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失意的康有为踏足瑞典，成为进入瑞典第三个有记录的中国人。
异国他乡，少不了漂泊之感，尤其是在蹉跎半生，终于一施拳脚之时，突遭变故，境遇一落千丈，又被人逼迫离乡远走，这种感觉尤甚。
本没有观光之意，却不胜美景，漫步在异样风情的瑞典首都德哥尔摩市，后来康有为在《北国随感》如是写道：“天下风光之美，瑞典第一，瑞典风光之美，沙丘巴登第一。”
景消人愁，瑞典令康有为有在此修养的心思，康有为便在首都斯区东南方15公里左右，花150万买下了一座叫作沙丘巴登的小岛，改名“北海草堂”，寓居3年解郁养性。
3年中，康有为本以为自己或可在此长乐，但郁解情难消，探听国内局势后，情难自禁，随启程踏上归国路。
康有为，中国近代变法维新的代表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不小的影响。
这些是历史书的说法，但真实的康有为，人生远没有如此单薄。
康有为家世不错，但早年的成就，却一点都对不起他的家世。
康有为的爷爷，官至连州训导，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县级市教育口领导，等级差不多是个正处级；康有为的父亲，江西补用知县，虽说是花钱买的官，没什么实权，但足以说明家中有几份“薄财”。
康家也不是什么小门小户，除了康有为这一支，康有为从叔祖还当过广西巡抚，镇压过太平天国，算是地方大官。
可如此优越的家境，只催生了康有为的骄纵做派，求学并不求真务实。
他自命自己五岁可诵唐诗百首，六岁熟读经典，十一岁就跟随崇尚宋明理学的祖父，遍览大家名典，可以称得上神童，就颇为自负。
可他却活成了一个“吕秀才式”的人物，童子试折戟，让平日自负的他成为了笑柄。
十四岁，康有为第二次童子试再次失败，自小苦读，自诩神通，可两次还拿不回来一个秀才的头衔，这让康有为十分受到打击，他不仅开始怀疑自己，自命不凡的他还怀疑严于修己却浮于形表的宋明理学。
方向虽然对了，但康有为的动机却是偏了，不过在“错的不是我而是这个世界”的指导下，自负的康有为歪打正着，走上了“开眼看世界”的道路。
他看了《瀛寰志略》这些“课外书”，视野开拓以外，意外地消解了因屡试不中而对科举产生的恐惧，第三次童子试他成功通过，拿下了秀才功名。
这个意外让他觉得自己“又行了”，坚定了在看世界道路上继续走的心，但乡试还是给了他一击清醒的棒喝。
1876年，18岁的康有为第一次乡试失败。
家里给他请了名师朱次琦补课，朱次琦，虽然也专攻理学，可朱次琦之理学崇尚“复孔”，主张经世济民，反对泛泛而谈。
“实用”的概念第一次进入康有为的思想中，他一改往日对传统文化的怀疑，而是收集顾炎武等人的书籍辅以介绍西学的书籍，闭关三年，专心读书，兼收并蓄。
看书的过程中，他曾流泪叹息，感慨自己境遇多阻，也为前人大志震慑，久久不能平息。
书中言、心中志，两者积累越多，他见识越多，尤其是与西学书籍两相对比，当朝许多大儒的文章越发显得空泛，他也越发对现实不满，也越发坚定错的不是自己。
可现实依然残酷，他一次次应试，一次次落榜。
1882年，康有为改在顺天参加乡试，这次的结果依旧不如人意。
但这一次他并不气馁，他路过上海，在那里买了许多有关近代科学的书籍，也第一次了解资本主义制度。
西方君主立宪制，尊皇上，建共和，让他神往不已，并且认为列强之强就是强在灵活的政治制度，与中国陈腐的封建官僚制形成鲜明的对比。
也是从此开始，康有为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
六年后，康有为再一次前往顺天参加乡试，这一次他带去了自己写给光绪帝的第一封奏疏，可他人微言轻，这份奏疏并没有上达天听，并且这一次的科举，康有为再一次以失败告终。
光绪十六年，康有为通过陈千秋，认识了梁启超，比起梁启超，康有为生出了一股子蹉跎的感觉，梁启超16岁中举，虽然第一次会试不中，18岁已经在准备第二次会试。
反观康有为，童子试三次得中，乡试至今未中，两人本不该有交集，但是，梁启超听闻康有为在西学一道颇有建树，就不顾陈旧的科场规矩，拜康有为为师学习西学。
次年，康有为应邀前往广州，开办学堂传播自己发展过的改良维新的思想。
康有为的授课，旁征博引，不仅涉及西学，宋明之前的经典也研究颇深，两相结合确实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学生不但接受了康有为的知识传授，还被康有为一步一步引导接受了改良维新的全盘理论。
在广州教学期间，康有为在梁启超的帮助下，汇聚自己的思想，编撰而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本书。
两本书的内容尤为尖锐，直言无论后来的宋明理学还是现行的孔子典籍，都不过是封建王朝时期，臣子结合统治者们的需求冒名所做的“伪学”。
此等言论一出，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不少卫道士还直呼康有为“妖言惑众”。
此书的论据并不写实，康有为也没有寄希望于两册书就打破千年礼教的束缚，他只是用两本“违逆”之言在人们心中种下怀疑、质疑的种子，方便进一步的改良。
综合近现代史，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两部书与后来新文化运动中思想启蒙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康有为所做之书，依旧没有脱离传统文化与封建思想的窠臼，一心只是为改良铺路，深度和力度都远不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
1893年，康有为写《大同书》，在这部著作中，康有为糅《礼记》的“大同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等多种思想，意在为中国变法指明道路。
2年后，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面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朝内大臣犹豫是否签署，而朝外群情激奋在所难免。
