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这是后人对曾国藩的中肯评价，也是最高褒奖，由此可见曾国藩在德行、功业和学问上同时取得的巨大成功，但就是这样一个完人，在晚年却说过一句令人“匪夷所思”的话。
在朱克敏的《雨窗消夏录》有记戴，曾国藩曾对吴敏树和郭嵩焘两位朋友说：“我身后要撰写碑铭必然是两位的事。别的都任你们去写，但是铭词结语，我想还是我自己来写，就一句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
读了一辈子书，写了许多书的曾国藩说出这番话，实在令人费解。如果不是有确切记载，我们一定以为这是别人荒诞不经的杜撰，但仔细揣摩，这句话的背后其实大有玄机，实在是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不信书，信运气。就是指不相信书上写的东西，引申一下，就是不要轻信别人说的，既然别人说的不能信，那信什么呢？曾国藩给出了答案，信运气。这就更令人迷惑了。运气看不见摸不着，无法预判、解释、量化和左右，怎么信？曾国藩是一个持重严谨的人，他从不说妄语，说出“信运气”这种有违常识的话，实在是另有深意，这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咸丰四年，曾国藩出兵之初，在靖港即遭遇大败，一时在长沙官场成为笑柄，举目尽是白眼。曾国藩自己也对前景失望，但随后，部将塔齐布和罗泽南在湘潭十战十胜，湘军从此彻底翻身。
咸丰五年，石达开把曾国藩的水师诱进鄱阳湖，全力围攻，又一次大败逼得曾国藩跳江自杀，虽被救不死，但只能垂手待擒。正在此时，鲍超却率军归来，冲乱了石达开的阵脚，曾国藩奇迹般的死里逃生。
咸丰十年，李秀成率数万大军逼近祁门，曾国藩手下总共不到三千人，幕僚们几乎逃光，连李鸿章都吓跑了。曾国藩以为大势已去，写了遗嘱，枕剑而卧，随时准备自尽。后来，李秀成居然率部西去，不再进攻，曾国藩又一次逃出生天。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曾国藩几次命悬一线，即将倾覆，又几次意外获救，扭转局势。如果要分析原因，当然可以罗列一大堆，但曾国藩心里清楚，再多可能的原因也无法解释一个必然的结果。
除了战场，曾国藩在官场一样面临无数凶险，自投笔从戎，举办湘军以来，处处碰壁、举步维艰，从湖南到江西，一直以来都是惨淡经营。后来，曾国藩的父亲去世，曾国藩借机请求朝廷回家守孝，此时太平天国严重内讧，威胁变小，于是咸丰帝顺水推舟答应了他的请求。曾国藩等于被变相解除了兵权，多年努力付之东流，内心极度失落郁闷，谁料后来天平天国死灰复燃，由于军事上吃紧，朝廷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从此曾国藩一路开挂，直至彻底打败太平天国。
前后反差之大，令人咋舌。对此，我们也可以找出很多原因，但在有明确结果的条件上，以果导因式的牵强论证，又有多少说服力呢？
其实，曾国藩所说的“不信书、信运气”，用哲学术语翻译一下就是，“不信因果、信概率”。
常人头脑中大多有一个因果论的执念，认为凡事必有原因。早在18世纪，英国怀疑主义哲学家休谟就质疑过这一点。休谟认为人类之所以会出现因果论，是因为习惯的原因，人总会根据过去来判断未来。这种判断可以是准确的，却并不是可靠的。就像太阳总会在黎明出现，但并不一定总是会出现，因为太阳有一天也可能燃尽、爆炸、消失，从理论上说，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尽管我们观察到了太阳的无数次东升西落，也无法证明太阳一定会照常升起。
运气的本质是概率。曾国藩的成功是小概率事件，无论当时的世界局势，还是清廷内部情况，各方面条件对于白手起家的曾国藩都极为不利。曾国藩的成功实在是多种因素夹杂下的偶然，如果有一个因素发生变化，结局就可能改写。后人为曾国藩的成功总结了很多原因，但都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因为那些只是可能的原因，而非确定的原因。
随着科学的进步，在现代量子力学的研究中发现了“不确定原理”，这个发现告诉我们，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从而无法准确地测量一个微观粒子的真实状态。这个发现，再一次撼动了“牢不可破”的因果论，证明了世界万事万物的发生可能真的无关因果，只是概率。由于这一点过于“惊世骇俗”，就连爱因斯坦都无法接受，他至死都坚信，“上帝不掷骰子”。
曾国藩读了一生的圣贤之书，却没有被书本的条条框框限制；从未接受科学的洗礼，却能通过经验提炼出接近现代科学的观点，这种超越时代和环境局限的思维水平，至今仍然令人惊叹。
高山仰止，再拜曾文正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