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提及罗马和它缔造的多元帝国，最容易想到的刻板印象便是那几乎无坚不摧的军团。但刀剑取代不了耕犁，罗马帝国赖以统治的力量并非是来自战术上的优势，也非天才的指挥技巧，更非超前的武器装备——这些固然是值得描绘之处，但与却不是我们要说的核心命题。罗马的军事力量无疑是优越和强大的，但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并不是天生的武士，也不是精于弓马的游牧民，他们也没有连续几个世纪的猛将辈出，在装备方面甚至常常逊色于对手。罗马人拥有大量称职的，忠诚的士兵和不少杰出的将领，但帝国真正的力量来自于一套完整且优秀的方略，而非一时的英才。而这套方略的核心便是让战术的胜利与好战的激情服从于政治目的。罗马统治者中的多数会避免为了纯粹的战术目的使用武力，更不会为了无回报的好胜心而如此。在帝国时代，军事武力往往被视作代价高昂的政治工具，军队的最好用处便是保存武力进行威慑，和金钱攻势以及外交操纵相结合，在帝国的敌人中诱发恐惧和混乱并控制领民。其最理想的形态便是不需要使用武力便实现目的。罗马人依靠战术上的胜利控制了邻近的蛮族，通过大规模战争的战略运用击垮了汉尼拔和他的迦太基，最后以成熟的外交运作和极少的武力征服统治了希腊化世界。罗马人虽然崇拜亚历山大那样鲁莽好战的希腊式英雄，但一位合格的罗马将领乃至统治者却是小心谨慎的。
纵观整个帝国时代，有三种战略体系可以明显地辨认出来。他们涵盖了外交，军事，后勤和要塞分布，以各自的内在逻辑服务于同一目标，而设计理念的变化又反映了帝国观念的演变：第一个体系重视的是帝国的霸权扩张，第二个是帝国稳定，第三个则是确保帝国权势本身的生存。三种不同的体系反映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罗马世界观。某种程度上依凭第一个体系,共和时代的罗马人征服了辽阔的领土,为的是少数罗马城中权贵的利益；公元一世纪期间,罗马思想向一种广泛得多、而且全然较仁慈的帝国概念演进。在第二个体系的庇护下,出身于远离罗马的地方的人们可以自称为罗马人,而且使自己的权利要求被充分准许;边境省份得到更有效的防御,以保护所有人,而不仅仅是特权者的愈益兴旺。结果是公元二世纪的帝国,它服务于几百万人而非几千人的利益。在随着三世纪危机而组织起来的第三个体系下，维系帝国的安定已经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无论对哪个阶层而言都是如此。帝国的政治机器变得越来越贪婪，自私而低效，食税者为自己谋取的好处要远超对社会提供的正面作用。即使在那时，帝国依然保有许多人的忠诚，因为帝国的毁灭意味着混乱。然而当能够提供安稳环境，拥有了文明和秩序的蛮族国家出现在罗马人的土地上时，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也随之折断。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们在谈论帝国战略这个主题——我们谈论只是对帝国历代皇帝在不同时期对外政策的内在逻辑的分析。同一时期的帝国政策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和相同出发点，但这并非是某种成熟的战略思想在统治者之中的延续和发展，而是基于帝国内部及外部环境条件而形成的趋势。我们应该记住，帝国并不是一个纯粹理性的现代国家机器（实际上即使是现代国家也不总是如此），而是一个极易受统治者以及军团主观影响的实体。
朱利乌斯·克劳狄体系（帝国初期）
我们所讲的第一个帝国战略体系实际上继承自共和国晚期。这一体系在元首政治的形态下延续到了公元一世纪。在奥古斯都治下，西班牙和高卢被完全占领，并且构建起行省。然而对日耳曼的征服却因为瓦卢斯的失败和伊利里库姆的叛乱而功亏一篑。在东方，他和帕提亚达成妥协性的和解，通过中立化的亚美尼亚建立了与帕提亚人的缓冲区。直到奥古斯都逝世时，处于帝国直接或间接控制下的领土包括地中海沿岸，整个伊比利亚，直抵多瑙河和莱茵河的欧洲大陆领地，以及控制更松弛的黑海北岸。在这一时期的体制下，辽阔的国土有一支小型军队予以有效保障，其规模自元首政治开始起便已经确定（28个军团），此后仅略有增大：瓦卢斯与其三个军团被歼灭后只有25个军团，在提比略时期一直如此。从卡里古拉继位到70年的内战结束，一共有8个新军团组建，但其中四个都被撤销，因此在韦斯巴芗治下一共有29个军团——仅仅比最初预定的多了一个。军团人数总数大约在16万到17万左右，而根据塔西佗的陈述，辅助部队的总数大致与军团总数相等，根据1：1的比来计算，罗马帝国在该时期的兵力在30万左右徘徊，最大也不超过35万人。
