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微言卿
导语
清太宗文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的继承人，大清帝国的创立者。
皇太极的名号无人不知，但皇太极如此显赫富贵的名字并不是一开始就跟着这位大清皇帝的。这一名字，由于并非是传统的满人姓名，并且显得过于霸气，其原始称谓一直众说纷纭。
满族的故乡东北号称“白山黑水”，自古以来就是渔猎、农耕、游牧三大文化生息繁衍、往来融通的交汇场所，不同的文化荟萃于此，相互濡染滋养。皇太极这一名字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满洲人肇兴时期所经历的蒙古化和汉化过程，体现了蒙古族和汉族文化背景下，满洲早期文化形态的突出特征。
（一）蒙古与女真(满族)的密切关系
“蒙古与吾两国，语言异而服制各项风习皆似一国。”——努尔哈赤
东北平原和蒙古草原，山水相连，壤地相接。
满族先民与蒙古族之间互通买卖，接触频繁，双方不仅有刀光剑影的部落征伐，更有和平友好的婚嫁往来。这种交流，推动了族际间的人员融合，对于政治关系的巩固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有积极作用。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蒙古的北元丞相纳哈出投降明朝，被封为海西王，领地覆盖了松花江流域女真人地区。由此开始，繁衍于这一地带的女真人就开始融进的蒙古血统与文化成分。
因为各种机缘，女真人与蒙古人相融合的颇多，仅海西女真中，叶赫、乌拉、哈达三个部落就都有蒙古族成分——叶赫的始祖星根达尔汉是蒙古土默特人，乌拉、哈达两部的共同始祖也是东蒙古人。
由于明代女真与蒙古部有较多接触的机缘，女真语中关于生产生活的用词大量借用蒙古语词汇，就是在人名称谓上也一定程度表现出蒙古化倾向。
努尔哈赤家族从始祖猛哥帖木儿（蒙语“银铁”之意）起，就以取蒙古名字为荣。努尔哈赤子德格类（蒙语:紧身短上衣、背心），侄济尔哈朗（蒙语:幸福欢乐），侄阿敏（蒙语:气息、生命），均以蒙语命名。
《清朝通志·民族略》载，横跨满、蒙两族的共用姓氏有17个，这正是两族血缘融合的缩影。
（二）女真(满族)对蒙古官号的借鉴
“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
满族肇兴之初，历史较短、文化落后，由于与蒙古地理位置相邻、婚姻相通、语言体系相同，对比较先进的蒙古族政治文化，满族贵族们实行“拿来主义”。
1、巴图鲁，蒙古语为“诚实坚毅”之意，是授予特殊群体和个人的美称或荣誉称号，后来专门授予建有特殊军功的勇士。努尔哈赤曾经授予大臣额亦都、费扬古为巴图鲁，主管军政。
2、达尔汉，又称达尔罕、大汉尔虾，元朝时称之为“答剌罕”，是专门管理武职官员的称号，主要赐予立战功、出使立功、自愿来归和重要事件中的向导者。努尔哈赤的心腹扈尔汉就被赐予达尔汉封号，主管侍卫工作。
3、扎尔固齐，蒙古语的意思是断事官，掌管军政、司法和赋税，满洲肇兴时期比较有名的扎尔固齐有费英东和噶盖等人。费英东配享努尔哈赤太庙，噶盖则创立了老满文。
4、巴克什，蒙古语为“师傅”之意，满洲建国后，把满人中识文墨的读书人和文官都称之为巴克什，主要授予精通蒙、汉文明的优秀满人。
5、汗，或称可汗、合罕。这是女真（满族）从蒙古中引进的最重要的称谓，地位等同于中原王朝的皇帝。
公元前后，“汗”号就一直被草原民族用来称呼君长，选取汗号成为草原和森林民族的一种权力象征。
女真（满族）原本称呼自己的首领为“贝勒”。明初，汗号传入女真地区，开始称之为“哈安”，女真人地区首先称汗的是海西女真哈达部落的万汗、乌拉部落的布占泰汗。
“汗”隐藏着各部落共主的含义，尊贵无比。“汗”的称号对于期待统一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吸引力。
1607年努尔哈赤正式称汗，取“昆都伦汗”之名，意思为“恭敬的汗”，这一称号就来源于蒙古的喀喇沁部落。至1616年建立金国，称大金国“天命汗”。
从女真（满族）引进的这些蒙古官职上可以看到，社会形态比较先进，社会组织比较发达，军事实力比较强大的蒙古族，在满蒙两族最开始的交流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弱势的女真（满族）一方是蒙古人的小学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满洲在形成过程中，其名号与官号中浸润着明显的蒙古文化因素。
