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满语是吹哨引鹿的意思。后来专指围场而言，其地约在今河北围场县。清代自康熙朝开始，为了保持武功本色不衰，也为了安定北方边陲，皇帝于每年四月(5月)率王公大臣，并带领大批军队到此围猎比武，同时指令蒙古王公贵族轮班陪同打猎。史称木兰秋叶。
皇帝来此驻跸之所为避暑山庄，也叫热河行宫或承德离宫。清朝皇帝在这里避暑，并从事各种政治活动。康熙帝共秋狝56次，乾隆帝共秋狝53次。乾隆在位60年中，约20年是在热河避暑山庄度过的。
清帝秋光热河一般是四月(5月)去，八月(9月)返京。而咸丰帝却在八月要热河围猎!
当英法侵略军如入无人之境地直逼距北京只有咫尺之远的通州城下时，咸丰帝表示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
咸丰帝于十年七月二十四日(1860年9月9日)发出朱谕：
“朕为近畿百姓免受荼毒，不得已勉就抚局，乃该夷屡肆要挟，势不决战不能。况我满，汉臣仆，世受国恩，断无不敌忾同仇，共伸积忿。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著内廷王、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迅速定议。并有僧格林沁密折一封，一并阅看。本日奏事之外大臣，并著与议。特谕。”
这里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表明要亲自统六师，直抵通州前线。我们不能说咸丰帝没有这个想法。但实际情况是，沉缅于酒色的咸丰帝正在患病，“时皇上方病”。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二件，有趣的是同时发下僧格林沁密折一封。这封密折是劝说咸丰帝木兰北狩的，随即准备向内廷北撤。这两件事合起来不难看出，直抵通州是做个姿态，而真正的意图是用暗示的方法向臣下发出他要北撤的信息。
当时了解内情的官吏李慈铭在发出上谕的次日的日记里写道：“闻上有幸木兰之意，已敕整备六军，假名亲征，实为行计。”
亲征是假，北逃是真。这个方法是巧妙而圆滑的。但大学士贾桢很快上了一道奏章，说明亲征不可轻视。他认为，亲征“非万全之道也，臣等以为断不可轻于一试”。并说“至于僧格林沁所奏木兰之说，尤多罣碍”。
贾桢等既不同意咸丰帝亲征，也不同意北狩，主要原因是一怕“人心涣散”，二怕“无险可守”。但是，他们是不是提出了“万全之道”呢?也没有。他们要咸丰帝“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靠“皇苍所默佑”，就是听天由命。简直是开玩笑。咸丰帝对他们提供的安慰药丸也不大感兴趣了。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咸丰帝发下朱谕：
“朕察时审势，夷氛虽近，尤应鼓励人心，以拯时艰。即将巡幸之预备，作为亲征之举，镇定人心，以期巩固。著惠亲王等传谕京城巡守接应各营队，若马头、通州一带见仗，朕仍带劲旅，在京北坐镇，共思奋兴鼓舞。”
前天还要直抵通州，今天就变了主意，要“京北坐镇”了。这道上谕说明了大臣们的劝架根本没有起到作用。他坐镇京北，是选择好了一条逃跑的最佳路线。
其中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吏部左侍郎匡源、右侍郎文祥、工部右侍郎杜翰的奏章更有针对性：“不意外间人言，更多疑虑，以为朱谕中‘在京北坐镇’一语，圣意仍属木兰，众情益涣，岌岌可危!”并要求皇上，“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知木兰之役，决计不行”。大臣们的劝驾，以及这道奏章起了作用。
咸丰帝当天发下上谕：
“朕为天下人民主，当此时势艰难，岂暇乘时观省。且果有此举，亦必明降谕旨，预行宣行，断未有銮舆所莅，不令天下闻知者，尔中外臣民，当可共谅。所有备用车马，著钦派王大臣等传谕各处，即行分别发还，勿得尽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议而定人心。”
这是表明他决心不离开北京，车马发还，以息浮议，安定人心。
但是僧格林沁考虑得更为周到，说明何时撤退为好。他上了一道奏章：
“将谓圣驾出都，既有关乎国之安危，京师立即震动，士卒有后顾之忧，勇气既消，万难策励。此虽将士妄自揣度，亦系实在情形，合无仰恳天恩?既将来马头一带见仗之后，再定亲征之举，庶可维系人心，巩固根本。总之，奴才等折服频通，事尚可为。若奴才等万一先挫，彼时即行亲征，亦可不致落后。奴才等为保全大局固结人心起见，谨不揣冒昧，恭折密陈。”
