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日本方面动员溥仪前往日本，第二天上午，溥仪、蒲杰等人来到沈阳机场，就在他们等飞机前往日本时，一队苏联士兵冲进机场缴了日军的械，并将溥仪等人俘虏。
溥仪等人很快就被押往苏联远东地区，就在他们到达通辽机场等待转机时，一群苏联士兵听到中国的“皇帝”被俘虏的消息，全都围了过来一开眼界，其中一名军官还笑着和溥仪握手，调侃道：“红军士兵和皇帝握手，这可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
溥仪非常尴尬地与那名军官握手，随后在通辽住了一晚，第二天下午才坐上了一架大型军用飞机前往苏联远东城市赤塔。
8月17日晚，溥仪乘坐的飞机到达赤塔市，下飞机后溥仪就被苏联士兵押往赤塔卫戍司令部关押，苏联卫戍司令当着溥仪的面宣布：“从现在起，你们将被拘留！”
溥仪原本以为自己难逃一死，没想到苏联方面只是将他关押，这让他非常庆幸，一个月后，溥仪又被带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关押在第45号监狱中，这所监狱中关押的都是罪恶累累的日本战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消失了一年之久的溥仪出庭作证，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新闻，中国国民政府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溥仪将在东京出庭作证后引渡到南京政府受审。
在军事法庭上，溥仪表现得非常激动，后来他曾说：“被告的辩护人为了减轻被告的罪行，曾使用了许多办法来对付我，企图降低我的证言价值，甚至想要否定我的证人资格。当然，他们最后都失败了，即使他们将我全盘否定，也无法改变被告者的命运。但是他们利用我畏惧惩罚的心理，使我少谈真相，我清楚地记得每一个日本战犯的罪行，但有一个美国律师却对我说‘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你也是罪犯，你最终也要受中国政府的制裁’，这句话一下子打中了我的要害，那是我最害怕的地方，出于这种心理，我才把投敌叛国说成是被绑架的结果，甚至当法庭上拿出我给南次郎写的信时，我也坚决否认了，我掩盖了很多事，也掩盖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阴谋手段，所以到头来还是便宜了日本帝国主义者。”
对于溥仪，南京国民政府曾五次照会苏联政府，要求交还溥仪，对他绳之以法，但苏联政府对引渡溥仪这件事却不予理睬，他们打算效仿日本人，用溥仪的身份在东北成立亲苏的“缓冲国”。
在苏联远东拘留期间，溥仪的生活并没有被苛待，他一日三餐非常丰富，面包、水果、牛奶等应有尽有，苏联方面还给他配备了医生、护士为他检查身体。
在溥仪看来，苏联的打算主要是严惩日本战犯，对他这个“皇帝”不会怎么样，因此，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准备先留在苏联，再伺机从苏联前往英美等国当个闲散寓公，他从伪满洲国离开时带走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和贵重物品，这些够他后半辈子的吃穿用度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被苏联关押的五年时间里，他多次向苏联领导提出想留居苏联，还数次上书苏联政府，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
溥仪非常害怕落在蒋介石政府手中，因此，他想尽了一切办法申请留苏，还给斯大林写信，请求准许他的申请。
对于溥仪的申请，苏联政府一直没有给出答复，在溥仪申请留居苏联的同时，和溥仪一起被关押在45号监狱的张景惠、南欣等36名原伪满洲国大臣、将军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们过去做了很多错事，误入歧途，但还是很爱自己的国家，希望能与中国人在一起。
伪满洲国大臣们迫切回国的愿望与溥仪希望留居苏联的想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苏联政府迟迟不给答复，这让溥仪很是不安，1949年7月29日，他直接给斯大林写信提出申请，在信中，溥仪以近乎讨好的语气说道：“……我衷心对您素日的爱慕和我至深感谢之意，并且我最希望居住苏联邦，所以我再三向您表示我的心怀。”尽管姿态极其低微，但溥仪的请求并未获得批准。
为了达到留在苏联的目的，溥仪不惜讨好苏联的官员和监狱管理人员，对他们毕恭毕敬，对他们的索取有求必应，他从伪满洲国带出来的财物大多被赠予了这些人。
刚到苏联的时候，有一位苏联军官看上了溥仪的手表，他伸出没有手表的手腕给溥仪看，溥仪心领神会，立即解下手表戴在那名苏联军官手腕上。监狱的管理人员看上了溥仪的一条项链，只提点了一句，第二天，溥仪就将这条项链赠送给了那人。
为了实现留居苏联的目的，溥仪在1946年5月10日给苏联政府提交了一份声明，他表示愿意将自己的贵重物品作为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战后经济。
溥仪刚被关押在苏联监狱的时候，他每天从学习文件和广播里听到最多的名词就是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他不解地问看守军官：“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是什么关系？”
苏联军官回答道：“苏维埃是政权，布尔什维克是政党。”
溥仪似懂非懂地说：“原来如此，我懂了，在贵国，布尔什维克是上等的人。”
于是，一个可笑的想法产生了，溥仪认为，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爱新觉罗家族一样，都是本国最上等的人，那么只要由中国最上等的人变为苏联最上等的人，就能留在苏联了。
1945年12月底，溥仪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自己对苏联的不杀之恩非常感谢，还请求能够让自己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一边永远留在苏联境内。
但斯大林并没有理会他，溥仪仍不死心，他找到看守自己的苏联军官，问道：“你们布尔什维克接纳皇帝吗？”
看守军官起初没有明白溥仪的意思，当得知他想加入苏联共产党后，十分肯定地回答：“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接纳过皇帝，我相信永远也不会，十月革命以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家族就很快被秘密处决了。”
他不相信，又向苏联内务部官员询问：“共产党中连一个皇帝都没有吗？”
“没有！”
“那真是太遗憾了，让我头一个加入就好了，我不就可以成为第一个了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于1949年底首次访问了苏联，在与苏方会谈的过程中，他指示中方代表郑重地向苏联提出了引渡溥仪等日为战犯的要求。
毛泽东的理由是我们当时刚建国，国际上予以外交承认的只有包括苏联在内的十一个国家，为了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有必要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关押在苏联的俘虏引渡回来自行处理，让我们能够作为主权国家处理这些战犯，迫使部分西方国家承认我国政府。
