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在考虑清朝人口迁移问题时，首先应区分两种模式：季节性人口迁移模式和与危机性人口迁移模式。危机性人口迁移通常是暂时性的。但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有时，一种生存危机会暂时加速正常情况下速度很慢、只有经过中长期才能显露出来的人口结构性迁移运动。这种长时期的人口迁移运动通常会导致人们从人口稠密地区向那些新开垦地区或经历了天灾人祸后正在重建的地区转移，其中一些迁移运动深刻地改变了清朝的移居模式。
清朝人口迁移的动机或是来自于移出地区，如清朝北方当游牧人口增加造成巨大压力的一些时期，或是来自于移入地区。后者的一个很好例证即长江中游（湖北、湖南）的冲积平原地区，明清战乱后水利工程的重建，成为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前期人口向这里迁移的强大吸引力，移入的人口有时来自相当遥远的地区。这一时期另一个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地区是四川。可以推测，每当人口输出地区经历严重的生存危机时，就会形成移民潮，并继续遵循同样的移动路线。
清朝人口分布图
清朝为何会出现“季节性”人口迁移？
然而，总的来说，到18世纪中期，清朝国内人口的分布已具有一定稳定性，至少在平原及三角洲地区是这样。那种长期的、不可逆的人口迁移趋势把人们引向边缘地区——如长江流域一些省份的边界山区，或西南边疆地区（云南、贵州），当时这些地方在继续接收新的人口。如果说中心地带之间的人口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已具有暂时性，那么，其运动轨迹常常表现为受另一种既存的、具有季节性的结构性迁移类型所决定。
其实，认为清朝农民被所谓地方性生产与消费平衡的自然经济制度束缚于土地的看法是错误的。在17世纪的战乱危机之后，清朝农奴制的奴役形式除少数残余外已不再存在；自耕农或长期租佃制的小农场已占绝大多数；到处都存在商业化与货币化的农民经济，尽管程度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并不总是把单一粮食作物种植视为保障其生存的最有效方式。
清朝农民示意图
还有许多其他机会，农民们可以选择对家庭最有利的结合方式，包括种植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从事手工业生产，以及外出佣工挣钱。后两个方面，特别是最后一个方面，引得部分劳动力定期离开其通常的活动中心，因为那些人口过多以致仅靠小块土地无法维生的农民家庭发现，让家庭里一个或更多壮劳力外出，在农忙季节到大农场帮工，或在任何季节到城市手工业或"服务业"中寻找工作，对家庭是有利的。
为了以这种方式增加家庭总收入，一些农民不得不远离家乡。虽然他们最主要的谋生出路是地方劳动市场，但还有证据表明，也存在着省内的或跨省的劳动市场。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市场所吸引的远方工人只是那些缺少土地的农业劳动力，这些人的谋生手段仅仅是他们随身携带的工具。
从《赈纪》中可见，1743年，清朝一些地方官由于没有阻止农民离乡外出而受到谴责，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成群外出是很正常的，特别是在直隶。顺应着农业的季节性安排，是他们可以到京城及一般城市里寻找工作的一个有利条件。清史记载，河间县和献县的许多贫苦农民在秋收结束并种植完冬作物后，即定期地关门闭户，举家外出；一些人到京城佣工，另一些在省内飘游流荡，随处打工；但当春天小麦返青时，所有人就都返回了家乡。
清朝农民示意图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清朝农村人口正常的迁移，这主要是季节性的迁移。通读《赈纪》，人们会有一个鲜明印象，即初期的危机仅仅是加速了这种类型的迁移，虽然在数量上要更大些。正是在这一点上，清朝人口流动对于朝廷政府控制饥荒的努力存在着潜在的威胁。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即清朝官员们为什么着魔似的执意要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农民人口的稳定。
很容易解释此时这种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正常的"季节性人口流动主要是人口中最贫困的部分，即没有或不租佃任何土地的农业劳动者、只有极少剩余产品以致在收获过后的农闲季节无法维生的小土地所有者和佃农，总之，是那些处于生存边缘的人们。一季歉收足以在一个季节里使这些人的数量增加10倍，并使流动人口数量同样增加10倍。起初，外出人口会像常规的季节性流动那样，遵循着与以往相同的路线，怀着同样的目的——觅食，但这一目的能否实现，要取决于他们能否较早、较迅速地采取行动，而这很可能会使劳动市场很快陷入困境。