根据塔西佗的《年代记》中提供的提比略9年的军团部署，有八个军团在莱茵兰，三个在西班牙，默西亚、潘诺尼亚、阿非利加和埃及各有两个，叙利亚四个，最后两个在达尔马提亚。粗略看去，军团的分布似乎是形成了一条单薄的环边防线而缺少一支战略后备兵力。事实上这种认识具有误导性，军团分布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内部的安全，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达尔马提亚都并非边境领土，但却是必须维持稳定的地方，潘诺尼亚反叛已经给罗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兵力密集，机动性差的军团并不适合提防小规模的侵袭，更适合于维持内部安全的任务。当时的军团并不像后来那样，经常驻扎在永久的石垒要塞中，相反，部队在皮制帐篷或木制兵营中就寝，前者和军队营寨无二，后者则是行军中的军团在行军结束时临时修建，这样的营地根本不是防御阵地。他们被部署在通往未征服领地和已征服领土的道路网的周边担任机动打击力量，以实际目的来说，他们是野战军部署：分布在高威胁地区，但不拘于领土防守。相比日耳曼人、达契亚人、萨尔马提亚人的偶尔入侵以及与帕提亚人的冲突，罗马的安全问题更多来自内部的叛乱。由于西北日耳曼已经是被征服的区域，瓦卢斯的任务是组织而非征服，因此连公元9年的瓦卢斯之灾也可以算作内部的危机。纵观这一时期，控制内部叛乱始终是比维持外部安全更困难的难题。
然而，无论是军团还是殖民地，都难以对4000英里长的帝国边境进行有效的防御。实际上，帝国并没有“设防边界”（筑有工事和驻兵防守的边界）的概念。这一时期罗马帝国安全体系的关键，正在于没有周边环线防御。既不存在边界防守，也不存在地方部队去抗击低烈度威胁。帝国边界安全是依靠间接的，非军事的手段提供的。通过消除维持边界防御这一负担，帝国可调配的净军事力量得到了最大化，因此他人设想的可供罗马进攻，以及相对应的可以产生政治效益的军事力量也被最大化了。于是帝国的军事力量投射能以高转化率被转化为政治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前提与结果便是附庸于罗马的国家与部族。他们敬畏罗马的权势，于是会努力阻止对于帝国行省的攻击，满足地区安全的需要，因而使得帝国有大量可调配的净军事力量，以此形成良性的循环。
附庸国和缓冲国是不同的概念。在这一时期，只有亚美尼亚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缓冲国，为罗马和帕提亚提供中立地带。罗马附庸国不仅仅是提供消极的缓冲，更有积极的作为：包括但不限于为罗马提供辅助士兵，为帝国的目的效力。但附庸国在这套帝国安全体系中最重要的功能正是其存在本身。它承担了保障安全，应对渗透，抵抗低烈度冲突的负担，从而大大缓解了帝国的国防压力。这个时期并不存在全帝国范围的威胁，更多的是局部的冲突——虽然有时一些较小的威胁可能会被夸大，例如公元9年的失败一度让人们担忧日耳曼人大举入侵。根据塔西佗的看法，自由的日耳曼人是更可怕的敌手，甚于阿萨息斯诸专制君主。而高效的附庸国除了维持内部的稳定，还可以庇护邻近的行省领土。其价值远远超过它对罗马军队提供的助力。在希律政权存续期间，犹地亚无需投入任何军团，而在希律之后，这个动乱的行省至少需要驻扎一个军团（弗雷滕西斯第十军团）。在犹太战争时期，有三个军团都驻扎在此处（马其顿第五军团，弗雷滕西斯第十军团，阿波利纳里斯第十军团），理想的附庸国需要维持在一种微妙的强弱平衡之中，即所谓西塞罗描述加拉太国王狄奥塔鲁斯所言，强的足以保卫自己的边界，却不至于威胁罗马利益。于是在附庸国兵力捉襟见肘的时候，罗马人也乐于如此。只有在更晚的时候，帝国的体系目标才会改变，致力于在帝国周边也提供高标准的安全。
当高烈度威胁（如行省甚至区域规模的入侵）发生，附庸既可以提供其兵力，也可以提供地理纵深。高程度的兵力节省来自于避免沿线防御造成的实力分散，因此，如果高烈度威胁确实出现，那通常只能在事发后才能应对，按照罗马人的战略机动能力，这可能要在破坏发生许久之后才能赶到。该体系虽然能节省兵力，但不能随时捍卫所有边境地段，因此减少入侵被击溃前造成的损害是一共关键点。如果损害过大，集中部署兵力的性价比就会降低。附庸国在此处的用处非常重要：即使他们未能在罗马军队抵达前维持防守，由此而来的损害也不会影响罗马，因为附庸的领土并非是全然的罗马领土。这将大大减少敌人入侵给罗马统治者带来的威望损失和国内政治代价。提比略登上元首之位时，是本都、卡帕多基亚和科马基尼的附庸统治者以自己的兵力保卫安纳托利亚，承受安息人的兵峰。