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访德始末：当李鸿章遇见俾斯麦，东西方巨人会晤谈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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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6月13日， 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及其随行人员离开了俄罗斯，乘火车前往欧洲内陆的强国——德意志帝国。
1、盛况空前的接待仪式
为了充分体现德国对李鸿章来访的重视，该国驻中国大臣特遣使随行，作为向导。总税务司赫德还安排与李鸿章相熟的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陪同，一路随行。
另外，李鸿章到德国后，曾任清朝海军副提督的汉纳根也提前恭候。李鸿章参观船厂时，德璀琳和汉纳根二人一直陪伴左右。
参观完毕后，李鸿章及其随行开始向德国首都柏林进发。德国对李鸿章的来访也很重视，在接待工作上精益求精，一切都力求尽善尽美。
伴随着汽笛的轰鸣声，李鸿章的火车逐渐驶入了德国境内。李鸿章发现在车站上列队迎接自己的人群中，不仅有清王朝的驻德大使，而且还有德国的御前大臣等官员。德国还备有马队、卫队护送，场面盛大，好不热闹。
李鸿章在柏林的驻地是当地最豪华的凯撒旅馆。
为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中国尊贵客人，旅馆的主人按照德国皇帝的要求，将他的居室布置一新，同时还尽力倾听对李鸿章比较了解的德璀琳和汉纳根二人之意见和建议。
1896年，当李鸿章首次踏上欧洲内陆国家的国土时，就开始被中外媒体跟踪并报道，他也尽情享受了世界级政治明星的某些乐趣，待遇超高。
李鸿章出使德国，对于他本人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对于德国的人们来说，也是他们先前在同中国人打交道时所从未有过的新体验。
于是，有些西方人士愿意将尊重和敬意献给李鸿章，似乎也不足为奇。
实际上，德国之所以对李鸿章大加恭维，热情接待，同样是出于谋求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至少是将谋求国家利益作为重要的考虑目标。
德国外长马沙尔曾公然向刚刚抵达德国的李鸿章提出了这样的无理要求，还说得冠冕堂皇：
(德国)必须在中国领海内占有一个拥有宽阔海港且其附近能建立一个储煤站并建筑船坞及要塞的军港…（因为中国）需要一个欧洲大国保卫…如果我们作为东亚利益的自然代表者及保护者的海军，没有一个巩固的基地，德国这个政策势将长时间无从执行。
这一切，对于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和判断力的李鸿章而言，自是有所体察。
他在向德国皇帝呈递国书时，除了向皇帝陛下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款待表示谢意。
在面见德国的皇帝时，李鸿章不仅以言辞和行动表达了对德国参与“三国干涉还辽”的感激之意。
2、军工考察——李鸿章的又一使命
1896年6月16日，李鸿章在德国皇帝和皇后的陪同下检阅了这支号称“欧洲第一”的陆军。
为体恤年事已高的他，德国皇帝还特别效仿中国的体制和习惯，为李鸿章特制了一个带有大红缎凉伞的座位，并配上虎皮椅子。
当阅兵仪式正式开始之后，德国皇帝还专门在李鸿章的身旁安排了一位外文翻译，将操练的各种阵法不厌其详地翻译给李鸿章听。
下午7时许，李鸿章在汉纳根和德璀琳的陪同下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来复枪厂。 厂主考虑到李鸿章年纪已经很大，特意为他准备了一辆轮椅车，方便他参观全厂，特别是来复枪的主来复枪要生产过程。
该厂规模很大，当时有工人6000名，机器设备4000多台（套）。
次日，李鸿章离开柏林，乘火车去了法兰克福，再次参观了德意志帝国陆军的操练演习。当时驻守在法兰克福的德国军队是李哀德的旧部，而李哀德本人曾在中国获得过“双龙宝星”。
6月20日，李鸿章专程前往斯坦丁，参观造船厂。 这座造船厂与北洋水师的渊源不可谓不深：“昔年雄冠北洋之‘定远’、‘镇远’二舰，即是厂所经造者。”
3、久未谋面的克虏伯
6月30日，李鸿章又去了埃森，主要是应克虏伯兵工厂厂主的邀请，参观著名的克虏伯大炮生产、制造过程。
众所周知，李鸿章与克虏伯兵工厂的渊源颇深，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的70年代。
早在1871年，李鸿章曾一口气购买了328门不同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因此成为中国比较大的一个买家。
1877年春，当时的克虏伯工厂主人弗雷德·克虏伯接受了李鸿章的请求，将第一批赴德国的留学生送往埃森进行免费培训。
而从1877年至1896年，克虏伯兵工厂更是得到了清朝政府购买大约7000门大炮的订单。这一切，同身为洋务运动领袖的李鸿章不无关联。
因而，当这位老主顾要来访问的消息得到证实后，克虏伯兵工厂的主人可谓兴奋不已，以为发大财的机会又来了，于是迫不及待地张罗起来。
李鸿章到克虏伯工厂参观，声势不小。
从李鸿章参观克虏伯工厂时留下的合影来看，除了中式打扮的清朝政府派遣的随员以外，更多的是西装革履、头戴礼帽的西方人。大家站在李鸿章的周围，而李鸿章则端坐在轮椅上。