康有为、梁启超借机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清朝统治者为收集民间舆情，设立在京城大街小巷整日穿行不停地“流动投诉箱”。
但这个公车，皇帝也是“被有选择”地看，比如这一次公车上书，康有为等人递交的改良建议，就被大臣们拦下，压根没有被光绪帝看到。
但康有为时来运转，在这一年的会试中了进士，得以有机会参加殿试，虽然最后成绩不算很好，只排在二甲，但康有为终于算是有了面见天颜的机会。
在众多维新派人士的努力下，被顽固派封锁消息的光绪帝慢慢接受变法事宜，开始了“戊戌变法”。
但康有为一系所坚持的改革之法，激进且入歧途，一度接受伊藤博文“中美英日合邦”，甚至说出了“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这种将国家主权交之于人的建议。
西太后借此猛烈反扑，致使变法派主将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远遁海外。
这一逃，康有为的人生将重新回归前半生的下坡路，再也不复上扬的同时，康有为后半生的所作所为，将败坏他前半生努力得来的所有赞誉。
百日维新的失败，让全世界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都对清廷失望至极，“改良变法”走不通的说法，也逐渐被天下人所认可，但逃至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并不这样想。
他们将错误全部归结于西太后慈禧的身上，废光绪的做法更是“罪大恶极”。
康有为在海外扬言带有光绪所书的衣带诏，以此为基，洋洋洒洒写下《奉诏求救文》，致电英国等各方势力“请其出力相救”。
梁启超甚至上书伊藤博文，请日、美、英等列强联合出手向清廷施压，推倒慈禧的统治，释放“圣明”的光绪。
两员改革先锋此时不仅对清廷抱有幻想，还对列强抱有幻想，虽然有救国之心，但已有误国之实，之后又进一步加深了误国之举，俨然变成了新的顽固派。
在日本，康、梁二人重新积蓄改革力量，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革命民主派人士，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交涉并不友善，或者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梁启超的思想稍稍与康有为不同，他认为改革失败是没有动员更广泛的力量，将一切归结于“明智未开”，在“明智未开”论调上提出中国“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进而鼓吹“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
这是一种典型的封建士大夫思想，认为中国之民并不指“平民”而是知识分子，并且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平民都能成为“民”。
按照现在的思想，民智未开就要去启民智，要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限的，这是我们现在所坚持的人民史观。
但康有为等改良派则是带有优越感的贵族史观，不相信人民有觉悟，也不去尝试发动人民，坚持需要“明君”。
但八国联军清华战争爆发，西太后等皇亲国戚出逃北京，置江山人民不顾的行为，彻底激怒了有识之士，尤其是慈禧不知廉耻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传播海外，无数华人痛心疾首。
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形势不力，梁启超决口不提保皇，但态度却倾向于另立新帝。
康有为则因为战前清政府和日本交涉，不得不离开日本，辗转加拿大各地，即便如此，康有为依旧到处演说，鼓动美国政府插手中国内政，释放光绪。
1900年，清廷平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祖坟，恰逢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国内风向已大为转变，上文已经说过，梁启超的思想都作出改变，但康有为却撰文驳斥梁启超“摇于形势”，坚持“保皇为宗旨，苟非皇上有变，无论如何万不变”。
“拳拳忠心”让人不得不呼“奴性大发”。
康有为之言，也彻底引爆了海内外言论，许多人认清康有为“保皇”之实，且认为他一再向清廷卑躬屈膝，愧为从前的改良先锋。
1904年，在加拿大被革命党人士疯狂打压的康有为来到欧洲，他的郁在“与世皆敌”，且一如当年接受西学一样，固执地认为“举世皆醉”。
不得不说，康有为是封建传统文化束缚的标准案例，早年他的离经叛道，不过是现实重挫给予他的叛逆，并不是真正的开明，待到中年顺遂，他不仅固守幼时便接受的封建文化，还暴露了他沽名钓誉的本质。
这也说明了他到底为何执着“保皇”，无他为一“忠臣”之名耳。
1906年，光绪迫于列强压力，推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
在瑞典听闻消息的康有为再也坐不住，什么“天下风光第一美”的情趣浑然不顾，联络保皇党再次活动起来。
次年，保皇党在纽约召开大会，商讨宪政，康有为离开他“心爱”的小岛，并且终其一生没有再回来，将之抛之脑后。
康有为走后，岛上的中式建筑被闲置，二战前后，瑞典政府以产权到期重新收回沙丘巴登，对其进行改造，重新使用。
时直至今日，沙丘巴登成为了瑞典有名的富人区，康有为建造的住宅也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北欧风格的住宅，但当地华人提起沙丘巴登，还是会将它称为“康有为岛”。
时过境迁，但人过总有痕迹，就像康有为一生，有功有劣，一应被记录且流传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