在一则未能认识奥古斯都式安排的战略意义的议论中，缺乏罗马常设驻防军被说成是一个“严重的军事缺陷”。到公元72年，韦斯巴芗元首政治期间，这三个国家都被兼并，取而代之的是一支由两个军团构成的常设驻防军部署于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边界。由他人守卫而对罗马而言无直接代价的无形边界不再，罗马人必须在全新的设防地带设置防御，随之而来的基础设施也不得不建造出来。当“缺陷”被充分纠正时，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防御便永久减少了帝国可调配的军事力量，从而减少了体系对兵力的节省。
附庸国对罗马防御体系的另一项显著贡献便是它可以为罗马提供所需的辅助部队，从而增强帝国野战军的综合实力。这些部队能够为罗马提供缺少的军事人才，例如弓手——尤其是骑射手。辅助部队与军团重步兵的互补是罗马军事机器的重要特色，不仅如此，附庸国提供的武力数量是惊人的：公元67年，在韦斯巴芗为了镇压犹太人而部署的军团中，有15000的新增兵力都来自东方的附庸国。附庸国的人力支援缓解了对公民人力后备的消耗，也减轻了罗马财政的负担：辅助部队并没有军团士兵那样慷慨的奖励。
相比稳定的东方附庸，罗马和附庸部族以及蛮族王国的关系要松散得多。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些部族有潜在的迁徙性，他们能逃往遥远的内陆，就像马罗博杜乌斯将马克曼尼人带往波西米亚以逃避罗马兵锋。这种选择有其代价，那便是放弃良田以及罗马权势带来的商贸利益。东方的附庸能够理解罗马军事力量的巨大潜能，即使没有亲眼看到罗马人的行军也可以想象其威势，附庸部族则往往并非如此，罗马人为此努力促进部族首领子嗣的教育。再者，东方附庸往往对臣民具有稳固的控制力，而在松散的部落联盟中，知情者的谨慎不一定可以制约那些反抗者。罗马的军事威吓只能通过他人的认知实现作用，因此部落民的未开化性会削弱乃至无效化其效益。帝国军事力量的实质政治控制也就随之减少。从而不得不更多地使用实质武力。即使如此，罗马人仍然坚持不懈地试图拉拢边境部落民。依靠系统的政策，帝国和其选择的酋长之间建立起政治纽带。而在帝国之前，给予部落民的津贴政策就已经确立起来。但这依然不够稳固：背叛和摧毁瓦卢斯的阿米尼乌斯本人就被罗马授予了公民权，还是一支切鲁西人辅助部队的指挥官。他的岳父塞吉斯特和他的兄弟弗拉乌斯始终忠于罗马，但这并未挽救三个军团的命运。这件事表明，一个在罗马压力下瓦解的本地社会里首领的权威性并不足以支撑一种让人满意的附庸关系。塞吉斯特是一个合法的酋长，但他对手下的切鲁西人缺乏东方君主那般的控制。
因而，到公元16年，一种内在连续的外交政策首次浮现，该政策的第一工具是一种操控性和分化性外交，意在保持日耳曼各族分立，并且尽可能让其互相交战。但事情远不止于此：当他们明白日耳曼人的威胁之后，他们就不满足于通过外交诡计去削弱之。虽然喜欢设想野蛮人互相残杀，但罗马人同样清楚认识到，通过创立一条附庸部族链条去操控日耳曼人的庞大能量，能够为罗马构成一条有力的屏障，阻挡来自内陆的威胁。通过对部族的武力威胁与对被挑选的统治者的威逼利诱，罗马人协助他们获得部族的权势，而罗马人借此获得对他们的权势。通过大量的微型边界外交，罗马人创立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政策，通过财政支持与武力援助将罗马人选中的附庸维持在权位之上，连一度可怕的马克曼尼人和夸迪人也被罗马主宰。
在马略改革之后，军团中的轻步兵和骑兵数量越来越少，新的战术组织基于480人的标准步兵队，其兵士配备两英尺长的西班牙短剑和派勒姆重标枪。而到了元首政治时代，骑兵队被重新引入（120匹马），其他方面与先前基本无二。这意味着军团依然是专一化的重装步兵与战斗工兵的复合体。每个军团都配备工程专家，他们能勘查运河，设计竞技场，规划道路，建造防御工事。每个士兵都是熟练或半熟练的工人，他们配备完善的建筑工具。这种不均衡的结构让罗马的军团在高烈度战争中可以产生最高的战术效率，但相对的，移动缓慢的军团步兵不擅长游击战或反游击战，而且也确实不适于针对灵活性强的敌人——特别是西亚和中亚的骑兵。纯军团的士兵会在这样的低烈度战争中表现相当糟糕。军团被训练为一种紧密集中的大规模兵团，拥有的投射力量微乎其微：派勒姆数量极少，而且用手投掷的派勒姆射程通常不超过100英尺。军团骑兵不足以抵挡敌军骑兵，更遑论独立进行突击或骚扰战术。轻装部队可以持续扰乱军团，而军团部队只能以缓慢而不懈的姿态向敌人核心位置前进，以围困或强击攻陷之。鉴于军团存在的种种弱点，辅助军显然不只是锦上添花，而是和军团互补。