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康同薇
1878年，康同薇出生于广东南海。那时，父亲康有为刚刚接触西方文化，读书和游历令他眼界大开，维新思想开始萌芽。他提倡“男女平等，天赋人权”，开明的思想使得康同薇免于缠足之苦、穿耳之痛。
“妇女事业汝经营”，父亲的教导，令康同薇对独立自强、妇女解放充满兴趣。她从小熟读国学典籍，自学日文、英文，15岁时就作为助手，为不懂日语的康有为翻译日文书籍，并依据二十四史，编著了《各国风俗制度考》，成为父亲从事维新变法的参考。
不仅“天资颇颖，勤学强记”，康有为发起“不缠足会”运动时，康同薇还常常登台演讲，现身说法，是维新人士中的女先锋。
康有为
1897年，康有为远赴澳门创办《知新报》，作为维新派在华南的宣传阵地。在信中，他对康同薇表达了期待：“汝现在仍以多读中书，学习中国文章，俾可充报馆主笔之才为最要。”
不负他所望，到澳门后，19岁的康同薇先后发表了《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和《女学利弊说》，以一介女子，大谈国之兴衰。作为唯一的女性撰稿人，她提倡“振士气”“兴女学”，鞭挞男尊女卑，阐述“男女形质不同,而为人之道则一”，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铿锵之声振聋发聩。
“吾也漆室抱忧，投梭而起，杞人之念，益用拳拳，天下士其同此衷否耶？”借《知新报》，康同薇发出自己的呐喊。
除了做主笔，康同薇还翻译大量日文报纸，成为维新变法中传播日本新政举措的重要资料，“南海先生之女公子”声名鹊起。
海外舆论和国内造势遥相呼应，时机成熟时，康同薇随父回国。
1898年6月，“戊戌变法”开始，康有为奋笔疾书，康同薇协助翻译。《日本变政考》完成后，光绪皇帝大感兴趣。
社会变革轰轰烈烈，在梁启超等人筹办下，上海成立了女学堂，康同薇成为董事之一。她的风采被描述进会议记录：
“惟康小姐文采敏捷，援笔立论”
“与集共百二十二人，座中博学妙才，首推南海康小姐”。
为了宣传女学堂，维新妇女开妇女办报之先河，创办了《女学报》，把女学堂内的情形，以图片和白话形式“淋淋漓漓的写在那里”。
康同薇是当仁不让的主笔，她公开提出女子有教育权、参政权以及婚姻自由；“欲使女子有助于变法，非先遍开女学，以警醒之，启发之不可”，这些都不断冲击着当时的保守思想。
在《女学报》上，康同薇大声疾呼“起二万万沉埋之囚狱，革千余年无理之陋风”，向世俗传统发起挑战，“每印数千张，一瞬而完”。
遗憾的是，随着“百日维新”失败，三个月后，《女学报》被迫停刊。康有为逃往日本后，康同薇带着母亲出走澳门，与康有为的得意门生麦仲华结为伉俪。
麦仲华曾留学英日，学贯中西，对这个女婿，康有为非常满意。
康同薇与麦仲华
流亡海外后，康有为募集资金，意图武装勤王，营救光绪皇帝。康同薇成为他在香港的全权代表，不仅负责家中大小事务，还不断撰文，为勤王作舆论支持。在书信中，康有为经常叮嘱康同薇，让她好好照顾麦家。
担负着娘家与夫家的双重重担，康同薇在家庭与事业间奔波挣扎。
1900年，庚子勤王以失败告终，她生儿育女，把重心移入家庭。在给妹妹康同璧的信中，她满含无奈：“并儿女为累，不能日日上学，而致归于家。又财力不给，学而无恒，安能成哉!”
言辞间，对妹妹能陪父亲游历欧美、留学西方极尽羡慕。
康同薇与家人
1974年，康同薇去世。一生养育11个子女，她过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尽管维新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然而，那个诗书满腹，也曾壮志凌云的晚清才女，声声呐喊穿越百年时空，依然鼓舞人心，余音绕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