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禩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比太子小七岁，比四兄胤禛（雍正）小三岁。
允禩幼年抚育于惠妃宫中，稍大后又短期养在康熙帝第三任皇后佟佳氏身边，并非由生母抚养长大。
然而，或许由于母亲名位低下的缘故，允禩很早就懂得收敛性情，表现出温和平易、与人为善的一面，乃至身为皇子，还有惧内之名，这和太子、允禔等人的张扬、乖戾、生活骄奢形成对比，很能得到长辈的喜欢，同辈、晚辈的拥戴。
康熙帝唯一的哥哥裕亲王福全也赏识这个侄儿的为人，向康熙帝称赞其“心性好，不务矜夸”。
此外，康熙帝第二、第三任皇后家族的重要成员都是允禩的支持者。阿灵阿是康熙年间的重臣，除了承袭父亲遏必隆的一等公爵外，还担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都统、理藩院尚书，是八旗勋贵集团和外戚集团在朝中的核心人物。
他不但是十阿哥的舅父，还是四阿哥、十四阿哥的姨父，十七阿哥的岳父。不过在一废太子后，他没有选择任何一个与自己亲缘关系较近的皇子拥戴为储君，反而选择了毫无关系的八阿哥允禩。
至于亲兄弟中如九阿哥允禟、十四阿哥允禵等人，也都是允禩的铁杆支持者，不但心甘情愿为他送钱、送物，还在他受到康熙帝切责时表示愿意与之同死，足见其受拥戴程度之高。
年轻的允禩之所以能在众多兄弟中引人注目，并不在于他的文韬武略有多么出众，而在于性格好、情商高，对重要的人际关系都能用心维护，往往一番话说下来，就让人有推心置腹之感。
在太子地位稳固、诸兄弟相安无事的阶段，他这样的气质和为人，当然也会给康熙皇帝留下不错的印象。康熙三十七年，十七岁的允禩被封为贝勒，是受封皇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在一废太子的紧要关头，康熙帝又临时命令允禩署理内务府总管，主持宫廷事务，对他的能力，特别是忠诚度，给予了很大信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鲁莽的皇长子允禔突然向父亲提出，如果自己不能做皇太子，那么允禩是最合适的人选，而且之前有个相士张明德就说过，允禩有大贵之相。
这样的说法，让康熙帝“为之惊异”，他可能从没有想过，这个不嫡不长、以贤德著称的八儿子，竟然在背地里有这样的野心和能量，不但窥伺东宫，还能让比自己年长八九岁、性格暴烈的长兄甘居其下。
如此心机，足以让已经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康熙帝又一次不寒而栗：这些不肖之子，到底还有多少阴私勾当把朕蒙在鼓里呢？气急之下，他下令将允禩锁拿处置，不料九阿哥允禟、十四阿哥允禵公然出列为之辩护。
康熙帝再度失态，拔剑要杀允禵，一时间父子兄弟乱作一团，压抑多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了。康熙帝无可奈何地向群臣感慨：如果这样下去，等朕死后，诸皇子一定会把朕的尸体扔在乾清宫不管，各自束甲相争去了。
因为废太子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变故，康熙四十七年入冬后，老皇帝生了病，而且病得不轻，他开始考虑再次立储的问题，一则压制蠢蠢欲动的诸子，二来以备自己身体的不测。
从当时康熙帝的口风来看，他已经将允礽的悖逆之举，归结为允禔的魇镇谋害，撇清了允礽的主观故意性，还把对允礽有所威胁的允禔、允禩双双革爵关押起来，为复立允礽扫清障碍。
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帝下旨，令满汉大臣等会同详议，推举除大阿哥之外的一名皇子为皇太子。
群臣接旨后，先是惶恐一番，说：如此大事，非人臣所当言，我们岂能推举太子？还是请皇上乾纲独断为是。皇帝不听，坚持让群臣保举。
结果，一张写着“八阿哥”三字的纸条交到了跑进跑出传旨的太监总管梁九功、李玉手上。康熙帝看后很不满意，又命梁、李二人告诉开会的群臣：立皇太子乃是大事，八阿哥年轻不更事，生母出身低微，本人又刚刚获罪，你们仔细考虑好了再奏！
