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干涉还辽幕后：清朝绞尽脑汁"联俄制日"，咋还中了俄国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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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李鸿章为重新寻求中国自强求富之路而艰难求索，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1、“联俄制日”外交方针的出台
其中，“联俄制日”等外交方针在内忧外困的情势下，逐渐成形并浮出了水面。
清朝政府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原本，“以夷制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交涉的重要手段。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夷”一词的内涵不断地发生着微妙的转变。
原本，“夷”是指周边的少数民族。
清朝政权建立以后，由于统治者避讳采用华夏、夷狄等字眼分别统治区域内的不同民族，故而“夷”所指代的对象就变成了清朝政府统治以外的其他国家和民族。
19世纪中叶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清朝政府统治者在继承中国古代传统以及借鉴西方现代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再度采取了“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
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方面，晚清时期中国历经多次对外战争，国力严重不足。特别是应对外部战争及其赔款和内部平息叛乱这两项，无疑加重了清朝政府的财政负担。
另一方面，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下，晚清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逐渐告别以“华夏”为中心的夷夏观，承认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首先，他们认为，动辄兵临城下的西方列强是中国最大的敌人；
其次，他们也承认西方国家虽然以征服中国作为战略上的目标，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
若要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替处于弱国地位的中国争夺生存空间，也必须要充分了解和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
此时，李鸿章正是这一外交方针的制定者和实施者。
在他看来，面对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积贫积弱的中国似乎别无选择，必须利用列强之间的分歧，使之相互牵制，实现均势，从而维护和延续中国的命脉。
为了贯彻实施“以夷制夷”的方针，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件的过程中，可谓煞费苦心，1875年的马嘉理案，就是其中的代表。
1875年2月21日，在云南腾越地区的曼允附近发生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理与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的事件。
事发之后，威妥玛（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就马嘉理事件向清朝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声言将派兵入滇。
当时，新疆正值多事之秋，清朝政府已命令左宗棠西征以收复新疆。
由于担心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会与俄罗斯帝国联合起来阴谋占据新疆，就命令李鸿章、丁日昌一同妥善办理此事。
次年夏，李鸿章与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中英《烟台条约》。
条约规定，中国将所谓“凶犯”正法，向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赔款、道歉；允许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开辟印藏交通；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
此外，在强敌入侵时，尽量争取其他国家参与外交谈判，进行调停和干预，从而避免更大的损失，尽可能地捍卫国家利益。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2、外交上的挫败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朝政府企图借助俄罗斯帝国的外交介入，减轻英、法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和掠夺，结果却适得其反。
俄国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总计侵占了中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特别是签订于1858年的《瑗珲条约》令中国完全失去了对黑龙江以北大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把乌苏里江以东4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划为中俄共管，这是晚清中国历史上一次放弃领土拥有权最多的条约。
可见，第二次鸦片战争虽为英国、法国挑起，但是俄国却凭借着地缘优势，打着帮助中国处理国际争端的旗号“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了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不仅侵占中国大片领土，还窃取了其他西方列强所攫取的各项特权。结果，清朝政府赔了夫人又折兵。
尽管如此，清朝政府官员还抱着“与其令一国久踞，不如令各国均沾”的心态处理外交事务。
李鸿章一直渴望在处理中国与其他国家、民族矛盾的时候，有其他不同国家的介入。殊不知，前门拒狼，后门进虎。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李鸿章对朝鲜问题的处理上：
令朝鲜在从西方引进的条约体系下，尽可能多地与西方列强建立条约关系，以便在朝鲜形成一种国际权力和利益的均衡，维护和保全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外交谈判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清朝政府还把与周边国家的联合和结盟，视为维护中国和平稳定的必由之路。
李鸿章最初产生结盟的想法是希望联合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形成所谓的“东方战线”。
但是，随着日本的实力的增强，特别是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不断增长，促使李鸿章产生了“联俄制日”的愿望。
这一点，与清朝政府在中日甲午战后的外交战略调整非常吻合。
甲午战败不仅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而且也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下滑。
于是，清统治者迫切渴望与周边大国联合，以缓解自身在国际事务中孤立甚至被动挨打的局面。
3、“三国干涉还辽”的幕后算计
疆臣廷吏多认为，俄罗斯帝国实力较之日本更为雄厚，因而与俄国结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种想法的由来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发生是不无关联的。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的失败特别是《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中国的衰落。