二、蒙古族尊号“台吉”传入女真(满族)
除汗、札尔固齐、巴图鲁、达尔汗、巴克什等政治名号外，女真(满族)统治者还积极引进蒙古尊号，赐给立有特殊功勋的贵族或者作为贵族自称，以示尊荣。
意义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台吉”一词，这也是“皇太极”一名的最初源头。
台吉，原本是蒙古贵族的一种称号，为汉语太子的音译。成吉思汗时代，原本只用于皇子，后期逐渐成为成吉思汗后裔的通称。
“封建阶级的最上层，即成吉思汗系拥有分地的诸王，他们在元代已经不叫可卜温，而是称作借自汉语的taiji（台吉）了。”——[俄罗斯]：弗拉基米尔佐夫
元朝灭亡后，大汗的地位一落千丈，台吉的称号也不再是黄金家族的专利。明朝中期以后，但凡是蒙古贵族，均可以被称之为台吉，变成蒙古贵族常见的头衔或名字。
“回到草原以后，许多宗王开始用这个称号（台吉）来显示他们领地的广大和权势的强盛。”——[俄罗斯]：弗拉基米尔佐夫
“在卡尔梅克部（瓦剌）和蒙古部，拥有一部人民的王公叫台吉，由该王族的王子继承。”——[德国]：帕拉斯
草原上的贵族越来越多的采用台吉这一封号，以提高自己的身价。1571年，成吉思汗后裔、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和明朝建立互市贸易关系，受封为“顺义王”，向明朝上《北狄顺义王俺答写表》，罗列了64名土默特部大小头目，其中48人称作台吉。
女真(满族)原本称呼自己的部落首领和贵族为贝勒，“贝勒”在女真话中代表着“坚固、结实”的含义。
但当时很多女真贵族仰慕蒙古，同时也是为了投靠蒙古人的势力，便称呼自己的子弟为“台吉”。
当时女真(满族)和蒙古族，还往往喜欢在“台吉”二字之前加上一个尊称，称之为“黄台吉、珲台吉、洪台吉或鸿台吉”等等，其实都是“hong taiji”一音的不同翻译。
说到底，“黄台吉”、“珲台吉”或者“洪台吉”，都是汉语皇太子一词的蒙古语转译，“黄、珲、洪、鸿”，显然有高贵、荣耀的意思。
这种称谓，很像唐太宗李世民的“天可汗”称号——在“可汗”之前加上“天”字，以区别于普通的“可汗”，更显得尊贵和神圣。
“黄台吉”一词传入女真（满族）地区后，我们本文的主角爱新觉罗·皇太极也即将登场了，这个名字将追随他一生。
三、皇太极的本名之谜
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年11月28日-1643年9月21日），即清太宗，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八子，他的生母出自与蒙古部纠葛很深的叶赫部，名叫叶赫那拉·孟古哲哲。
由于早期老满文、蒙文资料的缺失，加之缺少汉文材料的佐证，皇太极的本名众说纷纭。但是有很多辅助的史料，可以佐证“皇太极”并非是本名：
1、皇太极出生于1592年，在皇太极出生时，后金国还没有建立（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连国家都没有呢，皇太极当然也不可能被拥有“黄台吉”这一“皇太子”的身份，努尔哈赤更不可能给一个普通的儿子取名叫“皇太极”。
2、努尔哈赤有众多妻子和儿女，当皇太极的母亲孟古嫁给努尔哈赤时，富察氏是大妃，即莽古尔泰之母。当努尔哈赤驾崩时，当时的大妃是多尔衮、多铎之母阿巴亥。可见，孟古嫁给努尔哈赤后并未受专宠，缺少子以母贵的天生条件，皇太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先声夺人的拥有“黄台吉”的名字。
3、努尔哈赤起兵之初时，以嫡长子褚英为继承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褚英被封为洪巴图鲁，晋封贝勒。直到1615年，褚英因犯错被努尔哈赤处死，其身份在诸子中一直最高。皇太极比褚英小12岁，在其出生时身份绝对不可能高于其兄。
4、褚英死后，代善被努尔哈赤立为太子，但是随后因为代善虐待前妻之子而被废黜。此时皇太极已有28岁，并没有被努尔哈赤纳入视线。可见，彰显皇太子身份的“黄台吉”并非其所有。
可见，看来“黄台吉”或“皇太极”，并不是皇太极的本名。