为了表示对李鸿章参观、访问的欢迎，克虏伯工厂的主人不仅送给李鸿章一门大炮模型，还承诺将价值十万八千两白银的六门大炮赠予中国军队，并请李鸿章转交清朝政府，送给他一个大人情。
实际上，克虏伯工厂主人送给李鸿章的礼物还远不止这些。
在上海的李公祠内，一尊由克虏伯兵工厂捐资打造的李鸿章铜像，进一步反映出李鸿章与克虏伯工厂关系的确很深。
4、与虎谋皮
虽然，李鸿章对德国人的盛情款待依旧尽情享受，但在访问中却没有和德国政府签订任何一个新约。中德两国之间，也并没有因为李鸿章的出访而下过一个订单。
为了安抚跑前跑后、忙了半天的德国人，李鸿章在离开德国之前说出了这样一段对中德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希望的话：
本大臣将舍贵国而去，所冀贵国诸君子不必以为失望也。本大臣此来，以联络邦交为主。惟目所得见之事，异日重回华海，必有以副诸君之雅意焉。
可见，在困境中，灵活应变并坚持原则，是李鸿章在欧美之行中展现出来的新的风采，也是其成为近代知名外交人物的重要原因之一。
于是，为李鸿章的德国之行精心谋划，以牟取更大利益为目标的德国人只得无奈地接受这一结果。
然而，这一切却不能阻碍德国对中国领土和利益的觊觎之心。就在李鸿章来访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97年，德国的军队悍然入侵了地理位置险峻，但港湾形势优越的胶州湾，并强迫李鸿章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
该条约规定：
中国将胶澳地区租给德国，以99年为租期；租期未完，中国不得治理，均归德国管辖，并允许德国军队在胶州湾沿岸百里内自由通行；中国允许德国在山东修建铁路两条，并得开采三十里内地区煤矿等；德国有在山东承办工程，售卖料物等优先权。
至此，依山靠海的富庶之地山东，成为了德国的变相殖民地。
这一切，似乎再度成为李鸿章欧美之行“与虎谋皮”的证据。
5、东西方巨人的惺惺相惜
李鸿章的德国之行却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收获，那就是他与俾斯麦的世纪对话。
在到达德国之前，李鸿章就对与俾斯麦的会面充满期待。
众所周知，俾斯麦在历史上有“铁血宰相”之称，是19世纪德意志帝国最卓越的政治家。在担任普鲁士首相期间，他通过一系列铁血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并成为德国第一任宰相。
在担任德国宰相期间，他对内推动经济的发展，使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显现出后发优势；对外则组织军事集团，极力巩固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并开始在非洲、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争夺殖民地。
对于这样一位在世界范围内大名鼎鼎的人物，李鸿章不仅早有耳闻，而且仰慕已久。
因此，他很想乘来德国访问之机与这位“伟人”见上一面。
不仅如此，李鸿章和俾斯麦，这两位曾在各自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人物，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二人在此时此刻同样都处在政治生涯的低潮期。
李鸿章早年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后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主理洋务，经办北洋海军，可谓风光无限。
而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不仅让李鸿章丢掉了官位，而且还颜面尽失，在与日本签订包含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条款之不平等条约。
无独有偶，1890年，由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反对他的对外扩张计划，俾斯麦也坐上了“冷板凳”。正因为如此，二人难免产生惺惺相惜之感。
俾斯麦对李鸿章也有所了解，知道这位：
“中堂在中国，入朝为宰相，在军为元帅，临民为总督，交邻为通商大臣，西人无不重之。或更缘德国有贤相俾士麦，中堂适与之遥遥相对，遂称之为‘东方俾士麦"”。
因此，在6月27日李鸿章前往俾斯麦的府邸拜访“铁血宰相”的时候，他也以最高的规格款待了李鸿章，二人的“世纪对话”就此展开。
6、世纪对话
当李鸿章抵达俾斯麦的宅邸时，俾斯麦早已等候在门口，亲自迎接。两人远望作揖，走近握手之后，立刻攀谈起来。
由于彼此已经进入迟暮之年，因而这两位在中国和德国政坛上历经风雨的老人格外关心对方的身体状况：
李鸿章问：“殿下身体如何？”
俾斯麦说：“晚上睡得不好，特别难受。”
李鸿章说：“我经常觉得疼痛。”
俾斯麦说：“我倒不痛，只是睡眠不好。”
李鸿章指着颧骨处的伤痕说：“这个地方最痛，而且又染上了风疾。”
此句一出，即显现出李鸿章作为一位中国的政治家善用语言，常常产生一语双关之意境的特色。
虽然，此时距离李鸿章在马关遇刺已有一年的时间，他额头上的伤痕早已痊愈，但是中日甲午战争之于中华民族，之于李鸿章个人的创痛，在他的心里仍然未曾痊愈。
而他之所以如此迫切地拜会俾斯麦，也是希望从对方多年积累的治军理政的经验中，为中国的富国强兵寻求新的经验。
于是，在宾主双方共进午餐之际，李鸿章迫不及待地向俾斯麦请教德国的“立国政教”之道。
他不再绕弯子，而是单刀直入地发问：