大臣们仿佛故意与皇帝抬杠，又说：皇子们都是天资聪明之人，但是臣等居于外廷，如何能够深悉？知子莫若父，既然皇上您不满意我们推荐的人，那还是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吧！
康熙帝不肯罢休，又命众人各自推荐皇子人选，每人单写在一张纸上，再署上自己的名字进呈。然而皇帝显然高估了个人意志对群臣的影响，无论他怎样暗示，甚至改变选举形式，民主集会的结果都没有变化——满汉大臣众议咸同，愿意保举还被关押着的皇八子允禩为皇太子！
这样的结果，对在位近五十年，自以为对朝廷局面如臂使指的康熙皇帝会产生怎样的打击，读者自可想见。
自己培植、任用的满朝文武，居然为了一个年轻、没有功绩、母家卑微的允禩而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惜悖逆自己的圣意，这是多么令人恐惧而且不可思议的事啊！
只是当时的康熙帝正在病中，根本无力，甚至也不敢对满汉群臣进行大范围追究。眼看暗示没有用处，选举更行不通，康熙帝只有打出孝庄太后和允礽生母赫舍里氏这两张亲情牌，亮明自己仍旧属意允礽的态度。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皇权终归是皇权，一旦公开摊牌，群臣唯有俯首听命，此前“众议谁属，朕即从之”的客气话，也只好硬吞下去。
事实上，在这次“民主推荐”活动前后，除佟国维、马齐两巨公外，还有许多王公大臣积极为允禩出头，包括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䄉、皇十四子允禵，以及康熙帝第二任皇后的亲兄弟、一等公、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第三任皇后的堂兄、一等公、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明珠之子、翰林院掌院学士、侍郎揆叙，汉大臣户部尚书王鸿绪，等等。
雍正帝即位后回忆说，这些人当年的串通办法，是由揆叙与廷臣暗通消息，每人在手心写一个“八”字，开会时互相告知，以张声势。
凡此种种，让饱有政治经验的康熙皇帝很快从极端愤怒惊惧中找回了足够的理性：这些允禩的铁杆支持者，都是自己的近亲、重臣，是政权班底的核心成员，如果处理太重，必将引起举朝恐慌，那样的话，别说允礽难以复立，自己的统治根基，也要被严重动摇了。
经过反复考量，康熙帝采取了和稀泥的做法。对允禩，一边强调他有罪，母家微贱，不能立为皇太子；一边免除了他邀请张明德看相，结党谋夺储位的罪过，恢复贝勒爵位。
对允礽，则先让他向群臣保证，以后痛改前非，绝不记仇，而后宣布他身体痊愈，可以复立为太子。
复立后的允礽威望愈弱，不安全感愈强，在一片风声鹤唳中勉强支撑几年，到康熙五十一年十月，终于再度被废。
太子再废，允禩信心十足，以为储君之位非己莫属。他甚至跑到康熙帝跟前试探说，现在这个时候，儿臣不知如何自处，宁愿称病不起。按照当时的情形，俯从众意，立允禩为太子，算是个人己两便的法子，也熄灭了其他皇子争储的野望。
不过，一世好强的康熙大帝，绝不甘心被他的八儿子和大臣们一起裹挟就范，他宁愿储位虚悬，让众皇子群雄并起，也不肯让这个外饰宽仁、内藏险诈的“活王莽”允禩称心如意。
到康熙五十三年，康熙与允禩的关系彻底决裂了，标志性事件有两个。
第一件是“毙鹰事件”
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帝巡行塞外，走到密云县遥亭行宫时，刚刚从遵化祭奠完母亲良妃的允禩派了一名太监、一名亲随给父皇请安。按照惯例，允禩祭母，是奉旨而行，祭祀完毕，应该亲自赶到出巡路上的某一站候驾、复旨。
但他仿佛不想见到自己的父亲，兀自去了昌平的汤泉行宫，说要在那里等候圣驾回京时再见。更糟糕的是，他派人给父皇送去的礼物——两只猎鹰，送到御前时，已经奄奄一息了。
康熙帝自两废太子后，一直体弱多病，常常感叹残年不久，如今收到儿子这样的礼物，不能不以为是诅咒。他登时暴怒，自称到了心悸欲死的程度，并当即将允禩派来请安的太监、亲随抓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刑讯，让他们招出谁是自己主子一党。
折腾了一通之后，康熙皇帝写信给在京的年长皇子们，大骂允禩：不过是我辛者库低贱的女人所生，从小就阴险主意大，他先如何悖逆谋害太子，然后再纠结党羽保举他为储君。