但是在努尔哈赤晚年，由于褚英和代善的相继退出，皇太极因为睿智英武，功勋显著，加上施展谋略，逐渐脱颖而出，隐然成为了汗位继承人的最大竞争者，其“黄台吉”、“皇太极”的称号才浮出水面，广为流传。
四、从“皇太极”一名，看蒙古和汉文化的渗透
（一）“皇太极”姓名的出现，源自蒙古文化的渗透
皇太极的原始姓名，有很多说法。
俄罗斯的汉学家戈尔斯基认为，皇太极的本名叫阿巴海（Abakhai），在蒙语中有兄长之意。此说虽一度被西方学界广泛接受，但这个名字并没有在当时的汉文、满文、蒙古文文献中出现过，并没有被认同。
朝鲜《李朝实录》记载，皇太极叫做“黑还勃烈”。明代陈仁锡《山海纪闻》记载，皇太极原本叫“喝竿”。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根据多种历史文献，提出皇太极原名可能叫做“Hekan”。
其实，所谓“黑还勃烈”就是 “合罕贝勒” 的音译；“喝竿”或“Hekan”都是 “合罕” 的不同音转，而“合罕就是“可汗”、“大汗”。
女真（满洲）兴起后，把“合罕”当做统治者名字的代称，以显示后金的威盛，为大汗的显贵身份镀上一层至高无上的色彩。
同时也呈现了满族在步入创建国家的轨道进程中，从蒙古社会中汲取了如此之多的政治文化养分。
（二）“皇太极”姓名的美化，源自汉族文化的渗透
伴随对明战争的节节胜利，满族由明辽东边外举族迁入辽沈汉族地区。
为了适应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完善国家制度的需要，满族统治者将学习取仿的重点对象也由以往的蒙古族转向文化高度发达的汉族。
当时，汉人的明朝与后金（清朝）处于敌对地位，明朝称呼后金（清朝）为胡虏，后金（清朝）的统治者为胡酋、虏酋，极尽贬低、挖苦之能事。
后金（清朝）统治者的名字传到关内，大明朝廷中对它的翻译极尽挖苦和讽刺，根据音译，或是翻译成如菜名一般的“黄台鸡”，或是如呓语般的“红歹是”，或是念咒经文一般的“洪佗始、洪他时”，稍文雅点的则称做“洪太氏，洪太吉”。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大明君臣小肚鸡肠，因为那时候满语正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语法和词汇并不健全，称呼多有混乱之处，无怪乎汉语也翻译不准。
女真(满族)知耻而后勇，南迁辽东汉族农耕区后，即着手大规模翻译和学习汉族文化典籍，努尔哈赤命达海翻译《明会典》等书籍，皇太极命设文馆。在积极吸纳汉文化的同时，还接纳了大批明朝归降的文武官员、儒生。
汉族传统文化、道德规范、典章制度、礼仪习俗，对满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儒家经典和明朝典章制度成为满洲贵族开国创业、治国施政的参考书，满洲政权不但在国家制度方面，乃至在名号、尊称方面都进行了汉化改造。
满族形成初期，人名较为随意，如努尔哈赤的满文原义为“野猪皮”，舒尔哈齐为“小野猪皮”，雅尔哈齐为“豹皮”，而多尔衮为“獾”。作为统治者，此时的大清皇帝其名字无论是“黄台吉”还是“红歹是”“洪太氏”，都不够文雅响亮。
于是，汉族官员特意选了“皇、太、极”这三个汉字作为“hong taiji”的音译——这就是汉文“皇太极”的来源。
不仅仅是名字，如满洲早期的固山、牛录、额真等行政组织名称，在吸纳汉文化后，也演化成了后世我们所熟悉的旗、佐领等，八旗的领主“固山额真”也对应翻译成汉语的“都统”，不但予以了美化，还更加符合汉人的传统文化心理。
爱新觉罗氏皇族的姓名更加明显，从早期传统的女真(满族)名字，到汉文化韵味十足的福临、福全、玄烨，既是满洲人对汉文化的接受，也是适应全国统治的客观需要。
结论
从“皇太极”的姓名，实际上可以推导出早期满洲社会对外族文化的吸收和积淀：
1、从蒙古文化中吸收和借鉴官职、名号；
2、对蒙古官职、名号进行满洲化的运用；
3、吸收汉文化，对传统蒙古官职、名号予以美化，使其更加文雅。
这一吸收过程，显示出（女真）满族人长期濡染蒙古文化、汉文化并且对之倾慕不已的心态。皇太极的名字，则是（女真）满族承受蒙古文化和汉文化的典型例子。
不管其名字如何，并不影响他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统治者的应有地位。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