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访问俄国：俄方糖衣炮弹有多猛？俄调包计如何坑苦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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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3月30日，上海，经过一番迎来送往，嘘寒问暖，李鸿章终于要离开行辕，赶到法国邮船公司码头。随后，他乘坐该公司的渡客小邮轮，准备登船。
李鸿章所乘坐的邮船高扬龙旗和头等钦差大臣旗，驶离了吴淞口。
他的欧美之行，至此拉开了帷幕。李鸿章此行，无疑创造了历史。至此，他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遍访欧美诸国的高级别使臣。
1、访俄之路受到的欢迎
1896年4月2日，李鸿章所乘坐的邮船抵达香港。但是，由于当地正闹时疫，为了避免受到感染，邮船没有做登岸的任何准备。
又过了两天，李鸿章的邮船抵达新加坡。
英国驻新加坡的总督准备给予李鸿章在西贡一样接受鸣炮欢迎的礼遇。
清朝政府驻新加坡的领事也打算在港口外迎接这位来自中国的钦差大臣，众多的华侨商人还竞相拜谒这位驰名中外的清朝政府的权臣，一睹其风采。
有一个细节也值得注意，那就是新加坡当局对于这位来自中国的政府使臣之安全保卫工作十分重视，怕遭到当地华人示威游行的惊扰。
在新加坡当局的严防死守下，李鸿章有惊无险地经过新加坡，在4月23日抵达苏伊士运河。
为了体现对这位中国使臣的重视，俄罗斯帝国特派兵船前来迎接，4月27日，李鸿章一行人终于抵达俄国的敖德萨海口。俄国的陆军元帅率文武官员一同登上邮船，热情迎接这位来自远方中国的清朝政府外交使臣。
俄国的士兵手持中俄旗帜，列队护送李鸿章登岸，并配以具有亚欧风情的音乐。其礼仪之隆重，前所未有。
李鸿章登岸后，俄国礼仪官向他献上了馒头和盐，这是俄罗斯民族对待嘉宾贵客最隆重的礼节。从码头到李鸿章下榻的客馆，沿途十分肃静，毫无喧哗、尘嚣。这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俄国对李鸿章到访的高度重视和精细安排。
在李鸿章的驻地门外，还有俄国士兵守护，以防不测。当天晚上，俄国的官员还盛情邀请李鸿章到戏园观看戏剧演出。
俄国之所以如此殷勤、周到，一方面是试图向李鸿章展现自己的军容与军威，另一方面是要展现一个西方大国接纳各方来访外交使节的宽厚态度。同时，在他们的心中，也对这位晚清“洋务第一人”充满着好奇。
2、在莫斯科受到的欢迎
然而，俄国的盛情美意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们之所以给予李鸿章如此高的礼遇，显然是希望对他巧加诱惑，博得好感，以便达到“借地修路”的目的。
对于这一点，俄国大臣“中国通”维特曾在回忆录中明确指出：
同中国官员谈判首先就是不要着急，因为一着急他们就以为是风度不好。什么事都要容不迫，一切都要遵从中国礼仪才好。
可见，为达到“借地修路”的目的，俄国可谓煞费苦心。 4月30日，李鸿章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被维特等俄国高层官员们热情地迎往彼得堡。
李鸿章到达彼得堡后，同样受到官方和民间的热烈欢迎。 当地的富商巨贾更是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其中，曾在中国与李鸿章有过交情的俄罗斯商人巴劳辅还特别邀请远道而来的中国贵宾入住自己的宅邸。
当李鸿章乘坐着车驾到达巴劳辅宅邸门前时，只见高搭彩楼，楼额上镶嵌着自己的画像。
在有几分庄重而又十分悦耳动听的音乐声里，身着红黄缎服的24名少年，每个人都手捧一盘散花，以香花撒地，特为李鸿章及其随行人员垫靴，以示敬意。
入得堂来，只见四壁高悬清朝政府的黄龙旗。门窗屏障间还都张挂着以中国文字写成的寓意吉祥、为李鸿章颂寿的条幅。室内则“排列盆花，十色五光，有如洞天福地”。
男主人巴劳辅还让自己的夫人、孩子出来与尊贵的中国客人一李鸿章见面，并施以“捧金盘而献盐饼”的最隆贵之礼。在给李鸿章安排的卧室里，也凸显出主人的匠心独运，所有的饮食栖息器具，无一不是中国之物。
对于维特等人的悉心谋划，连俄罗斯帝国皇帝尼古拉二世及皇后都很满意。5月4日，他们在彼得堡郊外的行宫亲切接见了李鸿章。
与沙皇尼古拉二世见面那天的场景，《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中也有详细记载中国头等钦差大臣李鸿章衔命前来，代贺加冕大礼。
本日，俄皇派御用的五马驾金朝车迎入行宫。
主客大臣把他们带入旁边的房间休息片刻；李鸿章改穿公服，到小殿参见俄皇。皇帝降座亲自迎接，李鸿章呈上御书，并奉上礼物。致词恭贺。俄皇答谢后一一接受，后交谈甚欢。良久，李鸿章告退。
俄国的皇帝如此高规格地接待李鸿章，显然是为了给足李鸿章面子，满足李鸿章的虚荣心，使其在之后举行的中俄外交谈判中不好撕破脸面，就某些问题讨价还价，争论不休。
3、李鸿章被俄国“糖衣炮弹”击倒？
