有六个孩子，最年长的快要和蒋士云一样大了。
但是，蒋士云非常有主见也很固执，坚持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也尽力说服了父母。
1932年，春暖花开，蒋士云和贝祖贻回到上海成婚，消息传到了北平，张学良仅是派随从送去一份厚礼，并未出席婚礼。
而新婚之际的蒋士云也在关心着国家大事，也牵挂着前线的张学良。
当时她写信给张学良：“一定要尽其所能与敌抵抗，否则将军会留下千古骂名。”但张学良仍然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焦头烂额。
蒋士云却没有如旁人一般落井下石，而是写道：“汉卿，我希望有一天你能为了国土的完整，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这才是我们心中的少帅。”
她心中仍然为张学良保有了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她心系天下，对国家的命运满怀担忧。
然而历史风云变幻，凡人被裹挟其中，总难掌控自己的命运。
蒋士云成婚之后就留在了欧洲，张学良则在国内，二人很久没有见面，联系也淡了，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因为护送蒋介石，而一回到南京就被软禁。
蒋士云只身回国，在上海等各地奔走，和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一起尝试在国民党上层中疏通关系，多方奔走努力，也不在意旁人的闲言碎语。
但是她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张学良还是被送上军事法庭。
蒋士云听到这个消息，难掩落寞，她知道，这次张学良的命运，大概要滑向不可测的方向了。
已经有些心灰意冷的她央求丈夫贝祖贻帮忙，得到了一次审判旁听的机会，贝祖贻知道二人的关系，但是也信任妻子、尊重妻子，便由她去了。
审判全程，张学良都没有看台下一眼。
然而，当法官宣判张学良被判十年监禁后，他回过头望进蒋士云的眼睛，没有说一句话。
所有的喧闹在他们耳中都化为缄默，这场对望不需要语言，二人的心意彼此都已了然。
张学良被监禁后，蒋士云偶然得知了囚禁地点奉化，便尝试着去探望他。
贝祖贻仍然支持妻子，也尊敬张学良这个朋友，他们在疏通关系之后一起去探望了张学良。
这种探望其实不被允许，贝祖贻夫妇二人都冒着巨大的风险，这也让当时几乎已众叛亲离的张学良感动不已。
张学良越发意识到，蒋士云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重情义的女子，而贝祖贻也是一位君子，一位绅士，锦上添花不足贵，雪中送炭最难得，落魄时还牵挂着自己的，方是有真情。
1975年，蒋介石去世。
1980年，蒋士云又多方奔走，前往台湾见了张学良一面，请他吃了顿饭。
2年后，贝祖贻以90岁的高龄病逝，此时已经69岁的蒋士云一下觉得寂寞起来。
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贝蒋士云”，听着有些拗口，但为了纪念她已故的丈夫，也表明贝祖贻在她心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每当有记者采访她，采访结束后她都会递出自己写着“贝蒋士云”的名片，她的身份便尽在不言中。
她和贝祖贻成婚后，毕生只生育了一个女儿，女儿已经出嫁，在纽约一家书店工作，只有周末会到曼哈顿陪伴母亲。
他们在曼哈顿的豪宅实在是太大了，对蒋士云一个人来说，大得有些空旷。
但时间如流水，很快来到了1990年，张学良重获自由。
当时他也已经有91岁，自由的空气让他幸福得有些眩晕，然而他说的第一句话却是：“我要去看一个人，你别跟着！”
他要去见身在纽约的“女友”。
赵一荻马上明白了，纽约女友，只能是蒋士云，她也尊重张学良的选择，自己回到洛杉矶的儿子家中，由张学良去纽约。
张学良下榻在曼哈顿花园的豪宅里，看着同样已经饱经风霜的蒋士云，却觉得，岁月从不败美人。
二人谈了许久，都记起了已被岁月尘封许久的旧日时光，回忆起自己最好的年华，恍惚间彼此都仍是年轻时鲜衣怒马的模样。
张学良在纽约呆了三个月，这三个月，对他而言是自1937年以来最自由、畅快、无忧无虑的三个月。
甚至他的生活起居都由蒋士云代为安排。
她让张学良得以见到当年的部下，会面时难免又是一番追忆；她又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生日宴会，是5月30日的张学良“91岁暖寿活动”，邀请了许多华人，此后又在“中国城”参观举行了规模更大的正式庆典。
不与外人共处时，蒋士云就带着张学良游览异国的风情。
这五十年，张学良没有见到的事情太多了，他早已不是昔日那个对所有新闻都了如指掌的少帅了，好在有蒋士云的陪伴，用着三个月的时间帮他补课，带着他回顾错过的一切。
当然，张学良的到来对蒋士云来说何尝不也是一件好事？当人老去，拥有共同经历和记忆的人越来越少，能相互理解的人越来越少，能说上话的人也越来越少。
此时能有一位昔日恋人、知心好友前来，蒋士云当然会珍惜这次宝贵的机会，与他互相陪伴。
三个月的时间倏忽而逝，或许担心张学良的身体，或许是觉得虽然已经91岁，但张学良毕竟还是有妇之夫，赵一荻在1991年的6月把张学良接回了旧金山，辗转回到台湾。
赵一荻来接张学良时，二人虽然依依不舍，却都认为只是暂别，总归还会再次见面的，故离别也并无凄凄之意。
然而，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到二人生命的尽头，竟然真的再也没有见到彼此。
蒋士云后来回忆：当张学良还在台湾时，自己还能偶尔和他打一下电话。但是张学良不能往外打电话，很可能还是受到一定的控制。离开台湾之后，张学良和赵一荻移居夏威夷并定居，那时候就再也没法打电话了。
旁人解释说可能是年龄大了，不方便，别打扰了。
但是……蒋士云叹了口气：“我想，大概还是有人从中作梗吧。”
这样看来，那三个月的时光，或许真的是张学良此生最为自由的三个月了。
年轻时他公务缠身，就连垂垂老矣都仍有人管控，唯独与蒋士云一同的那三个月像偷来的时间一样快乐。
虽然再也没能听到张学良的声音，也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毕生都没有信仰的蒋士云却开始相信基督教，那三个月她陪伴张学良去做礼拜、听《圣经》，张学良走后她就也将基督教当作了暮年的追求。
与其说她是在信仰基督教，不如说，这也寄托了她对张学良深深的思念吧。
张学良在想念蒋士云时做过一首打油诗：“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虽不是英雄汉，却也好色似英雄！”
他自我解嘲说不过是好色，但心里清楚，人这一生能遇知己，是多么难得。
蒋士云也是一样。她的一生之所以传奇，并不是因为有了几个男人的垂青，而是因为她敢爱敢恨，敢于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
她爱张学良时，便大胆追求；看清楚二人关系，快刀斩乱麻，又坦然离开；她爱上了贝祖贻，就不顾家人劝阻也要嫁；哪怕已经古稀之年也要“再续前缘”，也是她的勇敢。
这样一位女子，他又怎能不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