“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
俾斯麦虽然口中推托说：
“阁下问我这个问题实在是受不起，可惜德国距离中国较远，我平常也未留意贵国的政治，实在无法回答，十分惭愧”。
可是，他看到对方态度诚恳，所以也不愿意让这位从东方远道而来、地位崇高且求知欲旺盛的李鸿章失望。
因此，俾斯麦就将多年来的练兵之道和盘托出：
练兵为立国之基，舍此别无长策。夫兵者，不贵乎数之多。一国之兵，不必逾五万，特年必以少为贵，技必以精为贵。斯所向无不利也。
俾斯麦担心自己没有把要说的意思表达清楚，所以又嘱咐李鸿章道：
一国之军，不必分驻，驻中权，扼要地。无论何时何地，有需要兵力，阅令即行。然行军之路，当先筹焉。
虽然，俾斯麦此言，未必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他确实不太了解中国的国情，但是李鸿章和他的随员们依旧听得饶有兴趣。
在聆听这位铁血宰相发表高论的过程中，李鸿章及其随员人员十分细心，将他的谈话要点一一记录下来，以备参酌。
不仅如此，在听完俾斯麦的一席话之后，李鸿章当即表示自己虽然没有官职，也不像此前在直隶时掌握兵权，但是回国之后还要仿效德国军队的建制建设中国的新式陆军。
因此，他希望能够帮助中国聘请德国的军官任教习：
现今世界上的精兵，没有能跟德国相比的。我现在虽然没有官职，也不像在直隶时掌握兵权，但回国之后，比将仿照贵国的军制训练新兵。并且希望贵国能够帮助我国聘请教习。
除向俾斯麦请教富国强兵之策外，李鸿章还就德国在外交上的最新动向，提出问题。
而俾斯麦也就中国政坛的变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今敝国宰相兼外部大臣、亲王衔何恩禄，与仆同事三十年，才长干济，用能恩威并用，以固邦交。
随后，二人又就各自比较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借以联络感情，增进中德两国之间的友谊。
俾斯麦还谈起他与曾纪泽共谋中德两国立约，“订同心之雅”的一段往事。
随后，李鸿章与俾斯麦及其家人共进晚餐，宾主尽欢。
临别时，李鸿章应邀为俾斯麦留下一副墨宝，曰：
“仰慕俾斯麦声名三十余年，今游欧洲，谒晤于非得里路府第，慰幸莫名。”
从“慰幸莫名”四字来看，李鸿章对这次拜会俾斯麦极为满意，可谓心满意足。
从俾斯麦宅邸走出时，两人还留下了下面这张合照。
俾斯麦一身戎装，用手轻轻地拽着李鸿章的衣袖。
7、访德的遗产
但是，毋庸讳言，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时期，兴办了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新式学校，培育了一批新式军事人才，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吴佩孚等人皆在其中。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北洋新军”时，不仅依照德国的军制，配备德国教习以及装备，使之成为晚清时期最具战斗力的部队，而且也影响和改变了民国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
从北洋新军中，先后走出了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四位中华民国总统以及段祺瑞一任临时执政和9位17届民国总理。这不可谓不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独特一幕。
当然，这一切和李鸿章、俾斯麦的这场世纪对话有何直接联系，尚需考证。
果不其然，在李鸿章与俾斯麦会谈次日，一位德国大臣就发出这样的疑问：
中堂来欧洲，更来敝国，皆属难得之事。且今此之来，尤与中德交谊大有关系。惟能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
这位德国大臣的话，既流露出对李鸿章“垂老远游”之钦佩，也表达了对其“壮志未酬”的同情。
诚然，倘若李鸿章能够早来欧洲25年，他便可以亲眼见证欧洲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所创造的奇迹，援引其中的成功经验，使“沉睡已久”的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并将后发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历史也不能假设。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李鸿章出使欧美对于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中国古老外交的一个转折点。但是，从德国政府对李鸿章此次访问活动的评价来看，似乎也不难看出此次访问的成果有限。
毫无疑问，这次出使欧美诸国虽然是年迈的李鸿章学习西方之“再出发”，但也见证了中国在新的世界体系中的弱势地位。
正因为怀揣着挽救甲午战后出现的危局，为民族之重生创造机遇的希望，李鸿章不顾年高体衰，加快了行进的脚步，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奋力前行。
6日之后，李鸿章及其随行人员离开德国，前往西欧的另一个国度——荷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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