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西方，事实上俄罗斯民族已经追求了1500年。
可1500年来，西方从未接纳过俄罗斯。
从部落时期“向欧洲”开始，俄罗斯民族主体——斯拉夫人就一直将其作为国家发展壮大的基本战略。
但1500年来，欧洲除了拒绝承认外，便是更强烈地拒绝。
一个是排除万难“向欧洲”努力地成为西方，而另一边却打死都不承认俄罗斯是西方。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越证明自己的优越性越被欧洲认为是“落后”
据资料显示，维斯瓦河河谷是所有斯拉夫人的“故乡”。
早在公元4世纪，斯拉夫人就出现了部落联盟，在希腊语中，“斯拉夫”这个名字，
就是“荣耀”的意思。
隐喻“斯拉夫民族”，不但是尽显荣耀的民族，更是一直追求荣耀的民族。
所以，1500年来，斯拉夫民族一直未曾放弃这一梦想。
所以，6世纪起，斯拉夫人就开始与拜占廷帝国摩擦不断。从那时起，斯拉夫民族就把“成为西方人”当着自己的梦想。
因为，在冲突中，西方的宗教、习俗、工具、武器等“先进文明”，一直深深吸引着斯拉夫民族。
所以，1500年来，斯拉夫民族一直学习西方。
并努力成为西方。
但却每次都被西方拒绝承认，甚至是一直认为斯拉夫民族依然是一直未开化的“蛮族”。
所以，基于这样的傲慢与偏见，俄罗斯民族在其历史上一直证明自己的“文化优越”和“民族优越”属性。
以此证明欧洲（西方）的落后。
因此，从6世纪开始，俄罗斯民族就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摩擦不断，甚至是屡屡大打出手。
而摩擦与干架，又使斯拉夫民族与欧洲之间的间隙越来越大，历史的循环，便形成了斯拉夫民族与欧洲之间的历史性对峙的怪圈。
二、“信仰”背后的“正统”与“裂缝”
有学者认为，斯拉夫民族与欧洲之所以会出现以上怪圈，主要原因在于
东欧平原农耕文明的局限与精神文明的诱惑。
因为一直居住在富饶的东欧平原，斯拉夫人并不缺乏物质（粮食等生活品），而是在空虚的精神世界。
从最初，斯拉夫人就有自己的信仰。
包括自己的神灵体系。
但遗憾的是，斯拉夫民族的原始信仰大多都是口口相传，这容易导致不同的版本出现，从而原始信仰比较混乱。
长此以往，其原始信仰就失去了其原本的魅力。
可欧洲的原始信仰及宗教则不同——他们有着大量的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手资料。
大量的史诗级文献记载的多姿多彩的故事，不但深深吸引斯拉夫人，其体系化有因有果有过程，且曲折传奇的宗教信仰，更吸引着斯拉夫民族。
所以，在15-16世纪俄罗斯民族国家形成后，斯拉夫人在精神上更被西方文明征服。
由此，有学者认为，
基于文明的深深吸引，斯拉夫人在国家安全、社会制度、族群发展等领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强了向西欧靠拢的历史进程。
所以，早在近代俄罗斯民族形成之前，
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就已使俄罗斯人的祖先接触到当时欧洲文明(基督教文明)的最发达部分，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此外，随着东罗马帝国的崩溃，斯拉夫人自我整合，并将斯拉夫进组地域上的基督教自成体系——并称之为东正教。
东正教的出现，让欧洲更为不满。
原本属于欧洲罗马帝国的辉煌文明，怎么就成了斯拉夫人的“正教”？所以，自此便有对宗教“正统”的不同看法。
由此，进一步拉开了俄罗斯与欧洲的裂缝。
甚至是不可调和。
所以，欧洲则干脆在原有基督教的基础上，创立了新教和天主教。
由此，“本是同根生”的宗教，就花开三朵各表一枝。
但长期以来，东正教与欧洲宗教，一直陷入“谁是正统”的话题生态。
俄罗斯与欧洲的裂缝不但未曾有些许缓解或愈合，反而间隙与摩擦越来越大。
三、“三剑合璧”的文化元素根深蒂固
此外，蒙古铁骑的到来，也给斯拉夫民族带来巨大影响。
1223年，蒙古大将哲别率领蒙古大军击溃了当年乌克兰的基辅罗斯诸国王公，后又攻入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
此后，蒙古人对东欧平原的统治，又使斯拉夫民族刚建立起来宗教，在“胚胎”时期就融入了来自蒙古人的东方思维、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和文化习俗。
于此，斯拉夫人的思维深处，并被融入了无法消除的东方元素。
如此，“三剑合璧”的显著特点，便成为俄罗斯文明呈现的基本特质，既其文化内核上深深烙上“俄罗斯文明、西方文明、东方文明”的“三重元素”。
其相互制约、影响，甚至是冲突，始终贯穿于俄国的发展史。
