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在战前所做的工作，经常可以影响到他们后来的职业和行为。虽然希特勒的很多追随者都有来自复杂和富裕家庭的背景，但大多数人与希特勒相似，在社会上飘荡，对社会来说没有产生任何的生产力。
因此，在纳粹党成立之前，很多即将成为纳粹官员的人的工作，通常是琐碎或无益的，包括希特勒在内的许多顶级纳粹分子，将他们的挫折感、仇恨和敌意引导到一个政治运动中，其结局也许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第三帝国开始之前的那些纳粹官员，并在他们声名狼藉之前，都是相当普通的人，但内心里都有一堆火热的、燃烧的仇恨在沸腾。
阿道夫·希特勒：失败的艺术学生和流浪者
离开军队后，他成为了一名职业政治家，加入了纳粹党。1934年，他成为了政府的官方领导人。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的来源，在历史上存在有议，但他对艺术学校拒绝入学的愤怒，以及他认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要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灭亡负责的信念，无疑增加了这种敌意。
赫尔曼·戈林：战争英雄，飞行员和吸毒者
20世纪20年代，戈林与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成为朋友，两人一起加入了新生的纳粹党。戈林在希特勒企图接管德国政府的失败行动（被称为“啤酒馆暴动”）中受伤，为此他不得不和妻子逃离德国。后来由于戈林在手术后接受了吗啡来修复伤口，因此很快成为一个严重的瘾君子，甚至在几个不同的场合尝试过戒毒，当然也最终成功戒掉了吗啡。不过在帝国覆灭之后，他获得了氰化物，并在被安排以战犯的身份在纽伦堡处以绞刑的几个小时前自杀。
约瑟夫戈培尔：银行职员和有抱负的剧作家
显然，他那不那么辉煌的写作生涯无法维持他的生计，因此，为了生存，他在股票交易所工作，并在科隆做银行职员。1923年8月被解职后，他在纳粹党找到了工作。戈培尔作为演讲者和集会组织者的能力，很快得到认可，1926年，他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任命，这将改变他的生活：成为了纳粹党领袖。在赢得希特勒的尊重后，他于1933年被任命为纳粹宣传部长。在战争的最后几天，戈培尔和他的妻子在元首地堡毒害了他们的六个年幼的孩子，然后自杀了。
海因里希·希姆莱：失业的学生和农学家
阿尔伯特·施佩尔：建筑奇才和回忆录
施佩尔在纽伦堡审判中，通过认罪并承认纳粹政府犯有战争罪，避免了在纽伦堡审判中受到谴责。最终只被判了20年徒刑。出狱后，施佩尔作为一名前纳粹回忆录作家获得了成功，在他最畅销的回忆录《第三帝国内部》（Inside the Third Reich）中，让读者了解了第三帝国的内部运作。
汉斯·弗兰克：律师
在被逮捕并在纽伦堡受审后，弗兰克试图将大屠杀和灭绝营地的责任，完全推到海因里希·希姆莱身上，但这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尽管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了一些悔悟，并在被捕后皈依了天主教，但他还是在1946年10月16日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
阿道夫·艾希曼：石油销售员
艾希曼的大部分日常任务，都是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完成的，他亲自策划了匈牙利犹太人社区大多数人的死亡事件。他于1944年底逃离布达佩斯，并于1948年与家人逃往阿根廷，在1960年5月被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逮捕之前，他一直是纳粹头号通缉犯。后来他被秘密运送到以色列，于1961年受审，并于1962年6月1日被处以绞刑。
里宾特洛甫：酒商
1928年被介绍给希特勒后，他向元首示好，但却不受其他纳粹的欢迎。1936年，他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当时他在例行的握手仪式上，用纳粹军礼的时候，几乎撞倒了乔治六世国王，并因此在外交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他的失态，他未能与英国结盟。然而，他对这个国家的恐英仇恨与希特勒完全一致，他随后与斯大林作为德国外交部长谈判的互不侵犯条约，震惊了世界。这是里宾特洛甫事业的鼎盛时期，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几乎不需要外交手段。1946年10月，他在纽伦堡被处以绞刑。
