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清朝内忧外患，一方面由于欧洲列强的侵略，另一方面又是国内战争不断，所以导致了清朝人移民海外。在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和葡萄牙试图瓜分清朝之前，清朝正经受着政治的软弱和腐败、人口爆炸、地区派系斗争和经济动荡。当清朝和欧洲列强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在19世纪中期造成更大的不稳定时，清朝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世界范围移民。
19世纪列强如何打开清朝劳工市场？
18世纪后期，欧洲对清朝的兴趣始于茶叶。在17世纪，茶叶仍是只有欧洲精英才能够享用的奢侈品；到19世纪，茶成为英国人最喜爱的饮料，也是一种全国性的消遣方式。英国和欧洲消费者最渴望的茶叶和清朝瓷器只能到清朝购买。但欧洲贸易商受到清朝政府的严格控制，只允许在特定的通商口岸进行交易。
此外，清朝官方坚称，欧洲没有任何它所需要的东西。清朝皇帝乾隆在1793年写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曾有句名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随着欧洲消费者要求更多的茶叶和瓷器，欧洲商人开始担心对华贸易日益严重的不平衡。
英国商人发现鸦片是一种解决之法，他们开始非法从英属印度引入鸦片，以便在清朝的茶叶出口生意中获利。随着清朝对鸦片需求的增加，英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加。清朝试图结束鸦片贸易的努力导致了鸦片战争。英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胜利（1839年—1842年和1856年—1860年），迫使清朝开放数个南方港口进行国际贸易，这些港口包括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
这一戏剧性的经济结构调整后，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在广州兴起，珠江三角洲成为清朝最繁忙的国内和国际贸易中心之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发展成为英国太平洋经济扩张的中心。在英国的控制下，清朝的贸易和劳动力市场都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英国从此打开了清朝的劳工市场。由于海外劳工招募人和代理人蜂拥抵达清朝南方，跨太平洋的贸易网络扩大到包括了一个日益广阔的契约劳工和非契约劳工市场。
在清朝南部的广东和福建，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为大规模迁移奠定了基础。到1850年，清朝的人口从1700年的1.5亿增至4.5亿。19世纪初，似乎无休止的自然灾害席卷了清朝南方。干旱、风暴、台风、地震、瘟疫、洪水和饥荒都使清朝人付出了惨重代价。由于高税收以及对清政府的不满，导致了太平天国起义（1850年—1864年）。与此同时，清朝与西方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加重了当地农民的税收。
19世纪清朝劳工都去了哪些国家？
越来越多作为农民和劳工无法求生的清朝人开始离开家乡，前往广东等省较大的城市。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成了移民海外的第一块踏脚石，去往美洲的清朝人，有96%来自广东。在整个19世纪，也就是从1801年到1900年，估计有250万清朝人移民到东南亚、美国、夏威夷群岛、塔希提岛和西萨摩亚群岛，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西印度群岛、南美洲和非洲。到20世纪40年代，作为分布最广的亚洲移民群体，几乎所有大陆都有华人在工作和生活。
1847年，是清朝人作为苦力劳工抵达古巴的第一年。到1874年，有14.2万清朝人被带到古巴。从1849年到1874年，还有9万清朝人去了秘鲁。去往古巴的清朝契约劳工，从其招募与运输，以及在种植园中所遭受的剥削都非常野蛮可怕。与受英国殖民当局监管的南亚契约劳工不同，清朝的苦力劳工贸易基本上不受监管。清朝的苦力劳工被引入古巴的同时，黑人奴隶制度仍如火如荼地实行着（直到1886年才被废除），这意味着后者也极大地影响了前者的经历。
古巴的种植园主最初依靠的是"皇家发展和殖民委员会"，这是由祖鲁塔司家族领导的古巴最大的奴隶贸易公司，以确保清朝劳工的供给。清朝的苦力劳工贸易变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跨国生意，包括航运公司、劳工招募人、政府机构，以及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美国、荷兰和法国的银行皆涉足其中。这些国家同样是贩卖奴隶最多的国家。
