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老威，我来回答。
晚清我们遇到的危机，表面上看起来是国家和民族的危机，实际上是文化的危机，文明的危机。
文明的危机
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来说，晚清是典型的农业文明，西方是工商业文明。人类历史上，当落后的文明遇到先进文明的时候，从来都是先进的文明同化落后的文明。比如说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也曾经遇到过游牧民族征服我们中原王朝的情况，如元朝和清朝，还有一些局部的政权，也是游牧民族征服了先进的农业文明地区，如辽、金、西夏等。
但是最终这些游牧民族全部都选择了农业文明文化，是因为农业文明文化优于游牧民族的文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就在于不同的文化体现的生产力不同，高等的生产力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得到了更多的财富的人们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当他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之后，要他们回到以前那种相对现状更为艰苦的生活，他们自然是不愿意了。
实际上在整个我国古代史当中，以蒙古高原为主的游牧民族人口一直在100多万人以下，原因就在于那片地方只能发展畜牧业不能发展农业，而长城以南的广大农业地区，人口则可以突破上亿的规模，原因就在于长城以南的地区适合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比畜牧业明显更为高效而且高产，能够产生更多的社会财富。
但是当传统的农业文明遇到工商业文明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工商业文明会产生比农业文明多得多的社会财富。
就拿我国历史上最为富裕的王朝宋朝来说，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在面积不大，人口一亿规模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在8000万-1.6亿贯的水平，也就相当于8000万-1.6亿两白银的规模。后来的明朝和清朝都重农抑商，结果明朝的财政收入最为可怜，多的时候也就400-500万两白银的规模，清朝在近代开放通商口岸之前，顶峰时期是乾隆年间，大约5000万两白银的财政收入规模。在清末开放通商口岸之后，财政收入逐年递增，到了清朝的最后一年，1911年的前十个月，财政收入达到了3亿两白银。
文明的转型
这也就说明了，传统的农业文明实际上无法对抗强大的工商业文明，而近现代来说，我们一直都是在走的一条转型之路，即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的道路。
第一次是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发展了许多近代工业，从民用到军用。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我们认识到只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无法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最终建立了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
当然，近现代的历史演变非常地复杂，直到近几十年，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在继续着工商业文明的转型。
文明不同带来的差异
工商业文明的发展，实际上是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因为在工商业文明体系中，人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所以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分工协作的关系。而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中，以我国来说，是由血缘为基础建立的家族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统治体系，全国的家长是皇帝，家天下，地方的家长是村落的族长，实行宗法制。这种体制下，权力结构是自上而下，下级要服从于上级，上级并不对下级负责。而工商业文明体系下，权力结构是自下而上，没有下层的授权，上层的政治就没有合法性，所以更多的是需要民众参与到国家事务当中来，发挥好每一个人的积极性。
从统治观念来说，我们与西方在荀子时代，也就是西方的柏拉图时代，都形成了人性恶的观点，但是我们东方认为的人性恶是老百姓恶，所以千百年来的统治思想都是在与如何控制老百姓的方面上做文章，下功夫，由此形成了法家的“愚民、弱民、贱民”的所谓“三民主义”统治思想。西方实际上一直发展的是分权体系，民主、共和、法治实际上都是体现的分权的观念，他们认为恶的不是百姓而是政府，因为政府是有组织的，一旦政府作恶，危害极大，而百姓是无组织的，即便作恶，也是可控的。由此发展到近现代就有了三权分立、法治等思想。
从思想体系来说，晚清就明显与西方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晚清时代被西方文明碾压，也是自然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