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很多英雄人物总被雨打风吹去。
然而却有一人,从晚清、北洋直到民国,一直屹立中国政坛不倒,他就是号称“三朝元老”的许世英。
许世英曾一度出任民国期间的政府总理,虽然短短数月,但也足以说明他在中国政坛上地位之显赫。
屡败屡战的中国被欧洲列强视作“东亚病夫”,因而他们明里暗时都想要羞辱下中国人。
一次法国人邀请中国代表团成员观看脱衣舞表演,并且安排记者采访问其感受,想要让他们出丑。
未曾料到,沉着机智的许世英一番机智回答,不但摆脱了窘境,反而让外国人不得不佩服。
许世英出生于1873年,24岁时进入仕途,在清廷刑部任职。
后来因勤政能干,被调到新成立的巡警部任职,一直从事司法实践工作。
许世英曾被抽调到管理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因而对于外事工作也有所涉猎,对于外国人的行事风格和习惯较为熟悉。
会后,他们继续被清政府派赴欧洲,考察各国司法制度工作,这次公出时间长达十个月之久。
他们考察了当时现代化建设最早开始的美、英、法、德、俄等十个国家,回来后写出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可惜被已经是日落西山的清政府束之高阁。
当时在完成考察项目后,法国政府方面特意为他们举行了一个晚会,并且在晚会上还安排了一场脱衣舞表演。
那些清政府官员都是通过科举考上来的,受到的都是传统的儒学教育,非礼勿视的观念已是根深蒂固。
最重要的是这些外国接待人员,对他们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脸孔。
突然来这么一出脱衣舞,看似是要拉近彼此的关系,可实际上是想看他们出洋相,要羞辱中国人。
他们或是以手抚额,甚至有的用袍袖遮住了面孔,一时间现场极为怪异。
法国人笑着笑着,突然笑不下去了。
原来在一片袍袖中间,却有一张东方面孔一直在津津有味地看着表演,这个人就是许世英。
于是他们派出了自己的无冕之王记者,前来采访中国代表团成员对于脱衣舞有什么看法。
中国代表团成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无法说出口。
他顿了顿,又接着说道:当然这种舞蹈,会十分有利于贵国人口的增加。
记者被许世英的幽默镇住了,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心中一贯古板的中国人,居然能够说出这么诙谐的话语。
而许世英在这边,还对转不过弯来的随行人员进行了一通深入的分析。
外国人始终认为我们不够开放,因而这次就是专门设了这个局。
因而我们就要针锋相对、不卑不亢,让他们无处下口,那么我们就赢了。
他的话让一干同伴恍然大悟,从那以后,大家干什么都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大大方方、坦坦荡荡,让接触他们的外国都刮目相看。
其实这一点在许世英的生活里并不鲜见。
有一次,他和同为司法界名人王宠惠闲聊。
王宠惠可以说是个名副其实的老烟民,几乎手不离烟。
这次他就是慨叹自己吸的烟,都能烧掉好几栋房子再加上好几部汽车了。
言毕,两人用手拍着自己的大腿,相视大笑。
由此可见,许世英绝不是一个思想古板僵化的人,而是处世极为含蓄圆润,干什么都淡然自若、不卑不亢。
率领代表团赴欧美十国考察,可以说只是许世英在外交方面的试水。
然而1936年春,他却真正地跨入这个领域,而且担任的还是关键的驻日大使一职。
当时已经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法西斯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而蒋介石还一直信奉“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直想要避免与日本开战。
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与日本新任首相广田弘毅有过交往的许世英。
就这样,已经闲居上海的许世英被召到南京。
而他当时则是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两人当时经常在一起下棋、喝酒,私交不错。
蒋介石听完后,笑眯眯地表示“想请俊人先生出使日本。”