清朝农民示意图
清朝为何会产生“危机性”人口迁移？
当时的地方官经常提到人们在感觉到饥荒的最初信号时，即由于恐慌而迅速逃离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危机性迁移的最突出场面之一。前边所说的直隶农民是在为下一季做好安排后才从容地离开家园的，与此不同，为了逃荒而外出者并不会等到看清灾情将如何发展，或至少看看是否会发生饥荒，而后再采取行动；仅仅是想像到冬天的困境就足以驱使他们早在官府确定是否"成灾"之前即慌忙离去。
例如，1743年，人们早在六月即"纷纷外出"，而当时正是农忙季节。这种转移往往从最贫困者开始，但如果灾害时间持续过长，所有阶层的人口都会相继追随其后，甚至是最富裕阶层，这些人最终也会由于单独留在被遗弃的村庄里而不再有安全感。
农业年度的不同阶段看来也规定着迁移模式。在夏季和秋季，除了城市，其他地方仍有机会找到工作，这时外出的人肯定多数是壮劳力。对于清朝当局来说，只要不过分超出常规的季节性模式，那么，这种模式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种迁移还不构成"难民"。
相比之下，在冬春季节，关于避免合户外出的告诫变得尤其频繁和紧迫，此时饥饿的人们大都起程外出，去寻求私人施舍或官方救济；而在受灾地区，由于饥荒的影响，成群结队的流民在乡间无目标地四处游荡。我们所听说的关于妇女和老人在严寒中漂泊，关于乞讨，关于被遗弃的儿童，关于沟渠里的尸体，以及其他类似的可怕情景，正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清朝难民逃荒示意图
虽然清朝官员们援引这些情景是为了强化其告诫，但它们并非只是惯用词语，而显然标志着流民的性质上的变化。在这一阶段，人们不会再把危机性流动当做是常规的季节性流动的加速或强化表现，它只有一个目的——出逃。
这些人口运动在地域范围上常常是局限于受灾地区，特别是当灾区范围太大时，致使许多居民无法逃出将其与外部世界隔离的"饥饿关卡"。但它们也会将灾民引向远离其起点的地方，从而使灾荒的影响大大超出一个省的界限。千里就食，口四方"，这是18世纪初一位作者所描述的清朝北方农民在严重饥荒下被迫逃离乡土的情景。在他写奏疏的这年春天，由于河南巡抚下令禁止渡过黄河，来自山西的难民群在黄河北岸已膨胀到危急的程度；但是当一户难民全家自杀而激起群情骚动后，禁令终于被取消了。这以后，难民们遍布淮河流域，到达江苏、河南，以及湖广。该作者搜集了许多证据，证明当时南方道路上的混乱状态，传达了一幅最触目惊心、最无秩序的"危机性"流动的景象。
清朝难民逃荒示意图
清朝难民逃荒路线的方向在哪里？
然而，在这种混乱中，通常有某种起支配作用的方向。人们在传言的驱动下，沿着主要路线，流向那些他们猜想会有农业剩余并可能找到工作的地区。其结果是，避难地区的劳动市场与收容设施不久即趋于饱和，但即使如此也不能阻止难民潮。难民的路线可能是由上述所说的缓慢的、结构性的省际人口迁移运动之一所决定的；或者，难民潮按照一年一度季节性迁移的方向移动。
1691年—1692年间，陕西南部和河南西南部经历了一个极为艰难的冬天和春天。据称仅西安附近的临潼县就有70%的人口由于荒歉和救济不足而离去。对于清朝官员俞森来说（当时他正任职于襄阳府和郧阳府），这种形势意味着每天有数百名难民到达这里。这一流动势头早在1691年夏天即已开始，到秋天形成了潮流，冬春农闲季节达到了顶点。当俞森向上级告急时（十二月，即冬末），在他的辖区里不打算再迁移的即有约40000人——其中政府只安置并登记了10000人——此外还有"无数"人口在继续南下途中路过郧、襄。
清朝难民逃荒示意图
人们为什么会沿着这一路线转移？汉水流域的上游地区是连接河南、陕西南部与长江中游地区（湖北、湖南、江西）之间的一个自然通道。襄阳尤其是交通要道。与其他地方不同，俞森要求他所管辖的两府尽一切努力为到达该地的流民提供救济和食宿。这一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因此而造成的流入人口剧增只是使问题更加恶化。俞森只能从以下考虑中得到宽慰：即许多人会继续沿着汉水向湖广地区更富裕的一些府州转移。
同样，在《赈纪》所讲述的事例中，我们听说某些地区由于提供食宿接待而具有吸引力。其中也提到了拥挤着难民的道路，提到了长距离转移：报告中经常提到，来自于该省南部、甚至是山东的流民到达北京及长城以北，乃至跨过山海关到达奉天南部。东北地区曾是清初以来的移民区；1688年以前朝廷一直鼓励向这一地区移民，1740年以前也是得到默许的，这以后尽管受到严厉限制，但移民仍在继续，而且一旦北方遭灾就会放松限制。
