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国的粮食储备每年都在增长，比如这次的疫情，虽然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令人兴奋的是，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大部分省份都没有动用粮食库的储备粮，所以疫情下的民众们不用囤积粮食。然而在清朝时期，灾害对灾民是毁灭性的，每当发生灾荒时，清朝老百姓家中无粮，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朝廷的粮食救济，这时候朝廷就要动用地方常平仓的粮食了。那么，在清朝灾荒时期，常平仓有何市场作用？灾荒期间仓谷如何进行跨省调运？
清朝灾荒时期，常平仓有何市场作用？
所谓“常平仓”，是指在我国古代时，朝廷为了调控粮食价格，同时为了备荒而设置的粮仓。尽管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清朝的地方仓储在救荒中所提供的赈济粮的份额已经开始缩小，但在1730年—1780年的大约半个世纪里，它们在救荒政策中肯定是一个重要措施。当然，即便是相对于中等规模的赈济需求来说，例如1743年—1744年的直隶赈济，常平仓储备从总量上说也不是很大的。
但是，以每日每个成人半升口粮计，每个州县5000—1.5万石米的储量，足以供给 3.3万—10万赤贫人口支持一个月。换句话说，在灾害较轻的情况下，仅靠常平仓就可以进行赈济，其实这就是常平仓的法定功能，而在灾荒严重的情况下，它们能够使灾民度过最危急的时刻，等待政府组织更充足的救援物资到来。
当然，如果要使它们保持正常履行功能的容量，就必须动用省库资金采买粮食来加以充实（常平仓资金只是靠借贷和平粜来自给的），这就使我们进入了政府粮食采购问题的讨论。
按规定，清朝常平仓的粮食储备首先是用于当地消费的，但它同时也是紧急情况下可利用的物资储备，可以在需要时从省内其他地区或者是省外，随时调运到指定地区。相对于直接采买来说，这种方法有双重好处。
①首先，它不受当时的市场形势所影响，当必须进行粮食调运时，这时的市场可能并不有利。②其次，它避免了由紧急的、大规模的粮食采办所导致的粮价上涨，因为常平仓谷的买补是在事后，以分散的方式进行的，而且是在市场价格低落的季节进行的。在这种利用方式下，常平仓既可以致力于较大规模的、地区性的赈济活动，而同时又不至于对周边市场造成较大影响。
从18世纪末期开始，清朝常平仓开始衰退
在清朝时期，常平仓的仓谷储存量波动很大。其原因部分是由于每年定期出售和秋季买补之间的数量变动；但除了这一点，人们肯定还会看到其他原因，比如由于仓储管理不善或持久的经济困难而造成的仓谷不足；甚至，由于丰收年景的超量购买而使仓谷溢额，这种仓谷溢额情况主要存在于雍正年间和乾隆早期。
从18世纪末期开始，清朝常平仓开始衰退，看来是趋向于管理的日益恶化，这种恶化的趋势被从州县到省级官府的层层哄骗瞒报而掩盖了，但当需要发放而仓谷已经空虚时，这种后果就暴露无遗了。
例如，1792年在直隶就是这样，这使得乾隆皇帝忧虑不已，担心多数省的常平仓是否也是"有名无实"。一年以后，清朝著名的“绍兴师爷”汪辉祖在他的书中表达了同样的关心：实买实贮，事原易行。自换斗移星，权归胥吏，而有名无实，窒碍多端。初犹藏价于库，终且库亦虚悬，而仓愈难言矣。一般来看，这些年里的所有文字资料都显示，让地方官府充实仓储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使是在年成较好的时候。
从嘉庆朝以后，越是接近1850年，清朝常平仓的衰废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公认的、而且最终成为一个不可逆的事实。1799年嘉庆皇帝的一个上谕称，“实贮在仓的米谷只有额贮数的十之二三”。到1817年，据称是"废弛日久，积弊相沿"。到了1831年，道光皇帝已经注意到了常平仓的毁坏状况，因而说道：是以各直省遇有偏灾，鲜有以拨放常平仓赈给为请者。大率动支藩库银两，易钱散给。《清朝续文献通考》中关于常平仓的奏疏和谕旨，那些痛惜这一制度的废弛，提出各种各样不那么切实的恢复措施的冗长的陈述，与《清朝文献通考》中对相应问题的议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清朝灾荒时期，地方粮仓的仓谷如何进行跨省调运？