大多数学者认为，李鸿章被俄国精心包裹好的“糖衣炮弹”所击中，进而倒地。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种种迹象表明，李鸿章在接受俄国热情款待、周到安排的过程中，虽然“顾而乐之，几忘身在异乡也”，但是并没有落入“迷魂陷阱”。
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
俄国现在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同样也是我们最需要提防的敌人。她之所以会成为我们的朋友，是因为英国和法国也装作是我大清的朋友。俄国希望自己成为我们更好的朋友。（但）她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俄国人所谓的命运趋势（驱使）他们这样做。她统治着整个北亚，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对大清施加巨大的影响。
实际上，李鸿章也知道，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个道理。
多年从事外交的经验也告诉他，即便是俄国现在与清朝政府交好，但是丝毫不会放弃对中国领土的觊觎之心。因而，他在接受俄国款待的同时，对这个盘踞在中国北方的帝国也未放松提防之心。
对李鸿章的微妙态度，维特也是心知肚明。 他说，在交往中，“以李鸿章的智力和常识来判断”，这位高手要算自己一生所接触的政治人物中较为卓越的一个。
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地应付着这个看似热闹非常的场面，但暗地里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并用特殊密电码与远在北京的军机处保持着密切联系，以便在外交谈判和交往中同清朝政府保持一致性。
可见，李鸿章在履行自己的外交使命时，并未被莺歌燕舞和眼前的喧嚣热闹所迷惑。
虽然不能断定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俄国君臣的热情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但是却明白殷勤的高规格接待目的并不单纯。
为了使自己不再因初次出访俄国而中了圈套，背负新的骂名，李鸿章举手投足间都异常谨慎，不敢丝毫违逆慈禧太后的“圣”意。
凡此种种，也足以看出这位宦海沉浮数十载之政治人物的精明与老道。
4、谈判的开始
正当俄国为借地修路等问题精心设计并与李鸿章交涉、谈判之时，罗曼诺夫王朝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于1896年5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乌宾斯基大教堂如期举行。
在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举行期间，中俄双方密集的谈判进程也渐次展开。针对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中国境内等问题，李鸿章与俄方谈判代表进行了反复的磋商。
早在5月3日，维特就向身在彼得堡的李鸿章提出了“借地修路”等问题。在谈判中，他把借地修路与俄国支持清朝政府的主权完整性联系起来，以此诱使李鸿章和清朝政府答应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合理要求。
对于维特提出的“借地修路”问题，李鸿章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不同意见。
他的理由是：
代荐公司实俄代办，于华权利有碍，各国必将效尤。
显然，在同李鸿章的“第一次交手”中，维特碰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钉子。
为了早日征服面前的这个谈判对手，维特煞费苦心地研究起李鸿章的所有生活细节。
从李鸿章的言谈话语中，维特也细细品味出一番别样的意味，倘若“借地修路”的建议是由俄国的皇帝提出来，清朝政府也许会考虑和同意。
无论这是否为李鸿章的“缓兵之计”，孤注一掷、志在必得的维特还是建议尼古拉二世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向清朝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正式提出“借地修路”的要求。
5月7日，尼古拉二世在接见李鸿章的时候也强调指出：
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俄华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
于是，李鸿章在与尼古拉二世见面以后，马上电告总理衙门，认为尼古拉二世的主张比维特更为合理一些。
另外，尼古拉二世对李鸿章所说的这一番言论也足以令清朝政府能够更为顺畅地贯彻“联俄制日”的外交方针，若将来中国再次遭遇其他列强的侵略、蒙受战争灾难的时候，俄国不仅能够向清朝政府施以援手，更可以与清朝政府联合，在远东地区对抗多次给中国制造战争灾难的英国以及刚刚给中国带来剧痛的日本。
