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后，仅曾国藩麾下人数就达十余万。虽然清廷对这股强大的势力有所防范，但曾国藩本人比朝廷更着急，主动提出要尽快裁撤三四万人。连清廷都觉得裁军太快了。
几万名刚从大屠杀中走出来的老兵一下子被抛向社会，这对于军方和地方的压力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曾国藩非常坚决地解除武装。攻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其弟曾国荃遣散了数万老兵。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在收复新疆战争中表现出较强战斗力的部队保留了一支旧湘军外，湘军裁撤了七八万人。
湘军的这些官兵退伍后是怎么生活的？先说清末有名的刺马案。
这与湘军军官的安置有关。众所周知，“中兴将在湖南”，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
在整个湘系中，担任总督的有15人，担任巡抚的有14人，除了这些大人物，就连他们统治下的各级机构里，也充斥着湘军的老营官。他们的待遇明显比军人好很多，但是他们的位置有限，不可能全部安置。
当时曾国藩对被裁撤的湘军军官进行教育和考试，只有考试成绩好的人才有全薪拿。考试的内容是:“每月试一次步箭、马箭、霰弹枪，完成好的报酬较好，屡次超过别人的加薪。
每月25日，射箭，合中三箭者有薪，然后试马箭和霰弹枪。”“陈、五次排名第一，任命松江市巡防游击营”等优秀军官，被分配到富裕的松江府，定居上海。“杨志优于前三次，编京口左颖之都；黄炳衡超越前三次，补江阴营，定居江南富庶之地。”谭信义超越了前两次，弥补了安徽宿州营的守备。
马华两次超越第一，弥补了淮安城的营防。剩下的一个优于第一个，如巨灯梗部安庆协、严部泗州营司、王步云部柘林营司、刘传玉部江宁市守营营司、陈部肃宗镇中营钱总”，都设在两江总督管辖之下。马新贻表面上是以巡抚的身份来到两江，实际上是踏入了的故乡。
此后，湘军将领刘坤一等也先后在此任职。清初长期由旗人垄断的两江总督，在太平天国镇压后的几十年间，一直由湘军和淮军系统把持。
在湘军大量官兵消耗的带动下，湘江两岸大兴土木，包括豪宅、园林等。曾国藩兄弟五人在湘乡莲花池建九府。仅曾国藩自己的府后殿就占地4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
同样湘潭城外，湘军将领亭台楼阁绵延湘江，号称“十里塔台皆近水，四时管弦不知秋”。
长沙已经建了十三座“宫保第”房子。业主有胡林翼、左、曾、杨、张、刘坤义等人。直接把长沙房价拉高了一格。左曰:“天下皆穷，湘独富；全世界都便宜，唯独湖南贵”，在当时并不为过。
这些高官自然是飞黄腾达，那么普通士兵的待遇呢？
从清廷和曾国藩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湘军老将这次都应该回国，朝廷抛出了丰厚的遣散费。首先，湘军本来就是清末最好的团练。
作为临时工，湘军官兵的工资甚至远远优于已经编制在体制内的绿营士兵。“向君雍正每月赔给422元，是绿营骑兵的两倍，战时的三倍，驻军士兵的四倍。这个固定收入已经是社会帮工的十几倍了。此外，还有战时立功的绩效工资。“此外，战争结束后，湘军获得了丰厚的遣散费。
这笔遣散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兵以前欠下的工资，一部分是军中将领给士兵的“优厚报销”，用来拉拢感情，方便个人感情的培养。只计算第一部分——拖欠的还款，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据统计，从1854年湘军出省，到1864年打败太平天国攻克天京，军队欠饷近五百万两，曾国藩的军队只有十余万湘军。如果平均分配，每个人会得到四十多两银子。更不用说破城带来的战利品了。
要知道，清朝中期，一个普通的中产农民家庭，辛辛苦苦一年，男耕女织种经济作物。虽然平均收入为32两，但这个家庭每年的总支出往往达到34-35两。
每年仔细算算，亏空不大，攒个十年也不超过几两银子。三四十两遣散费足够在省城买个小院子，或者在老家农村买几亩地，对于出身卑微的基层军人来说，已经是阶级的飞跃了。
事实也是如此。湘军从军官到士兵，回乡买地非常踊跃。湖南虽然是鱼米之乡，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当时出现了地少人多的窘境。
为此，洞庭湖上的农民们都在与水争地:“湖边略高的土地，四周都是田，湖堤如鳞，一望无际”，纷纷围湖造田。曾国藩的前幕僚郭嵩焘也说过，“近湖无空地可垦，无地可利”。山区有些农民在开山，“深谷高山，种杂粮，空间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象，突然涌入湖南买房置地的十万级富豪和小人物会对这个已经深陷其中的农业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短时间内大量银钱流入湖南，必然导致当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当地农民生活进一步恶化，随之而来的是土地兼并剧增，大量农民成为佃农。
毕竟只有极少数人加入湘军并活到了最后，大部分湖南农民仍然在家乡老老实实地干活。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当湘军征兵制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作为旁观者却要承担这样的代价。
散伙费用虽然可观，但不妨考虑一下。战争期间，大大小小的官员经常拖欠士兵十个月以上的军饷，累计近五百万两巨款。现在战争结束了，这些喝士兵血的军官突然良心发现了？有没有可能每个军官都如实给士兵发遣散费？更何况这些红眼老兵是不是老老实实等着你掏钱？
不久，湘军名将包抄在营中叛变。这个时候，鲍超不在营中。是营里的官兵听到解除武装的消息，在营官的申请组织下发动了暴动。这个包抄是湘江上抢船的水贼，也是社团的头目。他的党羽在集中营里很重要。
军队很快变成了一群武装劫匪，到处烧杀抢掠。更糟糕的是，当听到越字营叛变的消息时，其他湘军也迅速跟进。总兵李成谋、蒋在湖北闹事，何绍才的字营、欧阳的义字营在皖北搞事。
张凤青听说皖南兵变后，急忙前去劝说。结果这个四品官“被扣在石垒上，尴尬受辱”。湘军老兵甚至逼他写了八个月的借条才放他走。然而，张凤青受了重伤，不久就去世了。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少数因为缺粮而发生的兵变，一切的发生都是事出有因，大部分只是想制造事端，多拿点遣散费。当然，这些乌合之众很快就被解决了。
曾国藩威逼利诱乱军暂废，但只还一半欠款，并加强周边防御。他将十几个闹事的首犯斩首，并将所欠的钱送到兵变当天，终于解决了此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湘军里的哥们太厉害了，严重影响地方治安。随着湘军老兵的回乡，湖南元老会的势力迅速膨胀，不少湘军老兵成了官方口中的“元老会土匪”。
在位元年，湘军裁撤后，湖南巡抚刘弼说:“勇武之感，常不贴，兄弟土匪之名，因之而盛。”
可见，社会的兴起与湘军老兵的复员有直接关系。即使在武昌起义后，湖南省第一任军政府总司令焦大丰也是该社团的一员。湘军的废除，无论是上层官场的斗争，还是基层民众的暗流涌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长达半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