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发，无疑是近代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结果。它不仅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并以巨大的震撼力推动了社会变革，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
遗憾的是，受制于历史进程的制约，辛亥革命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完成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
那么问题来了，这场由革命党人主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内涵有着什么样的沧桑演变？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简单聊聊。
《走向共和》中的孙中山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族国家”
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黑龙会创始人头山满（1855—1944）提供的位于东京赤坂区某处民宅内，“中国革命同盟会”正式宣告成立。与此同时，被推举为总理的孙中山，首次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
中国同盟会成立
1）何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在由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共同拟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句，做出了较为清晰的解释：
驱除鞑虏：“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
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驱除”，绝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推翻”。至于“驱除鞑虏”，可以理解为“将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驱逐到满洲（东北）”。不过，这一解释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即彻底斩断了“满洲”与“中国”的关系。
孙中山与他的战友们
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按照字面意思，“恢复”可以解释为“回到原来的情形”。孙中山认为，“中国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几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
换言之，所谓“恢复中华”，就是“在汉族聚居的十八省范围内，恢复建立汉族国家”。至于满洲（东北）、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边疆地区”，均被其“无情开除”了。
清朝的版图
2）“民族国家”，即“十八省汉人国家”
武昌起义胜利后，武汉军政府不仅将象征着“十八省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设为“国旗”。还在其发布的各种文告当中，均以“十八省”为号召。
所谓“十八省”，就是明清易代后，清朝将原有的十五个承宣布政使司中的湖广分为湖北、湖南，南直隶（先改名为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从陕西中分出甘肃后，所设置的18个省份，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汉族聚居区”，
武昌起义士兵所挥舞的旗帜，便是十八星旗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期的很多革命党人，一直没有将以蒙疆藏等“边疆地区”，视为“中国固有的领土”。
比如在《排满平议》（1908）一文中，章太炎提出，“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 以复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在他看来，把蒙疆藏等边疆地区“开除”之后，尽管国家的领土面积缩水了，但更有利于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
章太炎
3）何谓“民族建国主义”？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革命党人如此执着于建立“单一的汉族国家”？其实原因并不复杂。
首先，受制于“华夷之辨”思想的熏陶，早期的革命党人未能有效认清“清朝统治阶层”和“满族普通同胞”之间的关系，将国势衰微的罪魁祸首一股脑推给了“非我族类”的“满洲（族）”。因此，“恢复汉人正统”和“排满”，一直是他们的行动指南和奋斗目标。
其次，流行于欧洲的“民族建国主义”思想，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这一观点认为，“在民族国家竞争的世界里，惟有单一民族的国家才能强固有力，否则必然分崩离析”。在刊发于《江苏》杂志的《新政府之建设》（1903）一文中，就提到了这一理念：
“试一翻近世史，二三百年来此等惊天动地之大风潮，龙虎掷之大活剧，连篇累牍纷陈眼帘，何一非民族主义所激荡所演出者耶！......盖自“两民族必不能并立于一政府统治下”之精理既发明，欧洲之政局乃大变动，而所谓民族建国主义者磅礴膨胀不可消磨。”
《浙江潮》杂志封面
刊发于《浙江潮》杂志的《民族主义论》（1903）一文，对“合众多民族为一大帝国”的思想，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攻击：
“非民族的国家，不得谓之国。……集多数人民，以公同之力之志意，向公同之目的，发公同之行为者，则曰国。而置一国于此，其内容则兼结无数之异族焉，其思想不同，其语言不同，其风俗习惯（也）不同......及政府之能力衰，而民族的反拨性起。吾证之于远，则罗马是也。彼虽能兼无数民族于一国（之）下，然一时而已，不转瞬而亡也。吾证之于近，则蒙古是也。彼能并欧亚二大族而统一之，然（成）泡影焉。