这样的说法，恰好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朝政府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希望听到的。之后，中俄双方的谈判紧锣密鼓地进行。
5、密约的签订
自5月8日开始，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和维特一道同李鸿章及其随行人员展开谈判。
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所提出的主张是，自办铁路以及同俄国签订友好互助条约。然而，俄罗斯谈判代表却毫不让步。
罗拔诺夫和维特秉承沙皇的旨意，企图以签订“华有事俄助”之密约换取在远东地区的借路权，并提出下列侵害中国主权的要求：
如有兵事，俄与中国彼此援助。
松花、混同两江彼此行船。
中国令资本五百万附入俄华银行。
对于俄国的步步进逼，一向谨慎行事的李鸿章一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边将谈判的具体情况及时、全面奏报给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则由翁同龢、张荫桓、会商奕訢、奕劻等人，然后给李鸿章下达指示：
奉旨，俄君厚意可感，此后邦交益固，着李鸿章代达申谢。至接路，我欲自办。一则兴中国商务；一则杜他人援请，非有所疑也。用俄公司、雇俄工匠、购俄物料，皆可行。着将此意与外部商酌，另三条着酌办，如有端倪，电文候旨，钦此。
面对罗拔诺夫和维特的咄咄逼人以及清朝政府，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自作聪明，李鸿章感到左右为难，无可奈何。
为进一步笼络李鸿章，以便逼迫其就范，尼古拉二世继续向李鸿章抛出“糖衣炮弹”，并使之在祝贺自己加冕的行列中“居各国专使首班，颇蒙温语”，同时授予宝星“头等第二，大小两枚，皆钻石密嵌”。
尼古拉二世对于李鸿章的礼遇，既表现得彬彬有礼，又丝毫不露声色，以免引起其他国家外交使节的猜忌。
这一期间，在俄国《政府公报》中，有关李鸿章的消息似乎并不多见：
“根本没有提到他在彼得堡所受的接待的事，也没有提到他在莫斯科受接待以及他在加冕典礼后受到接见的情况。”
上述迹象都足以表明，俄国有将其与李鸿章和清朝政府订立的所谓合约“秘而不宣”之意。
在俄方软硬兼施的压力下，李鸿章感到自己无计可施，也无法再争，即电告总理衙门，请各位权臣仔细磋商，并考虑参照英吉利、德意志等国借款之例签约：
使臣往复辩论，复电致出使大臣庆常，向其外部屡说。该使臣无可狡辩，遂将合同删削。请严并拟原因英、德借款之例。
因此，翁同龢、张荫桓会同奕訢、奕劻、李鸿藻、荣禄等人会同商办联合俄国之事，将所有莫斯科与北京的往来密电汇录公阅，以便请旨。
5月28日，清朝政府允准了李鸿章的请求。
次日，翁同龢亲至张荫桓处拍发电旨，既批准在条约上签字，又希望李鸿章与俄国进一步仔细磋商，在条约的文字表达等方面做出某些有利于清朝政府的改动和调和。
可见，这份条约从议定到签订，实乃清朝政府统治阶层“集体”决策的结果，体现了他们“联络东洋，牵制西洋”的基本意图。
其中，也必不可少慈禧太后的“钦定”。
6、《中俄密约》中的陷阱
李鸿章毕竟是以“头等软差”的身份在这份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和约上签了字。
1896年6月3日，他同维特、罗拔诺夫代表中俄两国政府签署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
这里，特别把那些修改之处，列出来供参考：
第一款：日本国[初稿此处有“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八字，俄方删去]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土地初稿作“属地”中方提改]，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第二款：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非由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中方提议末尾添“如非敌国，不在此列”八字，俄方不允]。
第三款：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
第四款：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捷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予[“中国国家允予”六字初稿作“议于”]中国[“中国”二字中方提议加入]黑龙江、吉林边地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之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其事可由…”一句，俄方初稿作“其事可由中俄公司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定。