多亏了辅助军，罗马人能够避免将其公民人力稀释进它不适合的各个兵种中，例如骑兵和投射部队，弓箭手和投石手。同时，军团的特点还能给予他们强大的支配力，因为只要不是条件极为不利，他们总是能在高烈度战争中击溃对方。辅助部队的不可靠性深受罗马人警惕，从条顿森林到维特拉，从阿米尼乌斯到西维利，辅助部队的叛乱反复出现。因此由公民组成的军团部队通常保持纪律，高度可靠，对辅助部队起威慑和控制作用。一旦辅助部队的可靠性得到确保，军团步兵与辅助骑兵、轻装步兵和投射部队的结合便给了罗马人在大多数地形上对大多数敌人的战术优势，也给了他们对实际上一切敌人的支配力量。但总的来说，罗马人的军队仍然是为了高烈度战争而塑造的。战争的规模越大，烈度越高，罗马人占据的优势就越大。而罗马人摧毁敌人的手段也是依靠破坏敌人的集中且固定的资产，例如城市，大片的耕地与灌溉系统等等，反而言之，面对资产并不固定或集中的敌人，罗马的军事威胁就没有那么大的用处。无论是中欧的日耳曼部族还是西亚的游牧民都是如此，没有人能抗住罗马军团的不断推进，但罗马人也无法有效地去打击敌人分散的村落或游牧聚落。除非采用灭绝性的战争——但那无疑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总论：帝国初期的政策沿袭自共和国末期，并将其完善至巅峰。奥古斯都进行了巨大的领土兼并，但对附庸国的操控一直是基本政策。由于该政策对武力的节省，奥古斯都的军事机器不仅足以捍卫帝国，更能进一步扩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为征服集结大规模的兵力，虽然存在着风险隐患，但无疑极具弹性。无论奥古斯都未能完成的征服梦想是何般模样，该体系都非常适合进一步的扩张，而且它已经被克劳狄用于征服不列颠。只要存在着能够接受罗马“武装说服”的族群，从而成为这个安全体系的一份子，那进一步的扩张就依然是可能的。
阻绝性防御的逐渐形成（从弗拉维王朝到塞维鲁王朝）
在韦斯巴芗开创并在哈德良以及其继承者治下达到顶峰的防御体系中，帝国的边防网络就是好比营寨的网络，其用意并非是充当整体上的屏障，而是担任帝国机动防御战略中的关键支点。奥古斯都吹嘘的模糊而夸张的边界范围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精确的帝国边境，大量的附庸国被兼并，防线和自然屏障共同守卫帝国的陆上边界。在不列颠，哈德良城墙这一防御工事复合体界定了罗马的北部边疆，在日耳曼，一道粗糙的，由堑壕和栅栏构成的屏障被竖立起来。在北非，“阿非利加工事体系”沿着位于现今阿尔及利亚的沙漠边缘地带建立起来。而在埃及与亚细亚领地，道路网络将驻防军队联结起来，构成一道活动的城墙。
这一战略需要长期且数额巨大的投资，并且在后世的研究中招致很大争议。罗马人从未被认为是缺乏理性或勇气，但这类防御工事往往被加上“无用”之类的标签。这种观点反映了一种克劳塞维茨式的偏见，对一切防御性工事都怀有消极的态度。此类分析的常见弊端便是倾向于用绝对方式去评价防御体系，如果一种防御可被攻破，那它就被说成“无用”；只有固若金汤的防御才被承认有价值。如果替换成进攻，那就等于在说任何不能击败所有抵抗的进攻都是无用的，这显然是一种带有误导性的观点。防御体系应当以其目的是否实现的标准得到评价，因为防御体系通常意在针对特定的一类威胁，对其拥有有限的屏障，同时对其他威胁起到消减或过滤的作用。在线性屏障（从墙到土石工事）的地段上，罗马边防事实上被设计用来对抗低烈度威胁。主要是越界渗透和边界侵犯，而不是抵御大规模的进攻。事实上无论是何种设防边界都充当帝国机动打击力量的基线，帝国的力量以战术上的进攻方式去抗击大规模入侵，而相对小的，常驻的威胁则依靠固定防御和最低限度守卫去抵抗。事实上，早在克劳狄时期，这些防御据点就根据实际需要一点一点地构建出来。
在这个阶段，对于高烈度的威胁是机动和进攻性的，地点在边界以外而非以内，换而言之，固定的防御只是充当一种支撑进攻的基础设施，而不应该在更高的要求下进行评价。相比防御体系对驻防军队的掩护作用，这些设施更多的是提供侦查，协助联络以及部队的驻扎地。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围绕兵营以及相关服务而搭建的精致防御设施。不同的设防地段通过水平与垂直的道路网络连接，就如同后世的集结动员兵力的铁路网络一样，这些罗马大道是帝国机动力量迅速集中的保障。罗马防御体系的物质要素仅仅是其骨架而非核心，正如很多史学家发现的，这些工事的规模并不足以成为令人满意的战斗平台，而其建造目的也绝不为此。简要总结来说，他们加强了监视的可靠性，减少了阻拦渗透的人力需求，同时即使是简单的工事也足以限制马上突袭者的机动性，使帝国军队可以及时抵御入侵者或者封锁其归路。