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36年，满清第二任皇帝皇太极亲率10万大军远征成吉思汗的后裔察哈尔部大汗林丹汗，在清军猛烈的攻势下，林丹汗溃败，只身逃亡青藏高原，清军遂全据察哈尔故地。林丹汗败亡后，蒙古草原再次陷入分裂之中，形成了漠南蒙古（内蒙古察哈尔部）、漠北蒙古（外蒙古喀尔喀部）、漠西蒙古（西域准噶尔部）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漠南蒙古向满清臣服，其中精锐骑兵被编为蒙古八旗成为八旗军的三大主力（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之一，并在之后清军入关时，从龙入关，为定鼎中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几乎就在中原内地局势发生剧烈变化的同时，蒙古草原上也崛起了一支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准噶尔部，他们趁清军忙于与前明军队作战之际，迅速崛起，占据了整个西域，而占据青藏高原的和硕特汗国也对其臣服，如此一来，准噶尔汗国就形成了一个幅员万里的游牧帝国。在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中，准噶尔汗国大汗噶尔丹趁清军主力深陷湖南战场平叛的时候，率军侵入喀尔喀蒙古，噶尔丹遂控制了蒙古三部中的两部，大有一统蒙古草原恢复昔日蒙古帝国的趋势，并对大清帝国的北方安全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腾出精力来对付准噶尔汗国，曾三次亲征噶尔丹，噶尔丹在清军的打击下溃败，最终病死于逃亡路中，清军在与准噶尔的战争中，控制了喀尔喀蒙古，此后雍正、乾隆两朝的清军以喀尔喀蒙古为基地，对准噶尔的残余势力进行了清剿。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清军最终剿灭准噶尔汗国，至此，蒙古三部全部纳入大清帝国的版图，大清帝国的国势如日中天。为了巩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乾隆皇帝在喀尔喀旧地设置了库伦、科布多、古城三大军事重镇和乌里雅苏台将军府（与伊犁将军、盛京将军并列为清代三大边防区），还留驻了大量清军驻防，俗称“漠北三营”。
库伦营，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是乌里雅苏台将军府的驻地，是清军在喀尔喀蒙古的指挥中枢，也是清军驻军最多的区域，它控制这喀尔喀蒙古大部分区域和唐努乌梁海地区，也是清军最早设置的军镇，早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初具规模，当时的人一般把库伦的驻军称为“前营”。清代政书称当地“皆征蒙古兵以戍，以屯，以牧焉”。最高峰有满洲、蒙古、绿营兵60300余名。西北战事平息后，乾隆将主力撤回内地，只留下部分精锐绿营兵驻防，并形成定期更换，每隔3年由原营派员前来替代的换防体制。
科布多营，俗称“后营”，科布多是漠北地区仅次于库伦的军事重镇，辖区为金山（阿尔泰山）厄鲁特部。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乾隆下诏，令自乌里雅苏台“派参赞大臣一员，领绿旗兵百名，往科布多屯田”，并设科布多参赞大臣总理该地区的军政事务，受乌里雅苏台将军节制。科布多的驻军来源与库伦一样，都是有内地的绿营兵轮流驻防，因直隶宣化镇、山西大同镇驻地毗邻蒙古地区，官兵较为熟悉蒙古事务，于是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换防绿营官兵绝大多数来自直隶，但当地军费则主要由山西承担。
古城营，俗称“西营”因设置在新疆古城，位置在西边而得名，且军队主要来源于锡伯人，又称“锡营”，因为清朝平定噶尔丹后，准噶尔部反叛势力并未彻底平定，西方的沙俄同时也在不断东侵，逐渐开始威胁清朝的边疆安全。在这种形势下，乾隆需要在喀尔喀的侧翼留有一支驻军，以保障喀尔喀蒙古的侧翼安全，同时也是为了使新疆和外蒙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驻军在新疆的古城营但经费来源却来自外蒙，也间接避免了乌里雅苏台将军一家独大的局面，乾隆爷的设置真真是好不精妙。
“漠北三营”自设置后就成为大清帝国拱卫北部边防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他们忠诚地守护着大清帝国北疆安全148年，直到1912年大清帝国灭亡，“漠北三营”迎来了最终的末日，先是喀尔喀蒙古的王公们在沙俄的怂恿下将乌里雅苏台将军驱逐出库伦，紧接着又攻占了科布多重镇，幸而有当时的爱国将领、新疆督军杨增新率军收复阿尔泰山地区，才使得阿尔泰失而复得。但随着库伦和科布多别的陷落，外蒙遂脱离的中华版图。而外蒙的远离，使得古城营存在价值大打折扣，不久后也被裁撤，昔日称雄漠北的“漠北三营”最终全部化作历史云烟，不由得让后人生上一声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