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国以来，我国常常爆发各种天灾人祸。在二十世纪后，在我国发生过最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应当数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五省的大旱灾了。当时有资料记载旱情：赤地千里，遍野颗粒无收。这场席卷了几乎整个华北地区的灾难让2500多万百姓沦为灾民。在茫茫的北方原野之上，地干物燥，民生哀怨，百姓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火炉之中。1920年春天过后，本来应该迎来多雨的夏季，结果依旧是少雨高温，日子一天天过去，持续的干旱天气直到秋天都没能缓解半分。在整个1920年，华北地区连旱三季，旱灾的严重程度超乎了人们的想象。但在灾难面前，民国当局的组织救济，却不是很有用。当时的百姓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在大自然和大环境的双重打击之下，这片黄土地上又有着怎样可怕的事情在不断发生？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回到1920年，那个支离破碎的时代。
视频： 920年的民国，街上处处是军人和乞丐，这场灾难祸及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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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国内局势非常复杂，内忧外患，山河飘摇。对外是列强的枪炮、洋货动摇着我国的主权和根基，对内是军阀割据，战火不断。百姓在这样的环境下，艰难生存，颠沛流离。本就已经算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百姓在这时，又遇上了一场罕见的天灾，将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饱受摧残的人民又推入了更为深重的苦难之中。
本来，北方的春天就不如南方湿润多雨，所以在1920年初的时候，北方的人们并没有因为春季少雨干旱而发愁，这对他们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让百姓们真正开始着急的时候，是本该多雨的夏季，一共也没下几场雨，土地开始慢慢干裂，幸幸苦苦在春天耕种庄稼在干旱的土地上寸草不生。无论百姓们如何祈祷，仍然不见半分雨落下。家里曾经种过地或者现在家里有地的朋友们，应该很清楚，农业本就是靠天吃饭的，这样的持续干旱，对于农民来说是非常致命的打击。
持续的干旱一直到了秋天也不见丝毫好转。这场大旱主要发生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还有陕西，同时它还波及到了这个湖北。江苏、辽宁、吉林四省。总计当时的受灾县大概三百多个地区，受灾人口2000多万，死亡有50多万人。可以说在这个上个世纪也是比较大的一场灾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气候变暖的起点，从20年代到40年代是近百年来气候最暖的一段时期。同时干旱的指数也从20年代初开始迅速增长。这一年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的特大旱灾，就是这样一个特大旱期降临的最显著的标志。
在正常的年份，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一般在600到800毫米之间，个别地区在1000 毫米以上。而1920年，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只有200到400毫米左右，而河北的东部、北部地区降水更是不足200毫米。
北京读书的陕西学生、后来的著名地质学家杨忠建先生回湘潭，被沿途所见的景象震惊了。在他的家乡陕西，他看到这样的情景：附近各地都是异常干旱，乡亲们每天起身求雨，连省城的督军也都求起雨来了。
虽然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向天求雨的这种做法并不能挽救当地干旱的灾情，但是对于这种无法用人力掌控的事情，也只能这样寻求精神寄托了。随着旱情加重，大面积的饥荒开始在北方的大地上蔓延开来。粮食生产减少，必然会带来粮价的飞涨，为了活下去，农民们只能减少自己每日吃饭的次数。先是由一天三顿减为一天两顿、一顿，后来直接开始吃麸皮，吃一切能吃的东西了。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人们就烧一锅开水，一家人每人喝一碗，然后早早地睡觉，以睡眠来抵抗饥饿。