相对的，这些防线应对大规模入侵时的用处并不多，仅仅是作为攻击跳板并提供后方的安全。事实上，他们往往是面对高烈度战争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一时期的罗马边境政策常受批评，其理由也是克劳塞维茨式的：沿着边界部署的平均兵力是一道没有弹性的“封闭线”，必然会被突破。诚然，这种平均部署往往是防御方在种种劣势之下迫不得已的措施，比如在机动性上远远逊色于敌军，又或者在联络和指挥上有重大缺陷。但这个时期的罗马人依然保有大量的骑兵辅助部队，而他们面对的骑兵对手也并不多。在指挥方面，罗马的指挥官也能够坚守规定的纪律，维持军团和辅助军的机动性。罗马军队内部的权力划分也远比组织松散的敌人灵活。既然如此罗马人为何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观点本身就带有误解和夸大的色彩。军团并非以线式部署，而是保持了机动打击的力量性质。他们有时被纵深部署于地段防御之后，有时沿防线本身部署，罗马部队仍然集中在等级驻地，即警卫据点、辅助壁垒和军团要塞之内。我们以沿哈德良长墙的兵力结构为例：
1.在埃尔布拉库姆（约克）的维科特利克斯第六军团和在德瓦（切斯特）的瓦勒里亚·维科特利克斯第二十军团。这些兵力并非作为静态的封闭守卫，而是集中于纵深后方（距离长墙约100至140英里）。应当注意，在切斯特的军团同样可以支援到威尔士壁垒中的辅助部队，或者与伊斯卡西卢兰的奥古斯塔第二军团互相合作。
2.被部署在前哨堡垒和16个墙垒中的辅助“侧翼”骑兵与步兵大队，总共5500名骑兵和10000名步兵。这些兵力虽然驻扎在防线，却是作为打击力量部署而非沿线平均分布。
3.不足3000人的卫兵与哨岗，这是唯一单薄分布，作为静态兵力的部分。这些部队驻扎在“隔离堡”（每隔一罗马里筑入长墙的小堡垒），为每对“隔离堡”间两两分布的塔楼提供监视哨。由于塔楼内部仅有14平方英尺，因此需要抽调临近的“隔离堡”卫兵轮流驻守。
以上的介绍透露出部署的真正意图。在该地段约30000名士兵中，最多不过10%的兵力被投入静态防御。这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算高的比例。事实上，很多认为防线“失去弹性”的批判只是由于辅助部队的堡垒从边境线后的远处前移了。但结合罗马的前沿防御——即在敌人抵达边界之前阻截敌人——的思想来看，这种变动只是让阻截部队出击更早而已。
现在让我们再现一下边防作战的大体情景：部署在防线上的部队并非消极地等待敌人的进攻，而是积极发起攻击，阻拦大帮的攻击者，即中等烈度威胁。小规模的侵犯渗透将交给隔离堡或同类里的卫兵解决，而面对大规模的入侵，在辅助部队出击的同时，军团部队也会行军赶往目标地点提供支援。这一时期的罗马人仍然以军团重装步兵为其武力核心，因此他们在高烈度战争中效率极高。
虽然罗马军队的防御政策仍然是积极的，进攻性的，但从全帝国的战略层次来说，相比先前的时代，该体系的兵力部署确实称得上单薄，也的确被碎片化到各个军队。在哈德良时代，这些军队已经取得了各自的身份，围绕着地区的核心军团组建起来。批判者们会根据两代人之后的危机指责这种部署模式缺乏弹性，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哈德良时代尚不存在全局性的帝国威胁，也因此没有理由放弃阻绝性防御这一长期政治优先，换取一种虚无缥缈的针对并不存在的威胁而进行的“弹性”部署。归根结底，这种碎片化的部署是一种无奈之举。应对那些突发性的威胁，即使是现代军队依然要采取区域阻绝，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军在德国和韩国的部署。即使拥有每小时每小时600英里的空中机动，漫长的距离依然是美国国防部决定进行区域驻军的理由之一。和常规的要塞部署不同，罗马帝国没有所谓的内线优势（周边越近似圆环，内线部署的兵力就越快，越接近窄边矩形，优势就越小。）事实上帝国的地理形状极为不利：辽阔的疆土被地中海分割开，而地中海既可以是通道，也可以视为同等程度的障碍。
许多历史爱好者会想象海运对罗马军队带来的巨大便捷。事实上海运确实比陆运快得多，但它受制于种种天气变化。从11月到3月，航线不得不终止，即使是罗马人最大的运输船也要等到4月才能开始首次季航。诚然，海运的效率是陆运的两倍甚至更高，但天气和意外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长期海上生活对军队健康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如果罗马人按照现代的战略思想，将部队部署为单独的战略后备，那么他的敌人将可以任意入侵和蹂躏边界行省，然后在增援抵达前离开。因此对该时期“非弹性部署”的指责是缺乏合理性的。遥远的路途以及道路对罗马战略机动性的限制使得这样的兵力部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便是兵力的分布是否能够应付难以预料的威胁。