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贩卖奴隶的利润非常巨大。根据《纽约先驱报》一名通讯记者在1872年的记录，一艘船将900名劳工带到了古巴，费用为5万美元，净赚40万美元。他指出："在非洲贸易最繁荣之时，也从未实现如此巨大的利润。
19世纪清朝劳工如何被诱骗去海外？
这些利润促使外国和清朝的招募者，利用欺骗和暴力来填满装载苦力劳工的船只。清朝的委员们调查古巴肆无忌惮的苦力劳工制度时得出结论，80%或90%的清朝劳工是被强迫去往古巴。契约劳工任新增（Ren Shinzen）写了一份长篇的请愿书，向委员们描述了古巴的招募者是如何"诡计多端，贪婪残忍。
古巴的船进入清朝，与当地的邪恶势力串通，这些人把稻草吹嘘成金条，并承诺去往那里的途径。郑阿谋（Cheng A-mou）和其他工作人员解释说，他们是被诱骗去澳门的，"这些人承诺提供在国外高工资的工作"。他们甚至被告知，"合同中规定的8年时间相当于清朝的4年"，届时他们便可获得自由了。
劳工招募人员还故意模糊工作的类型和清朝人即将前往的具体地点。例如，1852年3月21日，400名清朝人登上"罗伯特·布朗尼号"从厦门出发，这些人认为他们正前往美国旧金山这一希望的黄金之地。相反，他们抵达的目的地是秘鲁，在那里，他们作为苦力劳工在鸟粪岛工作。当这条消息在船上被披露时，船上的清朝人策动了一场哗变。船长、两名军官和四名船员被杀。清朝的叛乱者最终被抓获并接受审判。
葡萄牙控制的澳门是清朝苦力劳工贸易的主要中心。新招募的人员被送往这里，在等待出售给欧洲和美国船长的过程中被囚禁在猪圈中，清朝人则称其为"猪仔贸易"。一个这样的猪圈"就像一个奴隶禁闭营"，在120英尺长24英尺宽的面积里，聚集着500个快要窒息的男人。
这些清朝劳工胸前涂上或印上白色的字母，以表示他们将要去往的目的地。"C"指的是加利福尼亚，"P"指的是秘鲁，"S"指的是“三明治群岛”。被绑架、被欺骗和自愿的移民都被混杂在一起，有时很难将他们区分。在接下来的4~8个月里，他们缓慢地穿越太平洋，乘坐美国、英国、西班牙、荷兰、意大利和法国的船只前往美洲，这些船只通常都是人满为患的监狱。
19世纪清朝劳工如何受到残酷的虐待？
前往古巴的船只从清朝向西出发，穿过印度洋，绕过非洲好望角，然后穿越大西洋抵达古巴。前往秘鲁穿越太平洋的航程持续80~140天。为了控制乘客，特别是那些被绑架或被欺骗的乘客，他们通常会在"舱口之间设铁栅栏，船员和苦力劳工间建隔离墙，配备武装警卫，以及在舱口上装备加农炮"。
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清朝苦力劳工常常挤在一起，困在令人窒息的地方。他们经常被殴打和杀害。在将桓阿方（Huan A-fang）带到美国的旅途中，173名男子被铁链锁住，160名男子被扒光并被藤条鞭打。300人在陈阿生（Chen A-sheng）的船上被渴死。在刘阿圣（Liu A-san）的船上，20个男人为了逃离痛苦而跳海。
在26年的时间里，传闻在从欧洲和美国去往古巴的船上，大约有16400名，或三分之一清朝苦力劳工，死于身体暴力、自杀和口渴。清朝人开始称它们为"魔鬼船"，而其他人则称其为"浮动的棺材"。苦力劳工船上的死亡率与非洲奴隶船的死亡率相当，1590年—1699年，平均有20%的非洲奴隶死于途中。面对如此可怖的情况，暴动并不少见。1871年，"多洛雷斯·乌加特号"上的船员们对数百名清朝苦力劳工的暴动做出了回应，他们通过铁格栅向船舱射击。一场大火从甲板下开始蔓延。船长和他的船员乘救生艇弃船，但清朝乘客仍然被困在船舱里，他们要么窒息而死，要么被活活烧死。
一些幸存者设法挣扎到甲板上，当船燃烧时，他们跳入海中，有些人被渔民救了。在澳门登上这艘船的650名清朝苦力劳工中，只有50人幸存下来。据估计，在前往古巴、秘鲁和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过程中，大约有3000~4000名清朝劳工在暴动中死亡。
抵达哈瓦那后，清朝苦力被从船上带走并准备出售。苦力劳工“冼佐邦”后来回忆道："我们一到哈瓦那的售人屋，就被剪掉了辫子，衣服也被更换，并公开向人们兜售。不管这个人在清朝是什么身份，都将成为奴隶。
到1860年，清朝人已经成为古巴和秘鲁劳工稀缺问题的主要解决之途。古巴种植园主和劳工代理人想要的是劳工，而不是定居者，因此几乎只招收清朝男性。清朝文化的限制也不允许女性旅游或移民国外。这种性别失衡在政府人口统计中很明显。从1847年到1874年，女性占入境古巴的清朝人比例不到1%。1861年的古巴人口普查只记录了57名清朝女性，而清朝总人数为34807人。在秘鲁，从1847年到1874年，妇女在清朝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同样不到1%。
总之，因为苦役制度将众多的清朝劳工困入其网络之中，所以抵达古巴和秘鲁的清朝人在职业上非常多样化。最大的清朝苦力劳工群体（约20%）从事农业劳作，但也有数量可观的工匠、商人、企业主，甚至医生和政府雇员，都被带到了去往古巴的苦力劳工船上。他们大多是年轻人，大部分来自广东省，但也有一些儿童和部分成年人来自中部、北部和东部地区，如天津、河南和安徽。
参考文献：
《清朝移民史》
《纽约先驱报》
《清朝劳工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