尤其是近现代以来，这种相互融合、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制约的文化属性，影响了俄国数百年。
由此，在其发展历程中，因自我情结和实力之间的矛盾，常使俄罗斯产生两种境遇：
一是追赶并融入西方。
“
成为欧洲强国”，不但从彼得大帝时开始便是俄国的国家战略，且此后成为俄国历史运动的总趋向。
从另一种角度出发，西方一直是俄国的安全威胁，同时又是强国的榜样。
俄国国家战略轴心——就是与西方强国的关系。
要么合作，要么斗争。
但俄始终被西方视为“非我族类”。
二是战略影响。
“三剑合璧不可避免地影响俄国战略。
当俄罗斯被摒弃于西方之外时，俄的自我意识便出现了一种受到侮辱的大国主义综合症。
也即反复地强调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天赋使命。
四、天赋使命的“矛盾”宿命
在俄罗斯本土神话中，就有赋予斯拉夫人天赋使命的传说。
此外，东正教的教义，亦赋予俄罗斯民族有一种天生的使命感。
因此，在俄罗斯民族内心，天赋使命感使他们从不甘心平庸的价值观。
甚至不甘心偏于一隅。
所以，俄罗斯国土面积很大。
他们总是在在其本源文明体系的传统文化精神中，怀着—使命感和救世主的精神不断进取与开拓。
这一思想某种程度上贯穿于俄罗斯统一的整个进程。
且集中体现在15世纪时期，其东正教提出的“第三罗马帝国”的理论，即俄罗斯自古就自认为肩负着一种天赋的历史使命感。
或者说是肩负重任。
这种重任，主要体现在——俄罗斯认为自己负有使欧洲摆脱西方文明罪责的责任。
俄罗斯人认为——这是俄国的政治天命，更是道德权力和义务。
这种使命意识在对外政策上集中体现为俄国与西方的对立，以及建立在东正教和俄国精神“拯救”欧洲的认知基础之上。
同时，于此伴生的是俄罗斯人对西方的矛盾心理。
也即他们既羡慕、又向往西方的先进。
同时又无法接受、甚至是敌视西方的价值观念。
这样的“矛盾纠葛”，使很多俄罗斯精英表现为从最初的亲西方开始，最后却反西方，从而回归俄罗斯本土文明而告终。
东西方文明与本土文明的融合，以及伴生的矛盾，一方面使俄罗斯既统一、又有分裂的冲动。
同时在面对西方文明构建的结构性弊端前，俄罗斯又无可避免地衍生出了反对西方的情绪。
所以，在反西方弊端上，俄罗斯民族就披上了“天赋权力”的神圣袈裟。
这个袈裟——是西方永远也无法接受俄罗斯的真正根源。
五、小结
不过，话说回来，在即统一、又分裂的俄罗斯世界时值转型与重构的“多事之秋”，除了个别的理想主义者外，
在俄罗斯，再也没有人企图担当救世主的角色。
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人骨子里的使命意识和大国心态消失了。
自19世纪俄罗斯进入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其历程经常伴随着磕磕绊绊，甚至是分分合合，以及动荡和碰撞。
所以，当前的俄乌冲突，有史家认为俄罗斯的境遇与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木战争时代几乎惊人地雷同。
那时，俄国被法、英、奥等欧洲强国围堵，并在欧洲列强的围攻下落败。
当时，沙俄处于落后的农奴制时代。
通过克里木战争，自负而上进的尼古拉一世因此而服毒自杀，而之后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此彻底废除了沙俄落后的农奴制。
在此背景下，当时的沙俄外交大臣阿·科尔查科夫提出了全新的外交思想：
“
俄罗斯不生气，它在养精蓄锐。
”
他强调，俄罗斯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后，应该奉行与外部和解的政策，应减少参与欧洲事务的程度，集中精力于国内的农奴制改革，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内部的发展。
无独有偶，上个世纪初，当俄国再次离世界前进的脚步越来越远时，沙俄总理彼得·斯托雷平要求外部世界：“
请给我们20年外部和内部的安宁，您将不认识俄罗斯。
”
这些都与如今的俄罗斯惊人的相似。
不过，当年彼得一世花了20年时间终于突破了瑞典人的封锁，并夺得了进入欧洲的海上通道。科尔查科夫用了15年的时间摆脱列强对俄国在黑海活动的束缚。
而普京呢？目前正在重复俄罗斯史上曾不断重复的故事——崛起、走向欧洲。
而他的道路，就是确保黑海的固若金汤。
以及彼得大帝时代突破瑞典人的封锁而直通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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