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黄兴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牛人，而杨度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人。有意思的是，这两个著名人物虽然政见上存在很大分歧，却成了肝胆相照的知交好友。
为什么说黄兴是近代牛人？
首当其冲的一点，就在于黄兴是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领导了黄花岗起义，创立了华兴会，又是中国同盟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因此民国时期人们就将黄兴与孙中山并称为“开国二杰”。
袁世凯一世奸雄，也对黄兴的“性质直，果于行事”大加赞赏，章士钊则感叹：“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章太炎更是对黄兴给予“无公乃无民国”的高度评价。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黄兴的书法和诗词都颇有造诣，备受时人称颂。
为什么说杨度是近代奇人呢？
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杨度人生的每一步几乎都踩在近代史最有象征意义的鼓点上——他年纪轻轻就考取秀才中过举，因缘际会参与“公车上书”，当过清朝的四品大员。他是一代名儒王闿运的得意弟子，“朋友圈”有无数大咖。他一心想做帝王之师，因此极力支持袁世凯称帝。然而后来的政治立场发生很大转变，又成为孙中山的支持者，晚年又从国民党员的身份转变成中共秘密党员……
在那个社会政治急剧变动的时代，杨度好像拥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总是能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关键点留下属于他个人的鲜明烙印。
很难想象，这两位成长道路、性格气质、思想观念、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民国名人，居然保持着极好的私交。
黄兴和杨度的交往，始于1902年，当时20岁的杨度与28岁的黄兴一同留学日本，成为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的学员。从那时起，黄杨二人开始交往，并一起成为《游学译编》杂志的创办人。
说起来，孙中山之所以能在日本结识黄兴，还有赖于杨度的引见。据章士钊所著的《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记载，杨度向孙中山介绍说，他有个“同里友”叫黄兴，是“当今奇男子”，“辅公无疑，请得介见”。
虽然杨度对于孙中山的政见并不认可，却成为孙、黄二人相识合作的重要桥梁之一，对于民国历史的演进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可是到了1906年底，革命派与改良派展开思想领域的大论战时，黄杨二人却分别站在了不同的阵营。
杨度作为典型的改良主义者，不认同革命派推翻清廷、推翻帝制的主张，而是在清贵族宗室子弟所办的《大同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鼓吹君主立宪，又由于思想上的名利之图，“取媚清廷”，创办《中国新报》，由此被清廷任命为“四品廪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黄兴则是坚定的革命者，在拒绝徐佛苏“调停”论战之后，奔走于大江南北，积极组织中华国民军南路军，并领军攻入钦州、廉州、上思，发起云南河口起义。
虽然二人就事论政各有主张，但私下里却仍是好朋友，并没有因为政治立场的迥异而导致友情的决裂。
在辛亥革命历史上，武昌起义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黄、杨二人从分到合的一个转折点。在此期间，杨度劝请袁世凯掌握清廷大权，黄兴则奋战在武汉三镇全力抗袁，将他们在政见上的分歧进一步放大了。
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后，黄兴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并作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誓师讨袁。而杨度在此期间的言和却与黄兴背道而驰，仍然沿着袁世凯专制独裁的道路走下去，其实质是拥袁以待禄位。
1916年黄兴逝世，他与杨度的友谊自然就到了尽头。从他们1902年相交至此，前后历时14年。这14年也正是辛亥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黄杨二人关系上的亲疏变化、言论和行为上的变化，恰好体现出整个时代的变化。
客观而言，黄杨二人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主要革命斗争目标的不同。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黄兴的看法和做法是基本正确的，而杨度的看法和做法多有谬误。
然而尽管两人在政见上存在较大分歧，却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私交，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不同意你的政见，但我们可以是好朋友。就像杨度在黄兴逝世时所撰写的挽联中所说的那样，“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又能做到“肝胆至今推挚友”，无论黄兴还是杨度，他们都展现出了真正的政治家的风度。
有意思的是，或许正是黄兴这位好友的影响下，杨度逐步认识到自己在政见上的错误，开始与孙中山合作，走上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道路，后来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