马丁鲍曼：农业工人，房地产经理，罪犯
他是希特勒生前的狂热信徒，是这位德国领导人生前遗嘱的执行人。人们认为他是在一次试图从希特勒地堡突入的行动中被杀的，但他的遗体直到1998年才得到最终确认。不管他的遗体如何，他在纽伦堡审判中被缺席审判和谴责。
弗朗茨·范·帕彭：贵族，间谍，“不受欢迎的人”
美国政府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他驱逐到德国。1916年，他被美国大陪审团指控参与密谋炸毁加拿大运河的活动。冯·帕彭受到外交豁免权的隔离，而且已经在德国，因此他永远不会正式回答这些指控。当他成为德国总理时，这些指控被正式撤销。
冯·帕彭是一位中间派和保守派政治家，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一直相对默默无闻，直到1931年保罗·冯·兴登堡出人意料地任命他为德国总理。他试图与希特勒谈判，希望获得他的政治支持，但恰恰相反，他被击败并被赶了出去。1934年，范·帕彭公开反对纳粹的一些暴行，因此被软禁在家。不久之后，他辞去了政府职务，纳粹得以在德国行使全部政治权力。由于他的声望，希特勒不希望消灭范帕彭，但他也不希望他能够领导任何秘密的政治反对派。所以他给了冯·帕彭一个外交职位，首先是驻奥地利大使，然后是在土耳其，而后冯·帕彭在那里服役结束了战争。虽然弗朗兹·冯·帕彭在纽伦堡被指控犯有战争罪，但他是三名被判无罪的被告之一。
朱利叶斯·斯特雷切：教师和记者
1923年，斯特雷切创办了《攻击者》（Der Sturmer），这份报纸被其出版商描述为官方反犹太主义的公然传播者。斯特雷切在啤酒厅政变中与希特勒并肩作战，赢得了他个人的尊重。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在纽伦堡的行为，使他获得了“弗兰科尼亚的野兽”的绰号。他在水晶之夜要求摧毁纽伦堡的犹太教堂，还散布关于纳粹领导层其他成员的谣言，最终导致他被剥夺了官方权力。然而，他被允许继续出版《攻击者》，并与希特勒个人保持友好关系。尽管他在大屠杀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但他的著作和演讲具有挑衅性，以致于他在纽伦堡被作为主要战犯审判，并于1945年10月16日被绞死。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小提琴家和“不称职的官员”
从这一刻起，海德里希将开始成为第三帝国最强大、最邪恶的成员之一。作为大屠杀的文字设计师，他实施了“夜与雾”法令，使被认为有安全风险的公民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作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被征服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帝国保护者的行为，标志着他是纳粹国家官僚主义的残酷的化身。捷克流亡政府认为海德里希非常恶毒，因此派出了一支受过特殊训练的突击队来追捕他。1942年6月4日，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遭到暗杀，因受伤而死。
罗伯特·雷：化学家，编辑，酒鬼
不过其因为狂热的献身精神和反犹太的著作和演讲，而留在希特勒的核心圈子里。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就被捕了，并被纽伦堡法庭起诉，但在1945年10月审判开始前，他还是在牢房中上吊自杀了。
罗兰·弗莱斯勒：“政委”，战俘，辩护律师
1942年8月，弗莱斯勒达到了他最臭名昭著的地位——法院的首席法官。在这里，他判处了许多被告死刑，包括白玫瑰，索菲·肖尔，以及另一个仅仅因为散发传单，而被判处死刑的17岁少年。他性格如此极端，以至于为德国人民准备的公审录像从未播出过。人们认为，他的行为是为了弥补他之前的“布尔什维克”污名，这一污名甚至被希特勒本人怀疑。1945年2月3日，在柏林的一次空袭中，弗莱斯勒被一根法庭的大梁砸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