抵达东京入住当时使馆里的居所雪楼,随后许世英就会晤了日本首相广田弘毅,严肃地正告对方:
“予未习外交,不擅辞令,所知者公理与强权之分,强权固可逞一时,公理则永垂千古,理之所在,予必辩争到底。”
但是日本人也时刻想要羞辱中国人,一天,一个日本人假意向许世英请教唐诗“千寻铁索沉江底”的下一句。
许世英立即看出了日本人的阴险心理,因为下一句本该是“一片降蟠出石头”。
南京古称石头城,这是暗讽中国很快就会投降日本。
在许世英赴任大使之前,日本一直在中国使馆内派驻警卫班。
许世英对此极为反对,认为中国使馆被日本警卫所监视,失去了完整治外法权,平等外交无从谈起,便要求日本警卫班撤出。
1937年3月,许世英奉命回国述职,临行前在使馆举行话别茶会,他对宾客表示:“对于中国须尊重主权完整与平等”,表明其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立场。
在回国期间,他还曾拜访日本驻华大使川樾。
两人详谈后,许世英认为日本对中国领土有更大的图谋。
结果不到一个月,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许世英在密电中的担忧成为现实。
虽然中日战争爆发,但是许世英依然希望能够在外交上做最后的努力。
许世英书写“悬崖勒马”四字,分赠各报记者,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当时有记者称其为“苍凉悲壮而来”。
第二天,他同日本政府交涉,提出抗议,并要求日军停止战斗行为,撤退全部军队,进行外交谈判。
于是他急电国民政府,希望政府“励士气,顺人心,以定大计”,积极抗战图存。
当南京陷落发生大屠杀事件后,日本国内反华游行也是此起彼伏,日本警方通知中国使馆,为保安全应关闭大门。
于是,大门依旧开放,使馆照常办公。
当时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中,一批亲日派当了汉奸,许世英的同乡兼同事王揖唐就是其中的一员。
当时,王揖唐曾两次派人到中国驻日大使馆,劝许世英回北平担任伪职,这分明是邀许世英与其同流合污。
然而那位日本使者不死心,第二天再次来到使馆。
这次许世英面见了他,然后让他转告王揖唐:“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宜明大义,速即回头!”
日本人呆呆地看着许世英,好一会才表示“明白,明白”,鞠躬离去。
当许世杰清楚认识到“实际已无外交之可言”,眼见事不可为。
1938年1月20日,许世英满怀忧愤地启程回国,结束了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外交生涯。
许世英的本职工作是司法,清末他出任刑部司员时,曾经在5个月内协助办理800余个案件,因而在部内名噪一时,半年后就被上司推荐晋升为六品官员。
1912年7月,许世英出任民国政府司法总长。
他认为“为法官者,必学识、经验、道德三者具备,乃能保持法律之尊严,增长人民之幸福。”
他规划在全国设司法机构和监所2000家以上,确保五年内完成。
同时他还普遍任用法政毕业生,推行律师制度。
特别是全面废除旧式刑幕人员出任新政权司法官一事上,表现出与“旧中国”决裂的果断态度。
许世英毫不为之所动,而是再次饬令全国司法官厅,重申他废除刑幕人员的决心,表示:“南山可移,此案决不可改。”
虽然许世英一刀切的作法,有点用力过猛的感觉。
但也正是这种精神和决心,贴合了民国初年求新求变的浪潮,使得用“新”式司法改造“旧”社会具有了极大的“合理性”。
1914年5月,许世英被民国委任为福建省省长,他依然重视法制建设。
上任后,10天内批阅厦门百姓上访信件200余件,然后又受理了龙溪人民上访函300余件。
并且那些对于乱作为和不作为的当地官员,现场给予了必要的处罚。
许世英一生中坚持“清、慎、勤”三字律己律人,才确保了常游宦海而不翻船。
他一直坚持洁己奉公,不收钱,不任意妄为,吃苦耐劳,“顺正理行事,重多数利益”。
许世英生活极为朴素,晚年寄居香港生活,曾一度卖字为生,有人称他是“一袭布衣,一双皂鞋闯天下”。
许世英虽然最终在台北去世,然而在生前,他让自己的三儿子回到祖国大陆报效国家,可见那颗拳拳中国心依然不泯不灭。
文/蓝风烛尘
[1]名士趣闻轶事, 中新网-华文报摘,2013.04.28;
[2]毛吉康,许世英:民国末任驻日大使,世界知识,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