文章作者认为，“多元一体”的清朝“不得谓之国”，“解体是在所难免的”。换言之，民族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新国家，没有必要完整继承清朝的版图。
陈天华著《猛回头》
在《江苏》杂志刊发的《政体进化论》（1903）一文中，作者明确提出了“在十八省范围内建立民族国家”的观点。
“如吾前所举民主政体成立之四因，吾国实有其三焉：十八省得天然之地势，远胜美之十三州，以地理论可独立而民主也；......同胞四亿万，同文同风同利害，群策群力何事不成，以民族论尤可独立而为民主也。......二十世纪中， 必现出一个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耳！……以我民族建我新国（家），全权在我……呜呼！建民族之国家，立共和之宪章，凡我同胞，其矢斯志。”
一言概之，在不少革命党人看来，“边疆地区”在“新国家”中可有可无，一些人甚至认为这些地区是“新国家”的累赘。
4）建立“汉族国家”衍生出的致命问题
就在革命党人宣传“驱除鞑虏”的同时，在日本、沙俄等列强的挑唆下，在内外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相继出现了以“排汉”为主的分裂危机（拓展阅读：
居安思危：一文概述，近代中国的两次边疆危机
）。
对此，立宪派学者杨度（1875—1931）在《中国新报叙》一文指出，“民族革命必然引起国家分裂，（国家）至少可能分裂为汉、蒙、回、藏四国，分裂则必然遭到列强瓜分，以至于亡国。”
杨度（1875—1931），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晚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对于立宪派学者提出的异议，革命党人给予了强势回应。孙中山认为，“（或）处于日（本）人势力之下，或为俄人所控制，或几成英人的囊中之物，且只能以百万人口之计的满、蒙、回、藏等族，何以能平等地共和建国？”
不过，这种观点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原因很简单，他们刻意回避了以“驱除鞑虏”为代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对边疆民族的冲击所引发的离心倾向（拓展阅读：
一文综述：外蒙古独立的前世今生
）。
访问俄国的外蒙古王公
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极端民族主义”的拨乱反正
在今天看来，“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就拿“排满”口号来说，它固然加速了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进程，但也一度让国家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危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党人终于意识到，“（这场）颠覆君主政体的革命是政治革命，并非是一场民族革命”，“即便是汉人当皇帝，这样的政府也必须推翻。”至此，“驱除鞑虏”和“排满”，正式被“五族共和”所取代。
1）“十八星旗”与“排满”
1907年，孙中山在南洋忙于组织两广起义，位于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呈现出了涣散状态。其中，一部分来自长江流域的革命党人，为了推动当地的革命发展，在东京成立了“共进会”，并将革命旗帜设定为“十八星旗”。
“十八星旗”的长宽比例为8：5，图案由红底、黑九轮角和18颗小黄圆星组成。其中：
红底和黑九轮寓意“铁血精神”，预示着用武力推翻清朝的决心；
黑九角代表着《禹贡》中记载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
18颗小黄圆星代表了“汉地十八省”，示意国家统一、民族和睦、前途光明；
圆星呈金黄色，表示与清朝对立的“汉族炎黄子孙”。
客观地说，“十八星旗”的设计理念，无疑是“民族建国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
十八星旗
1908年冬，共进会成员孙武、焦达峰等骨干先后回国。他们积极联络长江两岸会党，并将工作重点转向新军，“秘密编成五镇军队”，可谓“进展神速”。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很快便掌控了武汉三镇。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成立，“十八星旗”也成为了这场革命的胜利象征。当然，这也预示着黑龙江、吉林、奉天、新疆四个行省以及内外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被他们统统“驱逐出境”了。
共进会旧址
实际上，在当时全国各地的革命团体中，共进会一直以“排满”偏激所著称。因此，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极其激烈。根据外国传教士记载，“满人的尸体横陈在大街上，男女老幼都有，数量过万，死相凄惨......”。
可以预见，湖北军政府发布的《布告全国电》，充斥着极端激进的“汉民族主义”思想。除了频繁出现的“十八省”、“汉人”等字眼之外，对于“革命的未来”做出了“极端的展望”：“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 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之光荣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天讨》杂志
在几乎同一时期发布的《布告海内人士电》，内容更为激进：“.....为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报二百六十年之仇……我汉人四万万之生命，死活在此一举，成则与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再享万万世世之福，否则堕于地狱中永无超生之日矣......今日之举， 是合十八行省诸英雄倡此义举......”