现在我与他父子的恩义已绝，恐怕日后必有行同猪狗的阿哥，要为了拥戴他而逼我逊位。我现在写信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们，你们应该知道自己要如何行事。
允禩恨我刺骨，他的党羽也是如此。允礽悖逆，屡失人心，允禩则屡屡邀结人心，可见他的阴险，是允礽的百倍。
第二是“雅齐布事件”
时间与“毙鹰事件”相近。雅齐布是允禩乳母的丈夫，清宫皇子与乳母关系最亲昵，乳母之夫自然也是皇子身边最得力信用之人。用康熙帝的话说，允禩最初与太子允礽结怨，就是因为这个雅齐布。
当时雅齐布与御史雍泰有私人矛盾，所以向允禩告刁状，允禩年轻护短，打了雍泰一顿，太子和索额图将此事告知康熙帝，于是，雅齐布因教唆皇子为非而被赶出京城，发配到下嫁蒙古的八公主府上效力。
后来雅齐布夫妇偷偷返回北京，在允禩的庇护下躲了起来。康熙帝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怒，认为允禩已经毫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才敢公然抗旨，隐匿钦犯。
他派人将雅齐布夫妇处死，又专门写下上谕交给诸皇子，说八阿哥“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断定以允禩的为人，日后一定会为了雅齐布向自己报仇。
至此，康熙皇帝把话说绝，允禩入主东宫的路被彻底堵死了，除非他敢于发动政变，否则再也没有继承皇位的可能。那么康熙帝怎么就这样厌恶允禩，不肯给这个群臣拥戴的八王爷留一丁点儿机会呢？
除了允禩本人出身低、野心大、争权夺位过于露骨之外，从更深一个层次来看，当时的清王朝，仍然处在从贵族政治走向君主专制的进程当中，允禩如果坐上皇位，不利于这一进程的继续推进。
事实上，从皇太极到顺治、康熙，清王朝的几代最高统治者一直致力于摆脱父子兄弟打天下、坐江山的贵族共治局面，他们想尽办法，用外戚勋贵分宗室手足的权，用旗人中下层的文化精英、精干奴仆分外戚勋贵的权，乃至用汉人分旗人的权。
总之是要扶弱抑强，实现将各方势力统统置于君权控制之下的最终目标。康熙帝八岁登基，历尽数十年艰辛，自以为对朝局的掌控已经炉火纯青，如果让他在国本大事上仍然屈就于臣僚，特别是老牌八旗贵族势力，岂非将几代帝王化家为国、化主为君的努力付之一炬？
再从被推举者允禩个人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普通人，乃至官员、贵族而言，人缘好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君主来说，总是追求人人称颂，特别是贵族高官的普遍称颂，恐怕就不是一位称职的君主了。
毕竟，想要获得哪个群体的称颂，就需要放弃一些原则，对其进行利益输送：想要贵族高官说好，那输送的无非就是政权和民众的利益。
对允禩的这个致命弱点，康熙皇帝看得很透。他曾怒斥力保允禩的九阿哥允禟、十四阿哥允禵是梁山泊义气，预感到允禩如果谋得大位，接下来不过是一场宗室、权贵的分赃大会而已。
此外，从个人能力，哪怕是谋权夺位的能力来讲，允禩也确有不及之处。他很像《三国演义》里的刘玄德、《水浒传》中的宋公明，靠仁、义的“人设”收拢人心，而非作为政治家的硬实力——哪怕在自己的团队中，他也从来没有获得，甚至试图获得居中调遣、统一筹划的地位。
在夺位期间，支持允禩的皇子、大臣们，比他更像一个主角，经常各行各的主意，表现异常活跃，还经常犯一些愚蠢、任性的低级错误激怒皇帝，累及允禩本人。
另外，允禩的感情较为脆弱，顺遂时失于浮躁冒进，逆境一来却没有什么防守反击的好办法，与雍正帝动心忍性、稳扎稳打、做一事成一事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三国演义》里的刘备起家草莽，缺乏与群雄竞争的政治资本，所以要在乱世中独树“仁义”的人设，所谓“每与操反，事乃可成”，允禩以同样的策略挑战太子允礽，也获得了刘备那样的阶段性成功。
但逐鹿中原、兴复汉室，光靠“人和”终究是不够的，允禩最终败在善用权谋诈术的雍正帝手里，倒也很符合历史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