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虽然是称霸一方的枭雄，但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他所需要顾忌的势力也颇多。距离较近又实力强大的苏联，便是他既需要合作又需要防范的对象之一，按理来说考虑到这种关系。张作霖在一般情况下是不敢得罪的苏联的，然而他为了逮捕李大钊，不惜冲进苏联使馆。那么张作霖，为何宁愿得罪苏联也要杀李大钊呢？
这要从李大钊的信仰说起，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1889年10月，李大钊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当时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封建统治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灾难之中。国家与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无数年轻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始终在思索着如何救国救民，李大钊便是其中的一员。
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李大钊从季节上的春天想到了人生命、社会的春天，也渴望祖国能摆脱腐朽衰颓的局面而重新找回春天。所以他提笔写下了《青春》，所以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吹响理想的冲锋号，只盼望叫醒青年叫醒时代。1913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三年后回国。
一回国便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他和他的战友们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地的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这种影响力是难以想象的。而早在日本就读期间，李大钊便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后他深受鼓舞。
连续发表《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年轻的李大钊敏锐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故而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的思想认识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
并由此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后来的发展也如他所想，播撒的革命种子迅速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可倘若说前面的新文化运动是在张作霖这类人的底线上试探，那么宣传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便触及到了他们的利益，尤其是1921年的成立。当然，这些还不足以让张作霖动杀心，让他彻底动杀心的是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合作之后，李大钊自然而然要协助孙中山完成北伐，他在思想宣传上的工作确实做得出色。在他的努力下，先是策反了郭松龄，使其举起反奉大旗。后影响冯玉祥，郭松龄夫妇遇害后，张作霖便查到了李大钊身上。发现他在郭松龄、冯玉祥事件中的影响力，火冒三丈，恨不得将其处之而后快。
苏联的实力确实不能得罪，但张作霖坚持要杀的人，苏联也没法过多参与。越飞能做的，只是将他藏进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这儿是专门划出的使馆区。除去苏联外，英法等使馆都在这儿，张作霖是没法带兵进来搜查的。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办法，那便是直截了当的跟各国使馆说明自己要抓的人，又为何要抓捕李大钊。
西方国家与苏联不在同一个阵营，李大钊所为也触及到他们的利益，故而对张作霖的抓捕行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发现李大钊的行踪后，又不顾苏联大使鸣枪示警，将里面住的人全部逮捕。等越飞他们得知，人已经在张作霖手里了，再让他释放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张作霖眼瞧着苏联的势力与国内的反对，对于要不要处决李大钊还是有些犹豫的。
就在这个时候，四一二爆发，蒋撕掉了自己伪装的真面目。一封抚慰电报送去东北，张作霖没了后顾之忧，决定对李大钊执行绞刑。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人牺牲，那一年他才38岁。他对信仰和真理矢志不渝，并为此英勇献身，真正做到了“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