当时的国际救援会来到这些灾民的家中，发现他们吃的东西居然是落叶、棉花种子、甚至是石头磨成的细粉。这些东西当中，有一些是不可以吃的，因为其中有很多有毒的成分，一旦误食，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在当时，不仅有饿死的灾民，中毒而亡的人数也是非常多的。
民国当局的高官们自顾不暇，百姓的生死对他们来说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活命，那些家中稍微有点资产的人家都将自己的牲口、房产变卖了，所以在当时，和粮食价格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土地和牲口价格的暴跌。河南新乡、安阳一带，每头驴的价格原本是四五十，现在只卖到一块银元，而即使价格如此低廉，还是无人问津。
但是即使变卖了地产和牲口也不能支撑多久，人在极端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些与文明社会不符的行径。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有些地区的人开始变卖自己的妻女。在当时很多县城里，都能看到明码标价的儿童和妇女，价格既然不到十块。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好几天没被买走的妇女儿童就会被投进河里。
当时在河南安阳一带，卖女人的价格更加低廉，居然离谱到了像买肉时一样，把女人称斤卖。一块大洋可以买到十四五斤，每名妇女按八十斤计，每名少女按七十斤计。这样算下来，买一名妇女有五块大洋就够了。
其实谁会舍得把自己的亲人贩卖呢？只不过是为了家里有人能活下去罢了。有些人被卖都是自愿的，被地主买下后，觉得自己终于能活下去了，甚至会松一口气。他们的家人，在把她们交给地主的时候，全家人都痛不欲生，跪地送别，情形十分惨烈。
在河北邯郸县一个不到250人的小村庄里，被卖掉的儿童竟有四五十人。这些被卖掉的儿童有的做了奴婢，有的被卖到了戏院，甚至是妓院。在山东有些地区，农民由于无力养子，他们只有把儿子投在井里，有记载显示，在宁县附近的枯井当时都快被填满了。
然而，老天爷的脾气是人类无法捉摸的，旱灾迟迟得不到缓解已经让人们痛不欲生了，随着旱灾加剧到来的蝗灾，更是十分可怕。密集的蝗虫吞食田地，本来就稀有贵重的农产品被蝗虫们破坏得面目全非，不仅仅是蝗虫，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虫子，在禾苗刚长出一点的时候，就会钻进禾苗的新芽，把整个禾苗都吃掉，遇上这种虫子的农民，基本上就是颗粒无收。
不仅如此，在河南的一些村庄，就连人们平时很少见的野狼也突然多了起来。因为地里没有粮食，所以也没有老鼠，也没有野兔子，也没有野狼能吃的东西，所以它也来找了。当时农民们走到道路上，都可以看到狼野堵着你，不让你走，这是历史上的记载，不是空口白牙的造谣。
这种饥荒之下，常常伴随着瘟疫的发生，死于瘟疫的人并不比死于饥荒的人少。几天十几天不吃饭，身体就会失去平衡，从而破坏免疫系统，疾病就会随之而来。瘟疫就是这样侵蚀人的性命的。由于器官生病而导致死亡的人，在当时一天就能达到5000人左右，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串数字，而是触目惊心的灾难。
在河北的各个县城，这种情况十分严重，几乎各个县城每周都要死100多人，还有很多老弱病残实在不像被饥饿和病痛折磨，，在家中悬梁自尽或者服毒自杀了。青年们很多都去外省逃难，希望能在别的地区寻求一线生机。
灾民逃荒的方向则以灾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尤其以走关东的人数为最多。虽然从清朝初期以来，走关东的人就绵延不绝，但在1920年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期，迁入东北的流民突破了10万大关，灾民们苦守在火车站，火车一进站就争先恐后地往上挤。
河南的灾民也非常多，都纷纷涌进火车站。当时由于上火车的灾民实在太多了，民国当局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就采用了强制手段，让巡警将这些灾民赶下车去。灾民们逃不出灾区，只能拖儿带女的沿街乞讨。
