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煦濡
电影《辛亥革命》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当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武昌起义爆发后，连着发出了两声感叹："果然在武昌！果然在武昌"，似乎武昌首义是孙中山早已规划好的。然而，这一幕只是一种历史演义，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一、武昌，非我所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时，
孙中山并不知情，他是两天后在美国丹佛市下榻的旅馆里，从一份报纸上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的。武昌起义爆发一个多月后，孙中山在与英国记者的谈话中曾透露，“此次武昌事起过于神速，未能十分预备，故困难之点尚多”。
孙中山在之后的《革命原起》中也说到：“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
瑞澂一逃。”显然，武昌起义在孙中山看来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偶然事件。当然，他的这种看法当时就受到其他革命同志的非议，认为这样的看法既低估了革命力量，又低估了群众的反清激情。
孙中山之所以会这么认为，
因为在武昌发动革命，从来就没有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武昌起义爆发前，清政府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
保路运动，其中四川最为激烈。1911年9月14日，孙中山在给同盟会会员萧汉卫的信中说到：“近日祖国风云日急，四川已动，若能得手，则两广、云贵、三江、闵浙不得不急起而为之援应”。可见其对国内革命形势的初步判断是正确的。
但孙中山转而又于9月25日在另一封信中写道，“近日四川省起大风潮，为民众与政府之间发生铁路争端所引起。我党在华南的总部诸君大为激动，因为谣传四川军队已卷入纷争。
如所传属实，则我党人拟策动云南军队首先响应。而广东军队亦将继起。但我不相信此一传闻，因我们从未打算让四川军队在国民运动中起首倡作用，这方面它尚毫无准备。”
其实，四川的星星之火已经燎原，先有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联络会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后有同盟会会员
吴永珊、王天杰等在四川荣县宣布起义，建立革命政府，
将保路运动推向高潮。当革命风潮卷起之时，你根本不需要什么十全十美的准备，只需要顺势而为就行了。
然而，孙中山并不认四川地区具备首义的条件，因为革命的准备不足。至于湖北或者武昌，就更没有被列入考虑范围内了。
其中缘由，自然与孙中山对于革命的构想有关。
二、广东，我所欲也
孙中山对与国内革命的部署主要集中在
两广、云贵地区。一方面是由于两广地区地处大陆最南端，远离清政府的首都北京，因此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弱，相对易开展革命活动。而且两广、云贵离香港、南洋又近，
便于接受华侨的物资援助；另一方面，身为广东人
，孙中山更倾向于在自己的家乡干革命。
作为广东人，孙中山抱有很重的
地域观念和同乡情怀，其所领导的兴中会中广东人居95%之多，基本可以看作是一个地方革命团体。其实这在当时也算正常，因为以湘籍的黄兴、宋教仁等领导的华兴会成员大多也是湖南人，而光复会的主要成员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章太炎等都是浙江人。
然而，在三方势力汇聚而组成同盟会之后，孙中山依然秉持浓厚的地域观念，将革命的重要精力投向广东，这就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冲突与矛盾。
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之前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有八次在广东，另两次则是广西镇南关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把为了组织起义而艰难筹集起来的人、财、物力资源几乎全部用在自己的家乡，这自然引起了华兴会和光复会成员的强烈不满。
此外，孙中山一些个人主义的作风也导致他与其他革命领导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例如1907年他就与黄兴围绕旗帜样式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不久又因日本政府的捐款问题与同盟会多名骨干成员关系破裂。
一气之下，孙中山从此不再过问同盟会总部事务，而是转而将精力投向建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和中华革命党上面。这样一来，同盟会内部离心力日增，组织也日渐涣散，加上数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使得同盟会陷入
名存实亡的境地。
在这种背景下，谭人凤建议宋教仁：“同盟会成立之初，本有设立东、南、西、北、中五部之议，既然孙、黄常年流亡海外，不理国内事务，我们何不回国组织中部同盟会，领导长江各省的革命？”
宋教仁对这个提议举双手双脚赞成，于是，他联合居正、赵声等人积极筹备建立
中部同盟会。
后来，当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东京，宋教仁与他商讨改良党务的具体办法时，孙中山却面带不悦的说：“同盟会已经取消了，有能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教仁很惊讶，便问孙中山何出此言。孙中山说：“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一句话就把宋教仁噎得半死。
不过，宋教仁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计划。
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宋教仁在成立宣言中特别说明：“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 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
宣言虽然强调了与东京同盟会总部的隶属关系，但与南部分会的关系却以
“友邦”作为概括，可以窥见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倾向。宋教仁还严厉批评之前孙中山的革命方略，
“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有此二病，不从根本上解决，
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哉？”虽然没有点名，但是谁都看得出来他是在指桑骂槐。
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主要任务是策划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革命活动，它成立后不久，就扶持、帮助和策动武汉本地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伺机发动武装起义。可以想象，如果革命党人都严格按照孙中山的要求和部署行事，那么黄花岗的失败就会继续上演，革命成功的前景还遥遥无期。
三、孙中山的误判
