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很多英雄人物总被雨打风吹去。
然而却有一人，从晚清、北洋直到民国，一直屹立中国政坛不倒，他就是号称“三朝元老”的许世英。
许世英曾一度出任民国期间的政府总理，虽然短短数月，但也足以说明他在中国政坛上地位之显赫。
屡败屡战的中国被欧洲列强视作“东亚病夫”，因而他们明里暗时都想要羞辱下中国人。
一次法国人邀请中国代表团成员观看脱衣舞表演，并且安排记者采访问其感受，想要让他们出丑。
未曾料到，沉着机智的许世英一番机智回答，不但摆脱了窘境，反而让外国人不得不佩服。
许世英出生于1873年，24岁时进入仕途，在清廷刑部任职。
后来因勤政能干，被调到新成立的巡警部任职，一直从事司法实践工作。
许世英曾被抽调到管理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因而对于外事工作也有所涉猎，对于外国人的行事风格和习惯较为熟悉。
会后，他们继续被清政府派赴欧洲，考察各国司法制度工作，这次公出时间长达十个月之久。
他们考察了当时现代化建设最早开始的美、英、法、德、俄等十个国家，回来后写出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可惜被已经是日落西山的清政府束之高阁。
当时在完成考察项目后，法国政府方面特意为他们举行了一个晚会，并且在晚会上还安排了一场脱衣舞表演。
那些清政府官员都是通过科举考上来的，受到的都是传统的儒学教育，非礼勿视的观念已是根深蒂固。
最重要的是这些外国接待人员，对他们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脸孔。
突然来这么一出脱衣舞，看似是要拉近彼此的关系，可实际上是想看他们出洋相，要羞辱中国人。
他们或是以手抚额，甚至有的用袍袖遮住了面孔，一时间现场极为怪异。
法国人笑着笑着，突然笑不下去了。
原来在一片袍袖中间，却有一张东方面孔一直在津津有味地看着表演，这个人就是许世英。
于是他们派出了自己的无冕之王记者，前来采访中国代表团成员对于脱衣舞有什么看法。
中国代表团成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无法说出口。
他顿了顿，又接着说道：当然这种舞蹈，会十分有利于贵国人口的增加。
记者被许世英的幽默镇住了，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心中一贯古板的中国人，居然能够说出这么诙谐的话语。
而许世英在这边，还对转不过弯来的随行人员进行了一通深入的分析。
外国人始终认为我们不够开放，因而这次就是专门设了这个局。
因而我们就要针锋相对、不卑不亢，让他们无处下口，那么我们就赢了。
他的话让一干同伴恍然大悟，从那以后，大家干什么都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大大方方、坦坦荡荡，让接触他们的外国都刮目相看。
其实这一点在许世英的生活里并不鲜见。
有一次，他和同为司法界名人王宠惠闲聊。
王宠惠可以说是个名副其实的老烟民，几乎手不离烟。
这次他就是慨叹自己吸的烟，都能烧掉好几栋房子再加上好几部汽车了。
言毕，两人用手拍着自己的大腿，相视大笑。
由此可见，许世英绝不是一个思想古板僵化的人，而是处世极为含蓄圆润，干什么都淡然自若、不卑不亢。
率领代表团赴欧美十国考察，可以说只是许世英在外交方面的试水。
然而1936年春，他却真正地跨入这个领域，而且担任的还是关键的驻日大使一职。
当时已经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法西斯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而蒋介石还一直信奉“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直想要避免与日本开战。
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与日本新任首相广田弘毅有过交往的许世英。
就这样，已经闲居上海的许世英被召到南京。
而他当时则是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两人当时经常在一起下棋、喝酒，私交不错。
蒋介石听完后，笑眯眯地表示“想请俊人先生出使日本。”
