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2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蛰伏在云南的张献忠大西军余部在养精蓄锐数年后，成为了江河日下的永历政权的支柱。
孙可望一声令下，大西军整编为明军出滇抗清。张献忠手下原本有四大义子，也是他最为得力的四个将军：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其中艾能奇已在之前阵亡，剩下三人里最能打的，首推李定国。
李定国也当仁不让，率自己手下主力直入湖南，在靖州大败清军勇将张国柱，随后席卷湖南，清朝在当地最高军事长官续顺公沈永忠放弃了长沙退到岳州，湖南大部都被明军收复。
李定国兵锋不减，随后掉头从全州杀入广西，七月围攻桂林，城内的孔有德无法突围，只得一把火把自己送上了天。
李定国平定广西后再次率军入湘，在衡阳与率兵前来增援的清军敬谨亲王尼堪决战，阵斩尼堪，短短几个月内两蹶名王，天下为之震动。
当然，名义上是五省，实际是三省，因为云南和贵州不在清朝控制范围，只有湖广、广东、广西存在清朝军事力量。虽然是总督三省，也已经权力很大，相当于明朝的三边总督，这在清朝历史上也是破天荒头一遭。
对洪承畴来说，总督数省这种事，他早在崇祯四年就干过，那时候是接替被罢免的杨鹤。此后他又总督蓟辽，在松锦统帅八路总兵，经略五省这种事也算得上轻轻松松。
不管是几省，洪承畴现在面对的火烧眉毛的情况是要调兵。因为八旗军人数本就不多，经过入关后近十年的作战，补充的速度跟不上消耗的速度，何况除了战场上的消耗，还有天花等可怕疾病让八旗折损众多人口，横行东亚的八旗兵，在这个阶段战力已出现了下降。
调兵，调哪里的兵呢，八旗总共就那么点人，还要留人拱卫京畿，经过李定国等人这么一折腾，能派出去的真心不多了。
此时天下并不太平，除了李定国等人，清朝还要防备东南沿海，实在是没啥兵可调了，靠八旗这么点人要扫平全国现在看来不现实，往往是按下了这头那头又翘了起来，反而是八旗兵被日渐消耗，这样下去不是事，很危险，只能重用汉军了。
洪承畴的调兵条件看似简单，其实很苛刻，首先是有地域限制，“其北直、山东、江浙腹里弱兵不得混入”，只能挑选陕西、山西、辽东、河南籍的兵员，其次必须是精锐中的精锐，不要数量只要质量。
本身清朝收编的绿营，已经把投降的明军沙汰了一遍，十个人里只能留一二个人，洪承畴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大浪淘沙，精挑细选之下，最终选出了一万一千多名合格的兵将。如果按照比例来说，相当于在绿营里再取十之一二，确实相当精锐。清朝开始真正重用汉军，就从这里开始了。
其实都不是，南兵不能打吗，不可能。明朝最强军队戚家军就是最著名的南兵，兵源来自浙江，从嘉靖后期的抗倭一直战斗到天启元年，浑河血战是戚家军血脉的最后一抹余晖，令努尔哈赤也为之胆寒。
除了戚家军，西南土司兵也始终是明朝调兵的不二选择，号称狼兵，凶狠可想而知。
洪承畴是个极聪明的人，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原因是看到南北兵之间的矛盾。
南兵和北兵之争，是明朝军事上一个不可言说之痛。
南兵善战，戚继光练兵有方，朝廷想以此为模板来训练北兵，戚继光去世后，训练出来的军队也依然存在，在吴惟忠、骆尚志、戚金等人统带下善战不减当年。
但是再能打的军队，也经不住制度的折腾。明朝倚重南兵，调他们去北方作战，因此给予较为优厚的待遇。军队的统帅却多是北方将领，在明末军队逐渐私人化的倾向下，统帅必定偏向自己嫡系，南兵作为远道而来的客军拿着高薪，就引起了北兵的不满，于是在战场上抢功的事就屡有发生。比如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在李如松统帅下的南兵和北兵在平壤之役后就为了争功闹得不可开交，影响到了军队的行动。
这些行为对士气危害极大，然而朝廷又并无力制止，大明国力衰退，已无决心和能力进行改革，只能听之任之，矛盾持续下去，甚至发生了万历二十三年的“蓟州之变”，几千南兵没有倒在抗倭的战场上，却倒在了自己军中同僚的刀下，而纵容此事的蓟镇总兵王保却没受到什么处罚。
虽然南兵逐渐沉寂，但南北兵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
清初三顺王：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再加上吴三桂、李成栋。
这几位是为清朝南征北战，扑灭了弘光、隆武、绍武、永历等明朝政权的主要汉将。他们所统带的兵力，主要都是自己在辽东和西北的旧部。
南北兵之间的宿怨，到这时候还并没有消除。
比如：福建人施琅，起初跟随郑鸿逵，郑鸿逵降清后，施琅被划拨到李成栋麾下。
李成栋重用的是自己的亲信，施琅这样的南方将领无法得到他的信任。
非但不信任，还要想办法清除。
李成栋反清归明后，下令施琅率部远征福建，却在路上埋伏下部将郝尚久偷袭施琅，施琅在饶平坚守月余，两位从弟战死，自己侥幸逃生。
不管是在李成栋，还是尚可喜、孔有德等人眼里，南兵都是“脆弱不堪，无资战守”的存在，根源还是在于积累已久的南北兵矛盾导致的不信任。
因此，他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南北兵之争，虽是明朝灭亡的一个细枝末节，但正所谓一叶可以知秋，一管可窥全豹，军事制度上的失败正是明朝灭亡原因之一。南北兵之争，终究成为明朝军事上不可言说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