在这里，长城以北的蒙古边缘山区对移民的吸引力对我们来说更具有直接意义。就像著名的柳条边（防止外藩蒙古入侵的壕沟）以南的奉天一样，蒙古边缘山区当时被认为是清朝本土与汉人的"外部"禁区之间的缓冲地带。决定在这一地区发展农业是在1669年。那以后，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皇族（内务府）和旗人的庄园，同时鼓励开垦北部和东部的科尔沁和土默特地区，以帮助最贫困的蒙古旗人。
清朝难民逃荒示意图
这就是各种清朝资料中为什么经常提到山东、直隶，以及山西的移民潮的原因。其中许多人是季节性迁移，他们来这里做工，或是租佃新庄园以及蒙古贵族抵押给汉族商人的土地，成为佃户。按照规定，应在长城各关卡进行"身份验证"，但看来其效果不如山海关和奉天沿海各口，除了把守较严的古北口和喜峯口外，整个来说是虚张声势的，因为长城的许多地方都已完全塌毁了。
这样，带有混合特点的结构性迁移运动（部分季节性，部分永久性）决定了1743年逃荒农民的流动方向——实际上每当灾害侵袭直隶或山东时都是如此。两条主要的北—南交通干道以北京为交汇集中点，这一年七月份，有20%—30%的流民留了下来，其他的则继续北行。被描述为"络绎于道"的人流在这两条路线上行进：东路经由沧州、天津、武清、通州，西路经由新城、涿州、良乡。
但是，还有许多其他路线也可以到达北京。1743年夏天，地方政府意识到，只在最重要的路线上设立查验点是无效的，因为流民群可以从各处找到奔赴京城的通道。特别是在冬天，封冻的河面上随处都可通行无阻。
清朝饥民示意图
清朝政府如何处理饥民人口流窜问题？
清朝帝国首府对饥民所具有的吸引力并不令人惊奇。在清朝，也像其他地方一样，粮食储备主要是建在城市里。由于城市是政府官员和粮食储备的所在地，所以也是设立救济机构的主要地方，而且常常是仅有的地方。因此在各个州县，觅食的饥民自然会集中到筑有城墙的县城中来。省府的情况会好一些，最好的是帝国的首都，这里贮存着成千上万吨粮食，是专为皇宫、政府机构和护卫首都的军队准备的。
而且，如此接近京城中央政权，当地政府也不会听凭饥民冻饿致死或表达其不满。京城不同于其他多数行政性城镇，而与少数几个地区性都市相同，它是一个真正的城市，有着完善的城市管理部门，以及为其居民服务的一整套"社会福利"机构。那里为老人、病人、孤儿及其他穷人设有不同的济贫机构。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城市的五"城"至少各设有一个"饭厂"，每年冬天都会开厂救济贫民。虽然饭厂是为当地居民而设的，但实际上在开厂时是无可选择的（以避免造成混乱局面），只能接受其他地方来的人们，因为要区分当地人和外来人口确实很困难。
清朝饥民示意图
这种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地拥入京城。早在1704年，山东及附近河间府的流民就使得京城不得不把救济处所增加到"数十个"。同样，1723年，直隶、山东、河南的饥民流入北京，1724—1725年间，据说计划外的接受救济的人口达10000人。而在1743年—1744年间，京城肯定遭受了类似经历：资料记载，到1743年底，城内难民常达4000余人，需用的分发物资是常年的5倍，需要添盖临时席棚予以栖身。到1744年春天，流民数量很可能达到10000人，因为一位督办官员奏称，五城俱各有2 000余人。
清朝京城收容机构中超量的流民常常被认为是受发放口粮、路费及其他资费的诱惑而来的，而清朝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却是为了动员饥民尽快回乡。1743年，有无数谴责指向那些仅为到北京获取资送路费而轻易外出的游民，指责一些人怀揣路费，离开城里，随后回乡以其他名义要求赈恤。这些人不一定是灾民：想方设法领取政府的补贴被认为是增加收入的可能方式之一；即使数量很少，到了农闲季节迟早会有用处。
对于真正的灾民，在领取了每月的赈济后再上路是很有诱惑力的。当然，清朝政府由此失去了银钱，但也只能为那些"愚民""轻去乡里"，冒着寒冬和路途的冻馁之苦感到惋惜，因为他们很可能不久就会变成"真正的"赤贫流民。
清朝人口迁移示意图
结束语
清朝官员们的确有各种理由担心大量人口的无控制的转移。除了威胁清朝社会秩序和治安之外，放弃耕作的农民在生产战线留下了危险的间隙，随之而来的是恶性循环。清朝官员俞森在报告他所收集的陕西临潼县（其人口已经成群外出）的资料时特别解释了这种结果。由于约70%的人口外出逃荒，所以田地荒芜，田间已经无人耕作；俞森警告说，由于劳动力枯竭，耕种者少，即使旱灾结束，仍是收成无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更不愿回乡了。
因此，担心饥民的盲目流窜，以及防备随之产生的所有后果，成为清朝政府在危机时刻首先考虑的事情之一，为了解决饥民盲目流窜这个问题，清朝政府常用以下几种方法：通过赈恤或借贷籽种、口粮的方式来鼓励饥民留在家里；如果必要的话，通过封锁道路强制饥民留下；如果饥民已经离开则遣送他们回原籍；或者给饥民们发放生产农具，让他们自给自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