抵达东京入住当时使馆里的居所雪楼，随后许世英就会晤了日本首相广田弘毅，严肃地正告对方：
“予未习外交，不擅辞令，所知者公理与强权之分，强权固可逞一时，公理则永垂千古，理之所在，予必辩争到底。”
但是日本人也时刻想要羞辱中国人，一天，一个日本人假意向许世英请教唐诗“千寻铁索沉江底”的下一句。
许世英立即看出了日本人的阴险心理，因为下一句本该是“一片降蟠出石头”。
南京古称石头城，这是暗讽中国很快就会投降日本。
在许世英赴任大使之前，日本一直在中国使馆内派驻警卫班。
许世英对此极为反对，认为中国使馆被日本警卫所监视，失去了完整治外法权，平等外交无从谈起，便要求日本警卫班撤出。
1937年3月，许世英奉命回国述职，临行前在使馆举行话别茶会，他对宾客表示：“对于中国须尊重主权完整与平等”，表明其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立场。
在回国期间，他还曾拜访日本驻华大使川樾。
两人详谈后，许世英认为日本对中国领土有更大的图谋。
结果不到一个月，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许世英在密电中的担忧成为现实。
虽然中日战争爆发，但是许世英依然希望能够在外交上做最后的努力。
许世英书写“悬崖勒马”四字，分赠各报记者，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当时有记者称其为“苍凉悲壮而来”。
第二天，他同日本政府交涉，提出抗议，并要求日军停止战斗行为，撤退全部军队，进行外交谈判。
于是他急电国民政府，希望政府“励士气，顺人心，以定大计”，积极抗战图存。
当南京陷落发生大屠杀事件后，日本国内反华游行也是此起彼伏，日本警方通知中国使馆，为保安全应关闭大门。
于是，大门依旧开放，使馆照常办公。
当时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中，一批亲日派当了汉奸，许世英的同乡兼同事王揖唐就是其中的一员。
当时，王揖唐曾两次派人到中国驻日大使馆，劝许世英回北平担任伪职，这分明是邀许世英与其同流合污。
然而那位日本使者不死心，第二天再次来到使馆。
这次许世英面见了他，然后让他转告王揖唐：“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宜明大义，速即回头！”
日本人呆呆地看着许世英，好一会才表示“明白，明白”，鞠躬离去。
当许世杰清楚认识到“实际已无外交之可言”，眼见事不可为。
1938年1月20日，许世英满怀忧愤地启程回国，结束了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外交生涯。
许世英的本职工作是司法，清末他出任刑部司员时，曾经在5个月内协助办理800余个案件，因而在部内名噪一时，半年后就被上司推荐晋升为六品官员。
1912年7月，许世英出任民国政府司法总长。
他认为“为法官者，必学识、经验、道德三者具备，乃能保持法律之尊严，增长人民之幸福。”
他规划在全国设司法机构和监所2000家以上，确保五年内完成。
同时他还普遍任用法政毕业生，推行律师制度。
特别是全面废除旧式刑幕人员出任新政权司法官一事上，表现出与“旧中国”决裂的果断态度。
许世英毫不为之所动，而是再次饬令全国司法官厅，重申他废除刑幕人员的决心，表示：“南山可移，此案决不可改。”
虽然许世英一刀切的作法，有点用力过猛的感觉。
但也正是这种精神和决心，贴合了民国初年求新求变的浪潮，使得用“新”式司法改造“旧”社会具有了极大的“合理性”。
1914年5月，许世英被民国委任为福建省省长，他依然重视法制建设。
上任后，10天内批阅厦门百姓上访信件200余件，然后又受理了龙溪人民上访函300余件。
并且那些对于乱作为和不作为的当地官员，现场给予了必要的处罚。
许世英一生中坚持“清、慎、勤”三字律己律人，才确保了常游宦海而不翻船。
他一直坚持洁己奉公，不收钱，不任意妄为，吃苦耐劳，“顺正理行事，重多数利益”。
许世英生活极为朴素，晚年寄居香港生活，曾一度卖字为生，有人称他是“一袭布衣，一双皂鞋闯天下”。
许世英虽然最终在台北去世，然而在生前，他让自己的三儿子回到祖国大陆报效国家，可见那颗拳拳中国心依然不泯不灭。
文/蓝风烛尘
[1]名士趣闻轶事, 中新网-华文报摘,2013.04.28;
[2]毛吉康,许世英:民国末任驻日大使,世界知识,2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