如图，这一时期的兵力比起先前并没有太多变化，仅仅是从瓦卢斯之灾后的28个军团增长至30个。由于对那巴提安阿拉伯以及犹地亚的兼并，两个新的军团被部署在这里。在犹太战争结束后，犹地亚多增了一支军团。达尔马提亚看起来已经步入稳定，最后一个军团——弗拉维亚·菲尼克斯第四军团被图密善于公元86年撤出，用于达契亚战争。埃及和西班牙的军团被削减至直到3个乃至更少。为了应对多瑙河和东方地区的兵力需求，莱茵河流域的军队也遭到削减。这些变化说明帝国的核心行省被少量军团控制，更强的兵力被部署于边疆，这反映了罗马安全政策的变化，即从依赖附庸体系变为依赖直接的武力，这种转变看似更保险，实则更脆弱。
在所有前线，军团部署的模式不仅反映了当地情况的变化，更说明了帝国新型边防体系的形成。。在不列颠，全盘征服的策略被放弃，边境被固定在索尔韦·泰恩线，即哈德良长墙线。罗马人曾经向北突进过远得多的距离，但那些难以管理又缺乏价值的地方被放弃了。在罗马的边境标准中存在一套次序：首先，边境必须便利于帝国各个区域的陆上战略中转；其次它不应当包括天然难以定居，难以城市化和罗马化的地区（例如苏格兰和上日耳曼）；最后，它应当包括适于定居的土地——可以加强帝国在人力和物质方面实力的土地。以及一件次要的事项，边界应该尽量短，以便减少前哨和巡逻所需要的人力。但正如笔者之前强调的，这些标准更应该被视为潜移默化的，由客观条件决定的限制，而非帝国统治者奉若圭臬的准则。无论是对日耳曼部落发起的小规模征伐，还是对达契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进一步扩张都说明了一点：皇帝个人因素对罗马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即使这些扩张背后有统治者规划的战略意图，它们也很难称为连续而统一的。
当韦斯巴芗准备进军犹地亚时，四个附庸国为他提供了15000名兵员。正是这些附庸国让罗马可以集中兵力去应对犹太战争而不需要担心漫长的侧翼。但主宰附庸体系解体的正是受该体系益处良多的韦斯巴芗。波利摩二世治下的本都已经在公元64年被尼禄兼并，但附庸体系整体仍然较为完整，但在韦斯巴芗即位四年之内，小亚美尼亚、索彭恩、科马基尼俱被兼并。较小的附庸国的命运不得而知，但较为重要的附庸中只有阿格里帕二世的王国、那巴提安阿拉伯、高加索诸王国，巴尔米拉和博斯普兰在这一时期幸免。对于韦斯巴芗的兼并政策，学者们的解释是，那是他集权政策的一个方面。在他重构帝国的全盘努力中，行政集权化和附庸行省化互为补充。弗拉维王朝的体系与附庸国的生存实际上互相排斥，罗马与附庸国之间的关系在战略的层次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兼并取代了外交操控，军力威慑变成了直接部署，新的行政与交通设施被建造出来，东部边境驻守的军团数量翻了一番，从而导致军团的后备兵力大大削弱。这是这一点导致帝国军队失去了其内在弹性。缺乏随时可以平定低烈度威胁的附庸兵力，也缺乏易于吸收高烈度威胁的附庸领土，帝国的中央军队不得不亲自去对付这两种威胁。
相比较上一时期，帝国对附庸国的终极惩戒手段——兼并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弱小的附庸国才是安全的附庸，但其羸弱使得他们的军事力量不能令人满意。另一方面，强大的附庸国已经变得危险，因为依附的纽带已经被削弱。就像在达契亚战争中表现的那样，帝国已经很难有再进一步扩张的动力，所以戴凯巴鲁斯没有被足够地慑服，即使他愿意臣服，达契亚的其他贵族也很可能会要求一种更为独立的政策。因此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矛盾:因为帝国的政策是防御性的，所以它不得不摧毁达契亚的独立，进一步扩张自己的边界。因为帝国已经不再有间接统治这一选择。
虽然附庸部族和附庸国没有全然消失，但在这个阻绝性体系中，他们要么多余（因为其弱）、要么天然不稳（因为其强）。在不列颠，帝国与卡尔提曼都的布里甘特人的附庸关系瓦解。在下日耳曼，虽然附庸结构仍然留存，但正规辅助部队已经取代了无需任何直接成本就可以提供防御的部族民兵。帝国与附庸的资助关系的性质已经开始改变，从最初给酋长的馈赠变成了一种维持安定的租金。帝国并非缺乏击溃对方的能力，但却缺乏兼并的威胁，赏赐便不得不加大以维持威胁与激励之间的平衡。该体系中的帝国邻国更倾向于一种亚美尼亚式的缓冲国，充当中立地带，而不对罗马负有其他义务。
