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进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入，中国加入了同盟国集团，与美英共同对抗德日轴心国集团。而两国也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主动要求废除各项不平等条约，展现出了一定的诚意。
有人因此就说，此举表明美国的宽宏大量，由于其率先带头，使得其它各国与中国签订的条约在之后得以纷纷废除，这对中国人民无疑是有恩情的。
诚然，如此判断有现实的考量，不过未免有失偏颇，其实美英此举还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内情。
战争笼罩，废约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进入抗战后，欧洲方面也不平静。随着希特勒野心的膨胀，整个欧洲都在他的计划之内，企图蚕食鲸吞。
由于战前英法等国对于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使得希特勒加快了侵略的补发，在吞并捷克之后，兵峰直抵波兰，并迅速席卷占领。此刻的英法感受到了危机，但为时已晚。
法军首先失败，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经由阿尔卑斯山的侧翼突击进入法国本土，将英法联军逼退到了敦刻尔克。
他们慌忙逃窜，因为德军轻敌或者过于小心谨慎，使得这项悬崖边上的大撤退获得了成功，保留了反攻的元气。可此时的德军不可一世，这种小小的“挫折”也阻止不了希特勒征服欧陆的宏图。
英国在丧失欧洲本土后，面对来势汹汹的德军也是疲于应付。在希特勒向东突袭苏联，两线开战后，英国与苏联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互相结盟。而德国也拉拢日本、意大利，组成了轴心国集团，进行对抗。
英国方面的重心虽然在欧洲战场，但对于亚洲战区也不可小觑。为了避免自己承受巨大的军事压力，则需要苏联方面予以配合。
在战争开始，苏联也猝不及防，短时间丧失了大量领土，眼看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就要支撑不住了。而苏联在亚洲也有广袤土地，需要协防日本进入。
所以如果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得手，可以腾出功夫与德军夹击苏联，那对整个同盟国集团都是灭顶之灾，因而英国方面不敢怠慢，紧急联系美国支持苏联的卫国战争以及中国的抗战。
在日本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沼时，军国主义的激情依旧高涨，少壮军官为了建功立业，恼羞成怒之下，竟然唆使军部对美国发动了珍珠港事件，拉美国下水，打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将这个本来恪守中立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推到了同盟国的怀抱，可谓是“功德无量”。
然而，日本方面也不总是头脑发热的军人作主，知道事情无可挽回，于是打算在外交上进行周旋，并且试图分化同盟国阵营，挽回颓势。
日本“带头”，英美跟进
其实日本过去本打算“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但发现中国军民的抗敌热情如此踊跃，在军事上不能速战速决，于是从1938年开始，转而采取以所谓放弃领事裁判权和交还租界来诱降重庆国民政府，主要对象是领导人蒋介石和汪精卫。
在诱降汪精卫集团时，日本妄言要“援助中国从东亚的半殖民地地位中逐步解放出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它还嘲笑中国没有平等地位，被西方国家“不是当做一个盟国，而是当做一个工具使用”。
汪伪政权建立后，1940年11月30日，汪日签订《中日间基本关系条约》，日本政府表示：随着中日关系的新发展，将“撤废”其在中华民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并“交还”专管租界。
1942年1月9日，汪伪政权向美英宣战，一小时后，日本即与之签订《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等之协定》。
3月30日，汪伪政府“接收”杭州、苏州、汉口、天津等日租界，5月28日，汪伪政府“收回”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6月5日汪伪政府“收回”天津、汉口、广州3个法租界。
6月30日，汪伪政权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日本大使谷正之订立《关于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条款》及“了解事项”，并就有关事宜互换照会宣布该租界将于8月1日由汪伪政府“收回”。
由于汪伪辖区实际上是日本占领区，因此，汪伪政府“收回”的外国租界，实质上是从“国中之国”变成了沦陷区。
显而易见，日本“交还”租界及“撤废领事裁判权”，无非是为了“笼络中国民心”和“企图拆散盟国团结”。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英美需要依靠中国牵制日本，阻止其北进，减缓苏德战场上的压力，令太平洋战争亦自顾不暇，于是做了个顺水人情。
在日本之后，1943年对中国提出了废约的请求，其实本来是出自实际需要，利益使然，并非真心“改过”。所以在废约问题上，指称美国有恩于中国，实在略显严重，并非客观。
西方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历史意义
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西方列强签订了无数的不平等条约，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英国正是其中的“带头大哥”，在它的率领下，西方国家才看清了中国的虚实，趁机开始掠夺中国的资源，并抢占人口市场。
而由于国力孱弱，封建属性浓厚，使得中国在与西方的接触中节节败退，尤其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根本没有招架之力，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只是一味屈辱求和，赔款卖国，正如晚清最后的女主慈禧太后所说的那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然而尽管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历史上屈辱的见证，成为民族记忆中的一道伤疤，但正如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这些不平等条约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的进步，逐步融入了世界文明的大家庭。
中国同西方国家签订条约，除了割地赔款，几乎毫无正义性可言外，就是围绕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与最惠国待遇这三方面的内容。
协定关税与最惠国待遇主要是围绕经贸方面的交流而制定，由于中国长期游离于世界之外，管理水平十分落后，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而外国人的到来就打破了这一屏障。
中国海关的总务长期由一个英国人赫德担任，他为中国的海关建设以及与西方人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令中国人见识到了现代经济发展的雏形与现代财税体系的样板。
而最惠国待遇则令各国同中国的交往更加平等，使得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自由设厂、投资、传教、旅游，办理学校，设立外交领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人的进步以及文明的发展，给落后的国度带来了福音。
对于治外法权来说，似乎是干涉他国司法，但就当时的中国而言却非常必要。我们知道古代国家的刑罚是特别不人道的，而且没有健全的审理渠道，人民的权力无法得到保障。
而此时的西方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然建立了现代的法律制度，也废除了体罚、肉刑，因此东西方在此就有着明显的差距。
外国人审判中国人是按照程序正义来循规蹈矩地进行，而中国的审判则是野蛮落后的，动辄处以极刑，这是对文明莫大的亵渎，因此西方需要在中国做出改变之前，自己行使审判权，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倒逼对方改变、进化。
基于这种考虑，中国方面也的确做出了改变。中国在和西方商谈消除不平等条约之前，已经承诺要按照西方模式治理地方，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践，赢得了西方的好感。
所以英美在客观需求下，接纳并承认了中国的进步，因此在适当的条件下同当时的国民政府商定，决意废除不平等条约。
在1942年10月10日的双十纪念日上，蒋介石公布了一件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最为中国人挽回脸面的事情。他宣布，美国和英国已经放弃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所给予他们的治外法权。
英美两国放弃这些权力并非出于被迫，就这一层而言，中国的这两个盟国作出重大的让步可以说是自愿的，但是，这并不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
起初，他们主张在战后再作决定。但是，蒋介石对他们指出，早一些宣布会起到鼓舞中国人民的效果，考虑到这一点，英美作出了让步。
从中可以发现，美、英的让步不过是一个“惠而不费之举”，对此国民政府也费了不少的力，但毕竟这对中国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铭记这样的时刻，前世之事，后事之师，砥砺前行，继往开来。
文/朱竟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