当时南下的火车每一列都爆满，火车两侧甚至顶棚上都趴着人。火车高速行驶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夜晚冻僵的手指无力支撑下去，从车顶上摔下来而摔伤甚至丧命。很多灾民挤不进火车，就跟着火车跑，一旦这个火车停下，就开始向车厢里的人要钱，要不到的就大哭大闹。
这些乞讨的大多数是儿童或者老人，因为他们没有劳动能力，高官们也放着他们不管，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而那些还可以干活的年轻力壮的青年们，则大多是踏上了漫漫逃荒路。灾民的队伍在寒冷的天气里行走着，有人因为饥饿或精疲力尽而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很多难民将这些倒下的人的财物，口粮拿走，一脸木然，拖着饥饿疲惫的身躯艰难地行进。
就在这次大旱灾席卷这个北方的时候，国内又爆发了一场军阀战争。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百姓们又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他们的命运又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自从袁世凯窃取孙中山先生的果实之后，就一直想尽办法试图重回封建王朝。虽然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了，但是民主自由的种子并没有带给百姓们什么实质的好处。袁世凯失败之后，地方军阀都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动乱和战火就没有真正停止过。
而北京作为南北军阀混战的主要地区，受到的灾难是最为严重的。1920年7月，战火烧到了这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向控制北京的皖系军阀发起了大规模的直皖之战，战场以京津一带为中心，波及到了山东、河南等地区。在战争当中，由于军阀之间混战，毫不顾及灾民，使很多灾民的房屋在炮火中被损毁，这样导致的就是很多居民无家可归。
天灾和战乱同时发生，受苦受难的还是普通百姓。北京南部地区的村舍都被炮火销毁，战区的村民们无家可归。而不在战区的人民，生活也不是那么好过的。北京四周的各乡镇也受到了军队的洗劫，牛、羊、、财物全部被官兵洗劫一空。在大灾之时，一些年轻的灾民无法生存，便开始参军，充当了军阀的炮灰，或是铤而走险，打家劫舍，当了土匪。
在遇到灾难和战乱的年代，土匪非常的猖獗。常常集结上百个人去附近的村庄抢夺财物和粮食，百姓们哪还有活路？
可以说当时的百姓是官员不管，土匪欺压。在一个救济会组织的灾情报告书里曾经这样记载：人民，不死于荒，则死于匪，不死于匪，亦死于兵。这简直就是对当时百姓生活的真实总结。土豪劣绅们趁着百姓们没钱，又开始找了新的敛财手段。他们开始在民间大放高利贷，每借100元，就得偿还双倍，而且还得用自己的田地、房产做抵押。
在直皖战争结束之后，奉系和直系取得了北京城的控制权。为了让自己的政权看起来是人民信任的样子，北京方面开始采取了一些赈灾措施。首先，军阀在北京设置了督办政务处，作为各省赈灾机关的总指挥。再有就是将中央的官员派往地方，带着筹集好的赈灾款、赈灾粮去灾区主持赈灾事务。为了稳定政权，他们又颁布了一个赈济章程，就规定这些赈灾款主要是由这个地方和中央联合了分摊。
虽然北京的军阀高官一度以元首的名义下达命令，指示各个省份救灾安民。但是当时的地方势力非常大，中央说的话，也就是听听而已，根本不会真的好好执行。各地的军阀都忙着割据混战呢，对于灾民们的生活，也只不过是搪塞敷衍。
所以，北京方面制定的一系列赈灾措施都不好实施，整个救灾机制实际上已经无法运作。不仅如此，在大灾中，百姓的负担却有增无减陷。县官赈灾本来是职责所在，可竟然要收所谓的报灾费。平粜局本来是官府在荒年缺粮时，将仓库所存的粮食平价出售的机构。而有些地方设立了平粜局，还向百姓征收“设局捐”。
官方的赈灾运动反而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在这时，民间的一些善仁之士也开始组织起大规模的赈灾活动了。他们是怎么救助灾民的？如何在举国艰难的时刻筹集到粮食的？
能当成千上万的北方人民在漫长的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而又无助无望时，面对各地军阀长官的无所作为，中华大地上的仁善之士纷纷挺身而出，奔走呼嚎，并联合国际社会的友好力量，掀起了一场区别于官方的救灾运动。
这次赈灾活动被称为华洋义赈，这个慈善组织的总部在上海。华洋义赈会对于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人民非常关心，通过不断地联系国外的慈善机构，将赈灾款和粮食运往灾区。