帝国的军团被部署于固定的据点，允许在周围的定居点有非正式的家庭。罗马人并不依靠个人的勇武，而是凭借健全的战术与战略以及优越的后勤去战斗且取胜。士兵们有固定的军饷，退役报酬以及间或的馈赠以取代战利品。通过军事管理。视察和严格操练来确保战斗力。帝国军队在该期间引入了弩炮，并且提升了辅助部队的比重。骑兵的数量大大增加，使得兵力结构更加健全。帝国的远征军团依靠军团分遣队和辅助军的混编，由于军团的地区部署策略，将整个军团调走的情况是少见且危险的：缺乏了固定的武力威慑，外交的控制便难以为继。
总论：相比霸权体系，这段时期的帝国机动兵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在进攻方面的兵员战斗力也出现了下滑。旨在阻绝防御的战略注定帝国不可能享有高比例的可调配军事力量。公元66年尼禄可以将三个军团调到犹地亚还颇有余力，而在116年，图拉真的军队显然已经被拉伸到了极限。而到166年，马库斯·奥雷柳斯的军队更是如此。体系弹性的减少迫使帝国开始组建新军团。帝国防御体系的安全余地已经减少到了危险的地步。
两种体系的混合与深化（三世纪危机及之后）
由于二世纪阻绝防御体系的形成，罗马人对马库斯·奥雷柳斯治下帝国边疆的混乱采取是补救性的。新的工事和部队用来增强薄弱处的防御。随着三世纪危机期间帝国防御的解体，罗马人开始在某些地方采取固定的边防兵力与野战军结合的防御战略。有些学者将此称之为“纵深防御”，但这样的称呼未免显得过于现代化，容易让人产生不适宜的联想。这种战略并非彻底也不固定，每当危机得到缓解，它便会被抛弃，重新恢复先前的阻绝体系。自戴克里先到瓦伦提尼安一世，其政策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色彩。
入侵必然发生，且以虚弱的岗哨与巡逻部队难以进行抵抗。因此需要以多层防御工事抵抗缺乏围攻器械的敌人，而机动部队则择机予以支援。这种工事的支援有多种形式：第一，防御据点可以充当仓库为帝国军队提供后勤保障，后期帝国尚存的一个重要优势便是后勤方面的优越性。敌人难以得到据点中的补给，防御部队却可以在进军时得到补充。其次也可以增强屏障作用，减少易于通行的地点的通行便利。据点也可以提供后方安全和后方情报，减少小规模敌人的威胁，并且为机动部队提供一个有效的据点。
在这种战略下，除了维持部队本身的费用之外，帝国还要承担敌人入侵造成的损失，这种损失对军队没有直接影响，但长期来说，会影响帝国精英和民众对帝国本身的态度。尽管帝国数次扭转这种恶化的趋势，但最终，伴随着狄奥多西一世的死，这种循环难以逆转。帝国西部成了蛮族军队互相争斗的战场，而该时期防御的保护对象越来越具有局限性。帝国权威正在逐渐转移到好战的蛮族手里，他们不再袭击，而是占领帝国的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海上的袭击也变得频繁和危险起来。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对南英格兰和高卢造成巨大威胁，还有哥特人、赫鲁利人在黑海与地中海的海上入侵：从253年到269年为止，哥特人和赫鲁利人首先蹂躏了黑海沿岸，然后以猛烈的袭击劫掠了爱琴海地区，其兵锋往往渗透到内陆腹地。这次远征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是频繁的小规模袭击。在266年和267年，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海上远征，袭击了色雷斯、马其顿、希腊和小亚细亚。陆上的攻击也一直没有停止，雅典在三世纪一度落入海上袭击者的手中，直到五世纪才得以光复。帝国在地中海的海洋优势并不能在北海复刻，于是不得不采取代价更加高昂的对策。全新的防御组织被创建出来，一应对咄咄逼人的撒克逊人。
