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塘是大沽口北30里北塘河（今蓟运河）入海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北塘处于不设防状态，英法联军正是从此处登陆，打进北京。北塘为什么不设防？史家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咸丰皇帝“坚持投降政策”，希望英法公使从北塘进京交换《天津条约》；有人则说是负责京津地区防务的僧格林沁一时疏忽，“估计侵略军不会在北塘登陆”。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初，北塘曾设有防兵。据史料记载，咸丰初年，北塘河口两岸建有土制炮台4座，安设大小铜铁铸炮80位，额设营兵800名，由设在北塘河上游60里的芦台的通永镇总兵管辖。实际驻军少时500人，多时千余人。北塘撤防是在1859年6月，确与英法公使进京交换《天津条约》有关。
1858年6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联军签订了城下之盟《天津条约》。咸丰帝认为条约有损于清朝统治利益，英法退兵后，即考虑设法推翻条约。他一面派大臣赴上海与侵略者谈判废约一面令负责京津防务的僧格林沁坐镇天津海口，认真整顿防务。经过数月努力，天津海防颇有进步，除大沽炮台增高加固、增设炮位、兵员外，白河（今海河）沿线塘沽、双港及大沽后路新河包括北塘在内，均有所布置但上海谈判却遭到失败，侵略者坚持严格执行《天津条约》，并且坚持按条约的规定，一年内在北京交换条约批准书。1859年春，一支“威风凛凛”的舰队拥卫英法公使来到中国，扬言要如期进京换约。
咸丰帝仍不愿接受《天津条约》，但面对来势汹汹的英法联军，又无武装抵抗侵略的决心。于是，他一面要上海方面尽力修改《天津条约》，同时表示，作为“万不得已之下策”，也要考虑允许外国公使进京换约。他还谕令僧格林沁做两手准备，既要准备迎击英法联军的入侵，也要考虑允许英法公使入口进京。
僧格林沁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主战派，他在天津海防工程完成后，多次表示欲一惩侵略者的凶焰。对于咸丰帝可能允许外国公使进京换约的安排，他并没有表示反对。但他认为不能让外国公使从大沽入口，因为大沽海口已做了军事布置，“不可令其窥伺”。他建议万一允许外国公使进京，可令其绕道北塘登陆。清廷同意了僧格林沁的意见。于是，僧格林沁又建议撤去北塘防务。他向朝廷陈述的理由主要是，一旦外国公使被允许从北塘登陆进京，因为咸丰帝再强调不准其“随带兵船，多带从人”，这样随公使而来的英法舰只势必停泊北塘口外，极易与北塘驻军发生冲突，引起衅端，为此，不如暂将北塘驻军移至北塘以北30里的营城驻扎，一方面可以避免与侵略军无端冲突，同时一旦有事，一样可以发挥防堵作用。于是北塘于6月撤防以上事实表明，1859年北塘撤防，既不能说是因僧格林沁“一时疏忽”，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清廷“坚持投降政策”。事实上就在北塘撤防后不过数日，当英法联军逞强硬闯大沽口时，僧格林沁即指挥清军重创侵略者，取得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战争少有的一次胜利。
大沽获胜后，清政府废约的决心似更坚决。咸丰帝在给上海方面的谕旨中说道：“英夷两次到津（指1858年、1859年），俱先开炮，此次首先背约，情理难容”，《天津条约》应“作为罢论”。与此同时，清朝君臣对英法侵略军伺机报复、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有充分的估计，决定对天津海防再做一次大规模的修整。
僧格林沁此次整修海防是认真的。据一位对僧格林沁不以为然的“时人”描述，僧整修大沽.“其于海港竖栅也，用铁工至五六百名，用熟铁至百数十万斤，历时半年始成，于各港内层层密布；……其于海岸筑垒也，内外各竖合抱大木一层，加帮小木十余层，中以牛皮囊土实之，椎筑极坚；…挖濠深广皆两丈，马队万难超越；又截留浙省解京洋铜九万斤，添铸铜炮，增建炮台。”他自己曾自诩：大沽炮台“筹划之周备，防范之严密，无以复加不仅如此，僧格林沁对于大沽后路塘沽、新河，北塘后路营城、芦台、乃至天津、山海关等地都作了布置，或抢修炮台挖沟筑垒，或奏请从各地增拨马步官兵前往驻扎。