文献资料中记载了几种跨省调运的经费负担方式。有时比较简单，数万石或数十万石粮食从某某省运往另一个省以供赈济，然后由捐赠省份自行采买补足仓谷。当拨运的赈灾粮食是用于平价出售时，粮价一般应返回给提供粮食的省份，这相当于一种省际间的借贷，部分经费是由受益地区的人口偿还的。粮食的运输一般由接纳省份负责。
不过，偿还责任由谁承担并不是统一规定的，总的来说，每次根据不同的运送方法，经费的支付方式有很大灵活性。例如，1756年，由于上年浙江遭遇水害，命令湖北动碾仓谷，向浙江拨运10万石大米以备平价出售。所用仓谷一半出自正规的常平仓贮谷，另一半出自"加贮谷"。"加贮谷"是专为协济邻省而储备的，湖北共存40万石。
这些米粮由湖北委派官员负责运送。湖北巡抚提议，买补仓谷可动用该省的正项岁入，而将拨运大米的售价返回给浙江。他还提议，设局把其余的"加贮谷"卖给浙江商人和官员。1779年，要求福建拨运仓谷，帮助浙江赈济。
这次所采用的是一种相当独特的方式，浙江官府鼓励商人自行前往福建，购买那里各府州的仓谷，运往杭州、湖州、嘉兴等粮食短缺地区，迅速平价出售。买价是由官府规定的，而且必须由购买者预先支付给浙江的地方官府，由官府发放执照；到福建各仓装运、碾米和运输的费用由商人负担；而到浙江后，对再次出售的价格似乎没有什么限制。
显然，利用常平仓储备进行大规模赈济或平抑价格，是依当时的条件而转移的，包括储粮的现实状况，运输费用的高低，特别是在水运系统不发达的地区。我们看到，有时有的省贮额达到100万石米。在农业生产力较高的省份，在那些有条件迅速补足仓谷，而且发生严重灾害的可能性较少的地方，要拿出10万石或者更多粮食来资助邻省并非难事，尽管这些省份的仓谷贮额较低。而在贫困省份，要拿出大量储备粮肯定存在较大风险，但有时也必须这样做，如在1720年的饥荒时期，动用陕西、甘肃仓谷136.4万石用于赈济。
频繁的省际调运证明了一些省常平仓贮额的增加是必要的——如1727年对浙江，1753年对湖北，1762年对奉天。在其他事例中，一些沿河州县的部分粮仓被留作专门贮存协济邻省的赈粮，如1786年和1790年在四川，官府利用年成丰收的机会，分别购买并贮存了30万石和50万石粮食。
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地方，可以迅速将粮食运往较远地区，这些地方也贮存着一些紧急储备粮。如1746年，台湾增加了40万石仓谷，当福建、广东的本地仓储不足时，可以调运这些仓谷以供急用。早在1705年，在河南省，考虑到洛阳位于数省之中的战略位置，决定在洛阳及其他沿黄河、洛河的10个州县，专门建仓积谷，仓谷来自该省1704年的漕粮，共存谷465682石。
这些仓谷主要是为山西、陕西赈济而储备的。以后又在河南的其他地方建立了"漕谷仓"，特别是在黄河以北各府州，如前述1744年自彰德、卫辉两府向直隶的粮食调运，显然出自这类仓储。前边还曾提到，"漕谷仓"的贮额，1748年为775153石，而1766年实际存谷641090石。1712年，在山东，决定沿运河各处留贮捐谷"数十万石"，以备邻省拨运。
数据显示，数量最多、次数最密集的调运是在1740年—1750年间。从1720年—1731年（从1731—1741年这个期间没有任何行动记载），有一些数字，1757年以后已经极为稀少，而在《清朝续文献通考》（1787年以后）中则没有任何记载。这些调运的数量，每个调出省份通常在5万石到20万石，最频繁出现的数字是10万石。
总之，在清朝1740年以前，这种调运总是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1740年以后，在这种活动最活跃的阶段，人们会发现，对一个受灾省份的救济总是会涉及多个省份。在1747年的山东大洪灾期间，除了其他方式的救济，山东还接受了来自直隶、江苏、安徽、河南的仓谷接济；1751年，对浙江温州、台州两府提供粮食救济的地方包括：福建、湖广、江苏和浙江其他各府；1752年，江苏北部遭受淮河、黄河的洪水灾害，救济粮来自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和山东。这些事例典型地表明了清朝常平仓谷的长距离利用，远至灾区的临界省份以外。参与仓谷调运的多数省份都位于水运系统的主要航线沿岸。
参考文献：
《荒政》
《灾荒辑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