在帝国东部，松散的帕提亚被推翻，更具野心和集权性的萨珊王朝成为了新的敌人。公元230年，萨珊的阿达希尔进攻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帝国领土，亚历山大·塞维鲁的反击成效有限。尽管如此，帝国仍然能够恢复边界，但在241年，萨珊家族横扫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兵锋直指安条克。罗马人在242年和243年发起一场反攻，但未能取得足够成效。在244年缔结的和约中，整个奥斯朗附庸皆宣告丧失。其国王阿布加尔十一世在罗马避难。到252年，沙普尔一世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最终以260年瓦勒里安倍俘为止，罗马的国运跌至底点。所幸伟大的军人皇帝奥勒良、卡鲁斯以及后来的加勒里乌斯决定性地重建了罗马在东部的优势，重新确认了罗马对亚美尼亚的宗主权，将边界定在哈布尔河-幸加拉-凡湖一线。363年的乔温条约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割让给波斯人。相比领土的丧失，萨珊波斯对帝国防御体系的平衡影响更具灾难性。对波斯战争的代价要比参与战争的兵力还要庞大得多。漫长的战线让帝国的可调动兵力难以承受，而各个地区承受的压力更加庞大。在沙普尔的军队占领安条克的时候，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的陆上方向几近瓦解，而哥特人对小亚细亚的袭击也抵达顶峰。各个蛮族部族的发展和联盟已经在帝国边境形成了更大的威胁，而漫长又频繁的战争却让帝国的边境变得更为虚弱。
随着分遣队的不断抽调，驻守的军队越来越不适合野战。因此这段时期对防御策略的调整也有适应军团状况的必要。越来越接近民兵的军队不可能服役于野战部队，但在堡垒之中他们可以完成坚守的职责。三世纪的边防部队很难再执行二世纪的前沿防御战术，然而他们在定点防御方面足以让人满意。
随着边防策略的调整，使用机动和进攻战术守卫边界的专职军队逐渐让位于兼职的民兵。他们耕种分得的土地，提供固定的防御。新的战略首先需要能够坚守阵地的士兵，而这些需要保护自己家庭和财产的士兵可以成为有效的防御者。在四帝联治时期，农民兵由行省总督指挥，每个边境行省的机动部队则由指挥官控制。这种双重管理体系颇有争议：将民兵和野战军分开管理可能是鼓励民兵的本地化，突出其特殊的军事效用。但文职的行省总督很难说可以对分散的民兵前哨进行充分的监督，一旦缺乏这种监督，民兵的战斗素质就缺乏保证。如果将民兵和帝国全盛时期的军团步兵比较，前者必然显得低劣无用，但两者的军事任务是不同的。后者需要训练、纪律和机动性，但前者只需要顽强和应变能力。查士丁尼在重新征服北非之后便下令恢复民兵驻守体系，因此我们不应忽视这种体系的效果。
到了四世纪的君士但丁时期，行省部队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民兵出现，辅助骑兵和步兵销声匿迹，而军团的编制也大大缩小。新的编制——骑兵营和步兵辅助队出现。这些部队处于民兵和野战部队之间，作为正规军人，反映了三世纪的一系列变化。帝国的军团不再是训练有素的重步兵兼工兵，从装备到组织上都显得散乱许多，轻步兵的比例越来越多，装备更加靠近辅助军，更适合队形散开的战斗，毋庸置疑，这并不是帝国盛期的那支优秀部队。这种衰落当然不是在四世纪晚期突然发生的，在不断的入侵浪潮中，军团得到的补充显然更多是在形式上。戴克里先尽他所能去重建军团，在戴克里先退位之时，帝国的军团数量最少估计也有56个，最多甚至可以到69个。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其装备与训练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使这支军队可以继续担当战略防御的核心。而到了君士但丁治下，原有的以行省为单位的防御体系被另一种体系取代。强大的野战部队被集中起来以供在整个帝国范围内使用，而行省部队则相应减少。骑兵被调到了中央，而军团也不再担任集中的打击力量。由于帝国的资源没有增加，君士但丁的野战军部队只能导致行省军力的弱化。这种防御体系基于强大的中央野战军和相当羸弱的地区兵力。这种在机动性很低的环境中仍然坚持准备中央后备兵力的做法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保护中央权力本身。对于帝国而言低效的做法对统治者而言却非常实用。正如罗马军队中不断发展的趋势，野战军部队中骑兵的重要性大大增加。
总结
从奥古斯都时代的霸权体系，到后弗拉维时代的阻绝战略，最后到三世纪危机后的复合体系，帝国的边防战略始终由帝国内部以及外部的环境决定。虽然其中不可避免的夹带着皇帝个人的好大喜功或征服欲望，但不同时期的罗马政策背后蕴含的内在逻辑无论对于罗马史的研究还是对于现实政策的思考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参照对象。当帝国的权势不能满足集体的需要，只能用于维护个人的地位以及下对上的恐惧，这种权势本身就会逐渐表现出脆弱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