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民族建国问题，是梁启超 1902－1903 年思考问题的核心。他认为：
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击而成。……此主义发达既极，驯至十九世纪之末（近二三十年），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我为尾闾。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以工业，或以教会，而一用政策以指挥调护之是也。近者如俄国之经略西伯利亚、土耳其，德国之经略小亚细亚、阿非利加，英国之用兵于波亚，美国之县夏威、掠古巴、攘非律宾，皆此新主义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而今也于东方大陆，有最大之国，最腴之壤，最腐败之政府，最散弱之国民，彼族一旦窥破内情，于是移其所谓民族帝国主义者，如群蚁之附膻，如万矢之向的，离然而集注于此一隅。……彼为一二人之功名心而来者，吾可以恃一二之英雄以相敌；彼以民族不得已之势而来者，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彼以一时之气焰骤进者，吾可以鼓一时之血勇以相防；彼以久远之政策渐进者，非立百年宏毅之远猷，必无从幸存也。①
梁氏此论，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极相近似，反映了他罕见的洞察力。
而民族帝国主义之对外扩张本性，被梁氏视为“充内而不得不溢于外”的本性使然。
尽管这种说法掩盖了帝国主义者欲图他人财富或殖民他土的野心，但毕竟梁启超没有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
遗憾的是，他深具危机意识的见解并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特别是有关“非立百年宏毅之远猷，必无从幸存”的意见，揭示了吾国危机及前途的不堪。
但革命者并没有理解这一点，反而认为这些民族帝国主义会因为中国革命者采纳了列强的制度和思想，而会得到列强的善意回报，孙文一直寄希望列强特别是日本对中国共和革命的支持，即循此心理。
从建设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梁启超遂反对将满人当作异族的革命者的观点。
在梁氏看来，如为民族建国见，当融满、蒙、苗、回、藏诸民族，如果一味排满，则无疑为小民族主义而不是大民族主义。
他慨慨然说道：
今之论者，或乃盗贼胡[林翼]、曾[国藩]，而神圣洪[秀全]、杨[秀清]②，问此果为适于论理否耶？且使今日得之如胡、曾其人者为政府，与得如洪、杨其人者为政府，二者孰有益于救国？……章炳麟氏之言曰：“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嘻!此何语耶？夫革之目的，岂以快意耶？毋亦曰救民耳。……必离满洲民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一言蔽之,吾若有建国之能力,则以小民族成一国民可也，以大民族成一国民亦可也。若其不能，亦安所往而有合哉？（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③
尽管近代历史进程并没有按照梁启超的方略而行，但并不能因此说梁氏民族建国的意见是错误的。
姑且不论梁氏的大民族主义观点是否正确，仅就他所强调的民族建国方略来说，实为近代中国一迫切课题。
当然，受卢梭社会契约之民权论影响，梁氏认为中国古昔王制时代和帝制时代不是一个国家的说法并不正确，但他毫不犹豫地将民族大义置于思想论战之上，至少说明他不是一个思想狭隘或思想不开明的人。
他对近代欧洲社会政治形态的研究和体认，远比共和革命者透彻很多，此可由他这一时期撰写的《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新民说·论自由》、《释革》、《论立法权》、《各国宪法异同论》、《立宪法议》、《新大陆游记》等文章确证。
由这些文章可以发现，此时的梁启超已经不是一个君主立宪者了，而是一个民约、民权、平等、自由、进化论者，他甚至是一个革命者，这是他与康有为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
但梁启超并不是一个主张激进革命的人，他是一个温和革命者，这又是他拒绝与孙文合作的主要原因。
如果非革命不能达成建立民族国家之目的，他会毅然投身于其中，这不仅由他在《新民说·论进步》中所议而佐证，亦可由他在袁世凯复辟时毅然策划讨袁护法战争而佐证。他曾经说过：
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籍，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而其所以达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无血之破坏者，如日本之类是也；有血之破坏者，如法国之类是也。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得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绖而哀之。虽然，哀则哀矣，然欲使吾于此二者之外，而别求一可以救国之途，吾苦无以为对也。呜呼！吾中国而果能行第一义也，则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则吾所谓第二义者遂终不可免。呜呼！吾又安忍言哉！呜呼！吾又安忍不言哉！（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④
这样一个差点成为孙文同道的人，为什么会与孙文一派革命党人，就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还是成为美式民主共和国家展开论战呢？
事从1903年2月梁启超游历美洲说起。游美洲之初，他还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舍革命外无别法”。但数月之后，便“不敢复倡革义”；11月又刊登启事，宣告不谈排满、革命，亦要排斥共和。对这个思想上的急剧转变，梁启超事后解释，主要原因是三条。
一是见学生因革命思想传播而常闹风潮，不愿意青年为他在《新民说·论进步》中的“破坏”之说所误。
二是自由平等学说流弊无穷，秩序一破，难于收拾。
三是国家国民艰困之极，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
而对美国选举的观察对他影响亦甚大，选举竞争不择手段，当选者亦多庸才，深叹共和政体不如君主立宪。⑤
梁启超思想转变之前，以康有为为主的君主立宪派即与在上海的章炳麟等就革命和反对革命隔空论战，现在，梁启超公开宣布自己反对排满、革命、共和，无疑以自己之真诚刺激了革命派之情绪。
虽然孙文等人十分不快，但孙文陷于反清暴动难以为继之低迷状态，只有间或发表意见相互批驳。
及至到了1905年，孙文在日本成立同盟会，一时之间年轻的激进革命者和思想者云集于孙氏门下，使孙文相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遂发刊《民报》，继续鼓吹革命。
问题在于，《民报》创刊号上刊登了孙文的《发刊词》和4篇论民族、民权的文章，集中攻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不仅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直接向梁启超宣战，孙文也在《<民报>发刊词》中借题发挥以讽梁启超“嚣听而无所终”:
近时杂志之作者亦伙矣。姱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覆其词
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嘱将来者乎？⑥
孙文显然在指责梁启超由鼓吹新民、少年中国、民权共和国甚至革命而转向支持君主立宪、反对排满的民主共和革命，前后反覆。加上汪精卫、胡汉民以文章激烈地攻击梁启超，梁启超便也只能起而应战。
【本文完】
注释
①林文光选编，梁启超文选·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第 27－28 页。
②1943 年，中共理论家陈伯达在批驳蒋中正《中国之命运》时，对胡曾、洪杨所采观点，与此时的共和革命者（章炳麟）完全一致，即视胡曾为卖国的反革命者者，洪杨为革命者。
③张勇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上编），第 146－147 页。
④张勇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上编），第 156－157 页。
⑤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58 页。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⑥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第 3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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