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曾国藩（湘军建军标准）
时至清末，正被自海上而来的英法等外国侵略者们搞得焦头烂额的满清政府也不得不在目瞪口呆中坐看自己依仗的八旗子弟、汉军绿营乃至蒙古铁骑被自广西起家的太平军打得满地找牙，可谓是尽显腐朽没落之像的局面。
不得已，走投无路的满清政府只能在“两权相利取其重,两权相害取其轻”的思量下，效仿东汉朝廷下放军事权力的作法，号召各省独立编练乡勇、团练，共同对太平军进行绞杀合击。在此情形下，文人出身的曾国藩模仿戚家军的练兵、用兵之法，结合古今兵书，在一次又一次的征战中去粗存精，锻炼出了一只建立在乡族姻亲、师徒好友以及封建道德伦理上的新型军队。史称“湘军”。
不过不久，纵横天下的湘军在用无数太平军的头颅成就众多将领和士卒的功名利禄、有利地维护了满清政府统治的同时，也因为自身势力的极度膨胀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政府的忌惮。
于是乎，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湘军的灵魂人物曾国藩选择了“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顺从。至此，湘军的主体固然得到了拆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领们却纷纷得以走上高位，底层的湘军士卒们也抱着战争缴获而来的无数金银财宝兴高采烈地回乡了。
公元1894年，仍沉醉在洋务运动营造的虚假繁荣景象的满清政府很快便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狼子野心陷入了甲午战争的泥潭。不久，面对清军乃至李鸿章的淮军在朝鲜战场中海陆皆溃败的不堪表现，满清政府只得批准大臣翁同龢重新征召湘军的建议，并决定起用藩司魏光焘、道员李光久等湘军宿将，募军北援。
1895年1月，在来自湘军23营3哨万余人的生力军出关汇合后，自以为“现在关外大军云集，各营枪械亦齐，声威已壮”的清政府集合94营3.3万余人发起对海城第三次反攻，以牵制日方军队缓解北洋舰队的压力，乃至为此时正在广岛进行的议和添加谈判筹码。
没成想，来自时代的洪流早已将这支曾经战无不胜的强军悄无声息地淘汰。
牛庄，地处海城以西25公里，西通锦州、山海关，南联营口、田庄台，为营口、田庄台的后路，是清军运送粮饷兵械的要道，当时“各军粮台辎重尽在牛庄”。而在牛庄布防的正式魏光焘统帅武威军6营3哨，共计3300余人。
等到大军开拔海城后，得知日军调动可能偷袭牛庄的消息，魏光焘当即效仿昔日对待太平军的作法，“结硬寨，打呆仗”，在庄内的各个交通要道上构筑土墙、营造工事，并以庄内的民房、县衙为掩体开凿枪眼，打算就此与日军血战到底，为前线大军争取时间。
公元1895年3月3日上午，日军抵达牛庄附近，并因附近开阔平坦的地形遭到了庄内清军的猛击。但很快，回过神来的日军立马就用野炮、山炮等重型火炮的炮火覆盖了庄内清军的阵地，被效忠天皇思想武装的日军则在彼方炮火的掩护下排队毙敌，乃至冲入阵地与清军肉搏。
据魏光焘本人回忆，战至11时30分，城北日军的尖兵便突入城内，大部队随后跟进。城北清军反击失利，被迫退入街区巷继续抵抗。等到3月4日，各路日军便纷纷打开局面，与清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混战中清军退路被切断，失去统一指挥，被优势敌军分割包围成几十个战斗集团，多则几百人，少则数十人，各自为战，进行分散抵抗。
好不容易等到3月4日下午16时左右，湘军第一悍将李续宾之子、道员李光久率老湘军五营2400人从海城前线驰援牛庄。分三路进庄支援的李光久部仍然如同掉入泥潭的老牛，为占据优势的日军牢固缠住，并狠狠打击。
血战至22时，魏光焘、李光久等人不得不因“子弹俱尽“，放弃固守的牛庄衙门，由牛庄城西分散向田台庄突围而出。直至清晨，清军方面残存守军伤亡殆尽后牛庄正式失守，并遭到日军“执剑挨户搜查，杀人无算”的血洗。
就双方的兵力而言，魏光焘统帅武威军加上其后驰援而来的老湘军共计5500余人，而日军投入进攻的有步兵13个大队、骑兵4个中队，炮兵8个中队、工兵3个中队，合计11800余人。
尽管日军称赞：“其能久与日本交锋者，武威军也。奋死决战，以弱势兵力死守一昼夜，实清军所罕睹者也。”但由于双方作战装备和作战理念的代差，在这场激烈的攻防战中，清军方面共有1880人战死，698人被俘。而日本方面却仅仅有105人战死，共伤亡39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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