这是说，咸丰帝目前尚无撤退之必要。因为一旦撤退，会动摇根本，挫伤士气。但是，也必须做好撤退的准备。关键在于马头一仗的结果。如果胜利就不必北撤，如果失利就必须北撤。此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僧格林沁是前敌最高总指挥，他的话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为此，咸丰帝于同日特下谕旨，说明“僧格林沁等所虑，正合朕意。现在巡幸之举，决计不行”。僧格林沁的奏折，给咸丰帝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暂时决定不北撤了。
并发内帑银20万两，以鼓舞士气，打败夷兵。关于此时的情形，吴可读日记载：“(咸丰)庚申(十年)七月，自慈亲(按指吴可读之母)得病起，五、六日间，即传夷人已到海口，所有内外一切章奏，概不发抄，以致讹言四起，人心惶惑，然犹未移徙也。时皇上方病，闻警拟狩北方，懿贵妃与僧王不可，且谓洋人必不得入京。”
但是，双方瞩目的八里桥一战，清军失利。
八月七日(9月21日)，英法侵略军攻下八里桥，进逼皇木厂，京师岌岌可危。当天晚上，咸丰帝听到了僧格林沁、胜保失败的消息，惊慌失措，匆匆忙忙，预备车驾。
八月八日午前巳刻(9——11时)，偷偷从圆明园北走。銮舆不备，扈从无多。他带着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焦佑瀛、杜翰等人，并其他随行者数百人，且带禁军2000人保卫，仓皇上路。
这一天，咸丰帝只吃了两枚鸡蛋，第二天，也只吃了几碗小米粥。队伍行动迟缓，两天才走了80里，抵达密云县石槽。走了两天，粒米未进，禁军饥饿难忍，粮食又无处筹措，部队散乱无状。面对此种情况，王公大臣们束手无策，只能相对哭泣。
户部的堂官不得已返回北京，想方设法购买了几千斤肉脯果脯给大家分食，队伍才勉强得以前行。但队伍所过之处，地方官吏纷纷逃散，食物无人供应，皇帝拿黄金换制钱都换不到。据说，皇帝驻下后，御膳还没等做熟呢，士兵们就从锅里抢着吃。
咸丰帝的仓皇出逃也真够狼狈的。
对于此次出逃，慈禧作何态度呢?
吴可读记道：“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我们不知道懿贵妃当时是否真的劝阻了咸丰帝，是否真的说了以上那些话。
但是，我们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否认吴可读的记载。
也许吴可读是得之比较确切的消息。从事隔一年之后的辛酉政变来看，懿贵妃是个很有主见的青年女子。她很有可能持上述见解。
黄浚道：“当英法联军之役，西后方为贵妃，文宗出奔热河，西后乃力主帝当留京。”黄浚是相信吴可读的记载的。
那么，懿贵妃的见解是否正确呢?笔者认为，她的见解是脱离客观实际的，是不可实行的空想。
因为，一是领导不力。从咸丰帝到王公大臣到统帅将领大都缺乏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二民心不齐。由于咸丰帝的软弱无能，影响到民心，北京城内官绅市民纷纷外逃，无坚守之志；三士气不振。僧王屡战屡败，胜保“左颊右骽受炮子伤二处”，二员战将得失利挫伤了士气。而且从各路调来的士兵是一群乌合之众，缺乏训练，素质极差，几乎一触即溃；四武器不好。
一个外国人评论八里桥之战时说：“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很不象样的炮。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的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然而长官们和军中的勇士却前来列阵于八里桥上，这时大家就可以看到在整整一小时内，他们顶住了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压倒火力。这些勇敢的，然而还不够灵活的战士，与其把战场易手，让给敌人，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中国的军官和士兵是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败就败在武器上。落后的大刀长矛不是先进的大炮步枪的敌手。五北京不守。北京是个不设防的城市。要想以北京为最后的堡垒，坚持固守，这是办不到的。
我们知道，咸丰帝不会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不具备领导全民族进行一次反侵略战争的统帅的个人素质。
所以，懿贵妃在彼时彼地劝说并力主咸丰帝留京，那是不了解敌我双方实力而提出的错误建议。
咸丰帝倒是知道自己的分量。他不顾一切，“木兰秋狝”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