对此，清朝政府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一事实，吞下这枚苦果。
然而，欲壑难填的日本政府对于中国辽东半岛的觊觎，不仅严重侵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也使得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受到威胁和挑战。
于是，俄国、德国、法国三国联合导演了“三国干涉还辽”这一历史事件。
1895年4月23日，俄、德、法的驻华公使联合对日本政府发出了措辞十分强硬的政府照会，要求日本放弃中国辽东半岛。
在这个逼迫日本政府将已经吞到口中的果实吐出来的过程中，俄罗斯帝国的态度最为积极和强硬，它表示：
日本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对中国首都将是一个永久性威胁，同时也将使朝鲜的独立成为一件虚幻的事，并且以后对于远东的和平也将是一个永远的障碍。
为了给日本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俄国不仅态度明确地参与到干涉还辽的行动中来，并采取了一系列胁迫举措，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将军舰开进神户和烟台，摆出了如果拒绝归还辽东半岛便立即发动战争的姿态。
同时，它还将德国、法国拉入了“干涉还辽”的同盟，并成为了这一同盟的召集人。
据俄罗斯《圣彼得堡报》声称：
据柏林急电报道，俄、德、法达成协议，决定对中日媾和条约及领土割让之事态介入。
在这个紧急的局面之下，伊藤博文召开了御前会议。
在会上，他针对“三国干涉”的劝告，提出了三个不同的解决路径：
第一，拒绝劝告，与三国列强抗战；
第二，召开列国会议，共同商定辽东半岛问题；
第三，妥协，对清（中)国施予恩惠，将辽东半岛归还给清(中)国。
其间，日本政界的高层人物根据国家的利益，针对以上三个路径，分析了利弊：
第一条，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已经消耗了大量人力与物力，单独对抗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法兰西共和国三国军队，日本并不是对手。
第二条，日本对邀请英、美两国协助自己对抗俄、德、法三国并无把握，且英、美两国亦不愿看到日本得到辽东半岛后进一步强大。
第三条，若声明归还辽东半岛，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权益，会被国民认为是政府怯懦无能的表现。
有鉴于此，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政府采取了第三条路径，并在1895年5月4日发表声明，同意放弃辽东半岛。
1895年10月19日，俄国、德国、法国与日本正式达成协议。
此后，中日双方于11月8日又订立了《辽南条约》。清朝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了本来就属于中国的辽东半岛。
辽东半岛的失而复得，让清朝政府感到意外，而俄国的带头干涉无疑是“首功”。
故而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不少人都盲目地相信俄国足以成为在远东地区制衡日本的力量，加强了他们对俄罗斯帝国的信任程度。
于是，“联俄制日”成为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的不二选择。
刘坤一尝言：
俄疆宇已广，且信义素敦，与我修好二百数十年，绝无战事，实为前古所未有。前以伊犁还我，此次与法国争还辽东，其为德与我更大。
张之洞也曾说：
(俄国)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可比…（应）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
上述主张，显然是迎合了时人的普遍心理，也使得清朝政府内部亲俄的气氛更加浓厚，“联俄制日”的主张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4、俄国人的圈套
然而，任何外交战略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和前提的。 正当清朝政府内部的君臣们为与俄罗斯的“曲为维持”、“酌与通融”而费心谋划之时，殊不知他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入了俄罗斯所设下的“圈套”之中。
俄国对于中国的领土一向存在着觊觎之心。
虽然在1685至1688年中俄两国之间爆发的雅克萨之战中，清朝军队成功地抵制了俄罗斯帝国军队的进攻，围歼了侵略者。
结果，中俄双方在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国和俄国东段的边界。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
时至近代，中国早已成为俄国觊觎的盘中餐，也是它争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桥头堡。
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俄国便开始着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中日甲午战后，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修筑到了外贝加尔地区。此时，却遇到了前进路线该如何选择的问题。
为了降低建设成本，加快铁路建设速度，俄国远东政策的重要制定者和执行者、财政大臣维特大胆提出自己的设想：
我的想法是使铁路径直穿过中国领土，主要穿过蒙古和满洲北部，直达符拉迪沃斯克。据我估算这条铁路可以缩短全程的长度且便于修筑…经过满洲的路线可节省514俄里（一俄里即1.0668公里）。
后来，他还详细地阐释了这一设想的缘起和由来：
从政治方面及战略方面来看，这条铁路将有这种意义，它使俄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
由经济方面来说，通过满洲到海参崴的方向有下列意义：
依此一方向建筑铁路，则海参崴会成为满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港口，直接毗邻黄海的最南部分除外，由上述满洲线一方面对俄国港口的连结，另一方面对西伯利亚和欧俄的连结，会提供非常有利于俄国商业的条件。
以后在乌苏里边区结合自由港，就能在满洲以及毗邻满洲的中国省份坚固的站稳。
当俄罗斯人提出如此狂妄而大胆的设想时，恰逢中日甲午战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已经在中国攫取到巨大的侵略权益。
因此，俄国才气急败坏地跳将出来，联合德、法一起向日本政府发难，无论如何也要逼迫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并归还给清朝政府。
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俄国此举本不是为了主持人间正义，也不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而是要利用清朝政府的愚昧、可欺，让中国人对自己产生某些好感，产生依赖情绪，借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牟取更多在中国的利益，进而与其他急于牟取中国利益的西方列强展开角逐。
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一语道破了天机：
在我们为中国效劳之后…对于我们未来的计划说，使中国处于依赖我们的状态，而不让英国扩大他们的影响。
对此，俄国最高统治者、沙皇尼古拉二世当然是心知肚明，予以大力支持。
为了实现“借地修路”的图谋，俄国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之机，邀请清朝政府派遣使臣前往莫斯科。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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