按理说，孙中山在获悉武昌起义的震惊消息后，理当立即返回国内领导革命，但他当时却做出了一个颇令人意外的结果，
即远赴欧美，先争取西方列强在外交和资金上的支持。孙中山后来在一篇自述中回忆了自己当时的想法：“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 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平生；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 。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侯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
孙中山认为，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革命形势一触即发这样的节骨眼上，
先争取列强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与支持是当务之急，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孙显然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误判。
首先，孙中山对国内革命形势出现了误判。一方面，孙中山没有料到由武昌起义所点燃的
革命形势发展的如此之快。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已经陆续有14个省宣布独立，清王朝顿呈土崩瓦解之势；另一方面，孙中山对革命产生了
过于乐观的看法，对革命未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认识不足。孙中山在欧洲之行的途中，甚至向外国记者表示，“此次前往上海，专为联合各省恢复秩序，当其抵中国海之前，革命必早告成功”。
可实际上革命形势不容乐观，革命党人不但面临着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的军事进攻，也面临革命党人内部的激烈的权力斗争。
对于此时的国内革命来说，
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宋教仁、谭人凤等人虽然也是同盟会的骨干成员，但是在国内的威望还没有达到众人皆知的地步，不像孙中山，连慈禧太后都点过他的名。
然而，孙中山却未能第一时间回国领导辛亥革命，这其实对革命的后续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再加上各省的立宪派、旧官僚相互勾结，控制着大部分地方政权，也使辛亥革命潜伏着失败的危机。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给友人的信中自信的说到：“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在我到达之前，不可能组成强有力的政府”。
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孙中山才决定远赴欧美争取列强的财政援助。如果真的能得到一笔巨款援助，当然对革命的发展会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孙中山打错了如意算盘。
除了误判国内革命形势，
孙中山对西方国家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也产生了误判。孙中山认为：“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
然而，他的判断只能说是自说自话，就首个争取的对象美国而言，在孙中山前往华盛顿拟会晤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时，诺克斯即谎称有事，拒绝接见。
11月，孙中山从纽约前往英国，他极为重视英国，认为英国对华态度是决定中国革命成败存亡的关键。他抵达伦敦后，即通过荷马里的介绍与四国银行洽谈借款一百万英镑的要求，作为回报，孙中山表示承认英国在华权益和以往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甚至允诺
“给予英美在中国的若干优先权利”，然而收到的却是冷漠与拒绝。
在拒绝孙中山的同时，英国政府通知驻华公使，一旦袁世凯在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显然英国在一开始就已经选择站位袁世凯了。失望之下，孙中山又辗转来到法国，却依然受到排挤与拒绝。至此，
孙中山争取外交和财政援助的欧美之行完全宣告失败。
而此时，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和黄兴等人的领导下，抵御住了袁世凯军队对武汉的进攻，保卫了革命成果，作为首义之地的武昌始终掌握在革命军的手中。武昌起义前策划的人是宋教仁和谭人凤，武昌起义后打仗的人是黎元洪和黄兴，始
终见不到孙中山的影子。
如果孙中山为革命党人带来巨款援助，也算是居功甚伟，可问题是他没有带来一分钱，这就让很多革命骨干对他
口服心不服。
▲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北站出发，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1年12月，辗转了大半个地球的孙中山终于回国，他受到上海《大陆报》主笔访谈，当被问及是否带有巨款回国时，孙中山回答：“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话虽好听，但其后却隐藏着不得已的苦衷，财政援助已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今后维系革命的只能靠同志的革命意志和精神了。可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没有钱真的没法打仗。
关于武昌起义，蔡廷干曾对《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说：“在武昌时他曾问道孙中山在这场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人们告诉他，孙中山在起义中没有起任何作用，起义纯粹是军事行动。与蔡廷干会见的革命者以几乎蔑视谈到他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吹鼓手。”
因蔡廷干是袁世凯的幕僚，这里面固然有刻意诋毁孙中山的成分。但是不可否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之前对
湖北革命形势规划不足，武昌起义之后又长期缺位，这直接影响到他的政治影响力，
加速了革命党人的进一步分裂。
此后，他的革命总是以失败告终。临终前，他对汪精卫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对于一个革命了一辈子的人来说，这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
2、尹全海：《论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先致力外交”的选择》
3、廖大伟：《归国与开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心路行迹释意》
4、严昌洪：《孙中山与辛亥武昌起义》
5、赵春晨：《评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的欧洲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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