第五款：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境之兵粮。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藉他故停留。[本条俄方初稿作：“无论和时、战时，俄国可用上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中俄密约》的产物：中东铁路运军械。”中方议删，俄方不允。]
第六款：此约由第四款合同批准[“合同批准”初稿作“所让之事”]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五年为限。届期六个月以前，由两国再行商办展限。[“届期…”句为原稿所无，系俄方增入][本条中方议删，俄方不允]。
由上述增删、注明的文字，我们足以知晓中俄双方谈判代表就具体条款而各显神通，博弈、斗法的过程，以及条约的最后争议所隐含的权利之争。
甚至为了达到缔约之目的，维特和罗曼诺夫等俄国谈判代表在条约签订之时，还自编自导自演了“调包计”。
原本中俄军事同盟针对的对象是“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维特认为此举会招致一些欧洲国家的不满，于是向皇帝尼古拉二世建议删除一些不妥之字。
直至签约当日，维特和罗曼诺夫发现正式条约文本中这几个字并没有被删除，所以十分吃惊。
于是，他们趁双方谈判代表共进午餐之际，偷偷摸摸地更换了条约文本。 由于以李鸿章为首的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并不知晓这个过程，就在这份已经被俄罗斯谈判代表“改动的条约”上签了字。
7、《中俄密约》的利弊得失
《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签订以后，中俄双方达成了一个默契，那就是对条约的内容秘而不宣。至此，这份条约又多了一个名字《中俄密约》。
个中缘由，维特提供了一种解释：
这一条约之所以保密，是因为俄国被授权通过蒙古和满洲修铁路。而这一权利直接来自俄国在不幸的中日战争后给中国的道义援助。这一条约之所以保密，还在于它在同时也是一项对付潜在敌人日本的防御同盟条约，目的是避免日本侵华事件重演。
在签订《中俄密约》以后，李鸿章也清楚地知道此举并没有达成“联络东洋，牵制西洋”的目的，沮丧之致，故也试图以“防传播生衅”为由对条约的内容加以保密。
他一面派随行人员携带条约文本火速送回北京，呈交清朝政府最高统治者，一面则极力掩饰，不向国际社会泄露任何信息。
在莫斯科时，李鸿章就对前来询问的英国、法国等使节辟谣，否认《中俄密约》的存在。
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李鸿章就与俄罗斯签订密约中有关“借地修路”等内容与总理衙门进行商议时，李鸿章与俄罗斯缔约之事不胫而走，引起国内官方和舆论界的一片哗然。
一时间，中国官方和民间对李鸿章的讨伐之声甚嚣尘上。
山东巡抚李秉衡、河南巡抚刘树棠联名上书，痛斥李鸿章在俄罗斯访问期间的外交失误，并指出《中俄密约》的签订对清朝政府的危害“无非彼享其利，而我受其害”，“恐合纵之师，不能踵而即至”。
上海的《字林西报》甚至还披露了一份来路不明、包括十二条款的《中俄和约》。这份“和约”一经公布，在社会上立即掀起轩然大波。
后来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中俄密约》签订以后，俄罗斯的军事、政治力量开始渗透到中国的东北地区，而“中俄军事同盟对付日本”也成为一纸空文。
次年，趁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之际，俄国借“借地修路”这一便利之机，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
该条约规定：
1.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水面租给俄国，为期25年。期满可“相商展限”，俄国在租借地内享有治理地方和调度水陆各军等全权，清政府无权驻军；
2.租地以北划出一段隙地（几乎包括了整个辽东半岛），未经俄国许可，中国军队不得进入；
3.中国同意俄国从中东铁路，修一支线到旅顺、大连，此支路经过地方，（中国)不将铁路利益给与别国。
趁此机会，俄国攻占了旅顺、大连，获得了建设中东铁路的特权，攫取了日本通过发动侵华战争都无法获得的权益。
这便是《中俄密约》的签订给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所带来的恶果。
对于这一点，李鸿章虽然有所警觉，但在俄罗斯软硬兼施的压力面前也无可奈何。这便是身为“弱国”办外交者的悲哀之处。
显然，在《中俄密约》签订后，他没有自怨自艾，而是继续为反思甲午战争、重振洋务事业而努力着。
1896年6月13日，也就是《中俄密约》签订之后的第10天，李鸿章自俄国境内乘坐火轮车，到达德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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