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仇敌虽然素昧平生，但包括辛亥革命在内，双方起码已经“隔空”交手十多次。武昌起义还最终掀翻了清朝的统治。但仅仅时隔半年，清朝末代摄政王载沣就力邀对手孙中山会面却是为何呢？而孙中山欣然赴会又藏着怎样的深意？
1911年的辛亥革命其实是一场多方妥协的胜利。1912年2月清帝和平逊位，几乎同期孙中山也“功成身退”，把总统位置让给了支持共和有功的袁世凯。随后8月应袁的邀请，孙中山前往北京、“深入虎穴”会商国事。
期间就发生了这件清皇室力邀孙中山会面的微妙事件。
要说清楚这个事得从载沣的心念说起。从当初不敌袁世凯被排挤出权力中心，末代摄政王载沣就已厌倦了权力斗争，同时也看清楚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孙中山语录）的几个事实，其中包括封建帝制已不得人心，腐败的清朝已救不活了，枪杆子现在在革命党和军阀的手里......所以还不如顺应时势、走向共和的爽。
所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退位的皇室能否保住民国政府许诺过的优待条件而已。
当时载沣虽然年纪轻轻（时年29岁！），但其“下岗”后的行为出乎意料备受赞誉。譬如他宁愿赋闲在家，过着“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他自撰的对联）的日子；也绝不奔走呼号和参与什么复辟活动。这或许也与当时是袁世凯当政有关，不能授人以柄。
但他毕竟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也是清皇室的实际代理人，所以出于对皇室和自身命运的关心，他难免也要关心一下“时局”。
时值孙中山进京。这条好汉多次以“隔山打牛”的方式击败了庞大的清朝，并誉满全球。载沣认为这样的传奇对手值得会一会，于是积极向民国政府表达了交流的意愿。
而与此同时，作为伟人总有一种“团结大多数”的思想在其身上熠熠生辉，孙中山欣然同意并接受了载沣的邀请。
于是1912年的9月10日，双方的“世纪会晤”就在前清的醇亲王府发生了。
当天下午，袁世凯派出了北京步军统领江朝宗作陪。孙中山到达时，载沣亲自迎请他进了“王府重地”的“宝翰堂”书房......
这个会面，据载沣自己的记载，刚开始他“有些紧张”。（自然是因为对方有“隔山打牛”的气场呵）。他原以为这条连袁世凯都要让三分的好汉会是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赳赳武夫，想不到却是如此平和民主的谦谦君子。
一开始，孙中山就赞扬了眼前的末代摄政王，认为他在大革命爆发之初就选择了“自动退位”，避免了一场血腥内战，这是有功于国家的。一下子就“消弭了阶级敌对”、拉近了双方距离。
然后孙中山说“今后中国当在共和的基础上，大家齐心协力，同侪富强之邦。”这又有点父辈引路的韵味（孙中山大载沣17岁，实力叔伯呢），但他这话又是以平等民主的句式出之。他甚至说到了自己的“在野身份”，虽然他这“在野之身”可不是古意，而是现代西方民主思想里的在野党，其实也是几牛逼的。
就这样，一席新思想的交流，淡淡地在旧社会的王府和上等茶香的氤氲中舒卷自如。
这次双方的会晤，无疑可以视作新旧社会（甚至满汉两族）的一次代表性对话。有人甚至忍不住引了鲁迅的名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来形容。
但此事特别之处更在于，“代表旧社会”的载沣并不是那种无可救药的“老朽”，反而是一枚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年轻人；而代表革命的孙中山，其视旧皇室成员也能“咸与维新”的公民和民主思想简直春风化雨嘞。
无论载沣此请是有求于孙中山吗？但孙中山的态度表明了，在一个人人平等的共和社会里，他个人（包括任何人）都无权对别人生杀予夺。一切权力来自于“民权”。这就是“三民主义”的基础之一。
载沣后来力拒日本侵略者、喜迎新中国的解放，做足了他对孙中山承诺的一介公民的义务。
这样看起来，民国时期的开明人士，竟是开明得不得了、并对社会变化的把握是精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