1920年10月6日，北京国际统一救灾会总会宣告成立，在这时，其他各个城市也相继成立了华洋义赈会，在11月齐聚北京，召开联合会议。
这次的募捐改变了过去单纯的发放物资的方式，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在全国各大城市举办茶话会、演讲会，动员社会各界人士一起来为灾区想办法。有钱的出钱，有想法的可以提出来，一时间，这场赈灾活动就成为了全民慈善活动。
郑州自古以来就是疏通东西南北的要道，许多灾民纷纷从各地，携家带口的聚集在这里，当时郑州的街头、郊区、铁路旁都是露宿的乞丐和灾民。陇海铁路总局的工作人员看到这样的情形，感慨万分，开始商议为灾民们赈灾的事情。
最后决定在铁路局里放几个木箱，员工捐款不管多少，随意投入，有专人收集，集满一定数量后兑换成银元，再给灾民们分发下去。首先给老弱儿童妇女，然后分发给其他人。铁路局的外国员工也不分国界，有的还捐出了自己一个月薪水。
很多爱国人士都比民国当局要靠谱的多。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建立了北京大学赈灾会，筹集了几千元的善款，不仅如此，清华大学的教职员工当时都自发地报名去灾区赈灾。由于报名人数过多，去往灾区的清华职工分为了三批。第一批教职工还在唐县设立了唐县清华粥厂。
不仅是老师，学生们也希望能为灾民们做些什么。当时北京的学生们自发组织了旱灾纪念日，在北京的街头，联合了37所高校沿街募捐。3000多的学生走向街头，给路过的众人发放传单。为了激发更多的人投入捐款，学生们还把有关部门批准的一个纸质徽章带在身上，谁捐款了，就把这个徽章发给捐款的人。
社会各界人士都意识到了这次灾难的严重性，很多民族企业家也加入了这次捐款活动。不仅如此，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企业家还号召各行各业的工厂能以工代赈，解决灾民们的长期生活问题。这个想法，受到了广大灾民的欢迎。于是企业家们开始在灾区设立工厂，组织灾民们做手工，编草席，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现状。
这确实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法，每天只要灾民们劳动，就有工资可以结算。拿上工资就能买到粮食了，或许粮食还是很贵，但无论多少，活下去总是没问题的。
华洋赈灾团体还发动企业家，招募灾民进工厂做工。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先后介绍了直隶省西部的一万多灾民去工厂做工，还组织一部分青壮年灾民去工地干活。不仅如此，妇女们也有了活路，不再只有被卖掉这一个生存办法了。企业家们在河北保定开设了女子工厂，不仅给她们提供工作机会，还教她们学习拼音。
同时，国际统一救灾总会还在各地整理了临时收养处，先后收养了45,000多人，仅保定府天主教会一处收养的难民，就有上千人。而且，还会教给这些灾民一些谋生的技能，照顾这些灾民们没有劳动能力的父母。
在这次救灾活动中，各省的华洋赈灾团体共酬得善款1700多万元，救济灾民773万余人，占全国灾民的 1/4 以上。不得不承认，这种民间组织的赈灾团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和所谓的军阀当权者相比，反而是普通的中外老百姓们在帮助受灾的老百姓。
在国内外慈善人士的帮助下，这一场大饥荒的灾情才稍有缓解，但是仍然有超过50万的人在这场灾难中死亡。实际上军阀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频繁不息的战火、四分五裂的政局以及种种加在百姓身上的有增无减的赋税，才是这次灾荒大规模蔓延乃至加剧的主要原因。
当初人们对于清廷腐败的愤慨、对于窃取果实的袁世凯深恶痛绝，让大家以为随着民国的建立，直系军阀的当权，可能会让这个社会逐渐好起来，但是事实却让人们的幻想破灭。这几波当权者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能帮到百姓的，还是拥有爱国热心的各界人士。
1920 年的这次大旱，无论干旱成都持续时间还是波及范围都是罕见的。而旧中国的混乱和黑暗，对于灾难中苦苦强大的人民更是雪上加霜。这一切都不因被遗忘，让我们记住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记住在灾难中失去的生命，但愿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普通人的生命经不起这样的横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