值得注意的是，《布告海内人士电》的后半部分内容，改编自《民报》增刊《天讨》上由章太炎撰写的《讨满洲檄》（1907）一文。
只不过，《布告海内人士电》的内容更为激进：“又尔蒙回藏人，受我华之卵育者二百余年……尔若忘我汉德，尔恶不悛，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 乃蹀足謦欬，与外蒙响应，军政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
简单地说，《讨满洲檄》中的“又尔满洲胡人”一句被改为“又尔蒙回藏人，“尔胡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一句改为“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与外胡响应”一句杯改为“与外蒙响应”。一言概之，湖北军政府已然摆出了“与满、蒙、回、藏四大边疆民族全面开战”的架势。
革命军与清朝新军交战
与湖北一样，四川也是共进会影响较大的省份。1911年11月27日，蒲殿俊（1875—1934）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后建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并自任都督。与此同时，他们也设计了自己的“十八星旗”。
对于四川版“十八星旗”，时任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如是描述道：“那面旗帜（我想目前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面有红字（汉），周围有十八颗星绕成的一个黑圈，形状像是太阳，但颜色是黑的。… …旗帜上星的数目是十八颗，而不是二十一颗或二十三颗，这个情况表明把东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尔）排斥在联邦之外。”
十八星汉字旗
实际上，很多起义地区的旗帜，或多或少都在传达着“要在十八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的信息。
不同地区旗帜汇总
2）“五色旗”与“五族共和”
12月初，苏浙联军攻占南京，革命重心同时转移到了江浙地区。要知道，这里一直都是立宪派实力的“基本盘”。这就意味着，以“排满”思想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有了趋于温和的迹象。
12月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1860—1930）、浙江都督汤寿潜（1856—1917）、沪军都督陈其美（1878—1916）以及各省留沪代表们，共同召开省代表会。值得注意的是，立宪派人士和温和派革命党人，已经成为了参会代表中的“大多数”。
大会议决，“取五族共和的意义，决定以五色为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换言之，“民族团结”和“保证国家领土完整”等问题，已经被很多革命党人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五色旗
到此为止，两广革命军使用的“青天白日旗”，两湖革命军使用的“十八星旗”以及“五色旗”，成为了在这场革命中影响力最大的三种旗帜。1912年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 在南京正式决定“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不过，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一直对“毫无革命历史”的“五色旗”颇有微词，更倾向于使用“青天白日旗”。他在1月12日复函代行参议院时如是说道：
“贵会咨来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等因。本总统对于此问题，以为未可遽付颁行。盖现时民国各省已用之旗，大别有三：武汉首义则用内外十八省之徽志，苏浙则用五色之徽志；今用其一，必废其二。......至于取义，则武汉多有极正大之主张，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今日适得武昌来电，则主张用首义之旗，亦有理由，非经将来大会讨论，总难决定也。”
不过，考虑到在当时的革命阵营中立宪派、旧官僚和温和革命派人士已占据压倒优势。因此，将“五色旗”设置为“国旗”的决定，已经不可更改。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背景即五色旗
当然，尽管孙中山对“五色旗”不怎么感冒，但也逐渐将“民族团结”和“避免国家分裂”等问题，放到了重要位置。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就一再强调：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到此为止，“五族共和”的建国思想，正式成为了全国各界的广泛共识。
边疆危机的全面爆发和处理
不过，即便将“五色旗”设为“国旗”，将“五族共和”设为“建国之本”，并很难保证“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的立刻实现。原因很简单，不仅边疆民族地区的上层人士对革命心怀疑惧，就连以东北为首的部分汉族上层人士，也对革命充满了困惑和不解。
与此同时，以日俄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准备“坐山观虎斗”，以便“分割中国”。1911年10月，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就与俄国总理大臣商议“瓜分满蒙”事宜：
“根据一九零七年及一九一零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 两国即可根据一九零七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
日俄战争后，双方“又穿上了一条裤子”
1）革命风暴中的边疆地区
值得关注的是，“驱除鞑虏”的口号，给内外蒙古的王公阶层，给予了非常大的心灵暴击。蒙古王公对武廷芳的质问，最足以反映这种疑惧心理：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911年11月30日，在沙俄的策动下，八世哲布尊丹巴宣布称帝并宣布“外蒙古独立”。1912年1月3日，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汗宣布独立，“中国官员被驱逐，汉族商民备受虐待”（拓展阅读：