在此整顿海防过程中，先后有数人建议在北塘重新布防。1859年9月，御史陈鸿翊上奏道：“英夷受创南旋，意必来图报复。万一再至大沽接仗，阴由北塘上岸，阻我营城之兵，因而南趋大沽炮台后路，则大沽甚为吃重。”他建议将营城兵丁仍调回北塘驻守。后来，两江总督何桂清、两广总督劳崇光还相继上奏称：他们得到情报，英法下次来犯，不从正面进攻大沽，而是要“用浅水船装载陆兵”，从北塘或其他海口登陆，直抄大沽炮台后路，提醒朝廷注意北塘等海口防务。
咸丰皇帝对于北塘防务始终密切关注。早在大沽获胜后数日，咸丰帝就考虑要在北塘重新布防，他指示僧格林沁：“北塘海口原设官兵，前据该大臣奏称移往他处，此时既已接仗，则各海口均应严加防范，著饬李志和（署理通永镇总兵）仍统原带各兵，前往北塘，驻守炮台，实力防堵。ν接到陈鸿翊奏折，咸丰帝十分重视，当即发出谕旨；“北塘地方与大沽均属紧要。现在美夷虽已南驶、俄夷仍在洋窥伺。北塘为大沽炮台后路，应如何安设炮位，拨调防兵之处，不可稍涉大意。”类似的谕旨曾发出数道，可见咸丰帝的本意是要在北塘重新布防。后来他虽然同意僧格林沁北塘不设防的意见，但对北塘一带的安全仍很关注，一再嘱咐僧格林沁要：“相度形势，妥为布置，务使防御周密，计出万全”。1860年5月以后，随着英法联军的舰队纷至沓来，咸丰帝对上态度又趋软弱，并且又在考虑接受《天津条约》。虽然如此，他对天津海防包括北塘一带的防务仍密切关注，不断谕令僧格林沁等严加防备，直至战争再起。可见咸丰帝并无在北塘不设防，供英法公使登陆进京，以求妥协之意。
坚持在北塘不设防的是僧格林沁。大沽获胜后，僧格林沁也看到，侵略者势必卷土重来，并且很可能要从北塘等处“舍舟登岸，袭我（大沽）炮台后路”因而北塘本来是应该设防的。但是，他认为，北塘海口的地形不宜设防。他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说道：北塘地势低下，地方狭小，其北岸炮台“每遇大潮营外四面皆水”；南岸炮台“东临外海，北近内河，西南两面民房林立，相距营墙不过数步”；北塘村外“西南均系盐滩。潮沟泥淖，人马不能行走”。这种地形决定了：第一，“营垒规模既小，不能多设官兵”；第二，道路难行，“他处不能援应”：第三，毗连村落，“一径接仗，兵民交惊”。总之，他认为限于地势，北塘即使设防，也“万难守御”。
其次僧格林沁认为、北塘不设防，正可行诱敌深入之计。他向咸丰帝汇报说·北塘虽未设防、但北塘后路已逐层布置驻扎大批马步官兵。“该夷如敢由北塘上岸”向北有营城等处防兵截其“北窜之路”，向南则新河等处防兵“足资扼截”尤其是被视为精锐的数千马队可随时弛往前后兜击。象当时许多清朝官员一样，僧格林沁也认为“夷人”船坚炮利，利于水战，而清军在陆上作战较有把握。所以他认为，与其在北塘设防难以坚守，莫若“舍而不守，诱令深入”，在陆上与敌作战，如此则“该夷既失船炮之险，我兵又可施驰骋之力，较之北塘设防更有把握”。
总之，正如僧格林沁自己所说，他之所以坚持北塘不设防，“非敢虚此一路听其出入，亦非初未虑及，有所疏略”，乃是针对北塘一带地形所做的军事部署。对于这一部署，僧格林沁相当自信，多次表示，即使侵略军万余来犯，“足资抵御”。
僧格林沁的诱敌深入之计并未奏效。1860年8月，当英法联军万余人从北塘登陆，大举向南扑犯，抄袭大沽炮台后路时，驻扎新河等地的清军马队约三千人奋起拦截，营城马队约二千五百人也驰往接应，尽管蒙古骑兵士气高昂、作战勇猛，结果仍遭惨败，新河、大沽相继失守。
事实证明，僧格林沁以为陆上驻扎数千马队，即可阻止英法联军进攻，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盲目自信。但是，却不能因此断言北塘不设防的决定绝对错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如果北塘设防，就一定可以阻止侵略军登陆，更何况当时中国万里海疆，到处都是不设防的海口。事实上，由于清末的衰败，其中包括边防的空虚，清军武器、战术的落后等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