一文综述：外蒙古独立的前世今生
）
八世哲布尊丹巴
与此同时，内蒙古各地相继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1912年1月中旬，呼伦贝尔盟在沙俄的策动下“宣布独立”，哲里木盟郡王乌泰也积极准备叛乱；1月底，在川岛浪速等人的策动下，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准备接受日本贷款并发动“起义”。
坦诚说，尽管孙中山在1月28日特别致电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以示抚慰”，甚至说出了诸如“汉、蒙本属同种”这样的话。但是，“驱除鞑虏”、“八月十五杀鞑子”等“珠玉在前”，一纸宣言和几封电报，怎么可能化解隔阂（拓展阅读：
读书笔记：近代革命风暴中的内蒙古和蒙古人
）？
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
因此，在内地“驱除鞑虏”的同时，边疆地区也爆发了激烈的“民族冲突”。在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大量汉族百姓遭到驱逐和烧杀。当动乱波及西藏时，拉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不久冲突爆发，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西藏各地的汉族百姓处境极为悲惨。
一言概之，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分裂，肯定会引发大规模的民族冲突以及种族仇杀。对于各族人民来说，“民族战争”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杂居区中的甲族，必然想要驱逐乙族以使本地归属于甲国；乙族也想驱逐甲族，以使本地归属于乙国。（拓展阅读：
巴尔干之殇：南斯拉夫的崛起和崩盘
）。
3）迷惑不解的东北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身在北方的汉族上层阶级，也对这场革命的性质充满了疑问和不解。其中的代表，便是握有奉天军权、能够左右东北三省去向的张作霖。
年轻的张作霖
在“南北和谈”接近完成前夕，张作霖主动访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并表达了与“民国政府”“分家”的倾向：“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全在本人掌握之中，断不容许革命党之类南方人任意蹂躏，如北伐军之类，何足挂齿....即袁总理，如有确实迹象证实其已附和共和， 人绝不听从其指挥… …日本国如能以德相召，则东三省民众，必将人心趋向，有所依旧。....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予外人更为了当。”
1月31日，张作霖再次主动联系落合谦太郎：“袁世凯终已逐渐附和共和，皇帝退位当不可免，东三省亦将失去足以拥戴之主宰。......身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宁死亦不屑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为佳。”
2月3日，张作霖第三次联系落合谦太郎：“昨日已以统领名义致电袁世凯，阐明如下立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吾人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
东北兵工厂生产的坦克
众所周知，张作霖一直对日本人没有什么好感。但可以肯定的是，与日本相比，革命党以及民国政府更令他感到不安。因此在宣统退位后，“东北三省继续悬挂龙旗”。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马上任命他为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中将军衔），并在北京亲自召见了他并暗示“升官有望”之后，在逐渐将张作霖“稳了下来”。
4）袁世凯的补救
作为旧官僚代表的袁世凯，或许内心并不认可“共和体制”。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职业政治家的他，在“说服北方各省赞成共和”的事宜上面，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南北和谈
以内蒙古为例，以阿穆尔灵圭和那彦图为首的蒙古王公，在袁世凯的支持下逐渐成为了民国政府中的主要代表。其中，阿穆尔灵圭在1912年10月，代表民国政府出席了在长春召开的“哲里木盟十旗王公公议”。那彦图于1912年6月开始担任乌里雅苏台将军。
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即民国时期的内蒙古王公，在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随着时间的推移，内蒙古王公们逐渐放弃了分裂的图谋，不少逃到外蒙古的蒙古族王公也陆续回到了内蒙古。
阿穆尔灵圭（左）和那彦图（右）
结语
南北议和的妥协，固然没有实现“彻底革命”，但也大体维持了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避免了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历史证明，无论是带有改良色彩的立宪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不能把成功领导革命（拓展阅读：
读书笔记：“中华民族”内涵的沧桑演变
）
对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民族的整合“是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和互利秩序中的协调”。“统一并不消除多样性，因为它是在组织的一个共享的社团层次上发生的；整合是多样化的补充，而不是它的否定”。
换言之，“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和互利秩序中的协调”，是中国各民族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机制中共同繁荣发展、共享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