对于这个问题，斯大林给予了支持，当时的苏联再拘禁溥仪已没有意义，这件事也很快提上了日程。
经过多次协商，中苏双方决定在1950年8月3日在中国黑龙江绥芬河车站移交溥仪等人。
1950年7月30日，苏方告知了溥仪这一决定，溥仪非常惊慌，他再次向苏联表示自己愿意留在苏联，但苏方明确地告知他这是不可能的。
在离开苏联前，溥仪给苏方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们在此期间对他的照顾。
溥仪回国以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编号“981”，从1950年8月起，开始了改造生活。
在如何对待溥仪这种在世界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特殊战犯，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他在1956年4月2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我们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就要给他们饭吃，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让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对于溥仪在战犯管理所的改造情况，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非常重视，经常听取下面人的汇报，当他们听到溥仪在改造过程中取得了点滴进步后都非常高兴，还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保障和照顾好他们的生活，以便让他能够尽快完成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早日成为一名新中国的公民。
溥仪在刚被押解回国的时候，以为自己难逃一死，整个人显得很颓废，当得知共产党不杀他，反而给予他各方面的优待后，他的内心大受震撼，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内心才开始逐渐接受共产党。
在后来的改造生活中，当他得知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关心后，他非常感激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并下定决心要全面彻底地改造自己。
1959年9月，在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之际，周恩来提议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到来之时，释放包括溥仪在内的33名改造良好的战犯，毛泽东思考再三后决定同意这一请求，对他们实行特赦。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了溥仪等人，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在特赦大会上，溥仪忍不住老泪纵横，发自内心地和其他被特赦的人员一起高唱《社会主义好》。走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后，溥仪回头望着这个自己度过了八年多时间的地方，内心仍不住激动，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特赦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下，溥仪被留在了北京，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
在这之后的数年时间里，毛泽东每次接见外宾时，都会谈到溥仪，说他小时候曾统治中国，后来清政府被推翻了，现在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被赦免，不再是战争罪犯，而是一名共和国公民了。
毛泽东还介绍说溥仪现在在北京植物园工作，他自己真的感到解放了、自由了，最后还建议外宾们去见见溥仪：“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他谈一谈，他是这样的人，我们也并不杀他，改造好了，还有工作能力，只是不能再做皇帝就是了。”
因为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很多外宾前往北京植物园与溥仪相见，这不仅让溥仪感受到了毛主席对他的重视，也让他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加强了他和外界之间的沟通，每一次与外宾见面，溥仪都会谈起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还说自己现在对生活非常满意，这一切都是因为毛主席。
1961年春的一天，毛主席在家里做了几道湖南风味的家乡菜，他邀请了章士钊、仇鳌、程潜、王季范和溥仪等人来家里作客，这五人中只有溥仪不是湖南人，在所有被特赦的人员中，只有溥仪是受到毛主席接见的人。
客人到来后，毛主席热情地招呼大家到饭厅就坐，询问他们的生活起居情况，在入座前，毛主席热情地拉住溥仪的手，让他坐在了自己的身边，还打趣地说道：“坐在我身边吧，你可是我的顶头上司呦！”
等到菜上齐后，他夹了两片苦瓜给溥仪，说道：“尝尝，这是我们湖南的苦瓜。”
看他吃了以后，又关心地问道：“怎么样？味道还不错吧？”
溥仪看到毛主席如此关心自己，连连点头：“很好吃，很好吃！”
大家一边吃饭一边闲聊，突然，毛主席想起了什么，转头问旁边的溥仪：“对了，你还没有结婚吧？”
“是的，还没有呢！”
毛主席爽朗地笑道：“那还可以再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找一个合适的才行，这可是后半生的大事，要成立一个家！”
饭后，毛主席又询问了溥仪的身体情况，这一切都让溥仪感动万分，主席又给他讲了很多勉励的话，最后与溥仪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此后一直摆在溥仪的床头上。
1962年3月23日，溥仪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第一次登上讲坛，他发自内心地说了一番话：“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搬掉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在建国十二年的短短岁月里，就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毫无一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一定会将国家建成繁荣富强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随后他又提到了自己的真实案例，说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才挽救了自己，是毛主席让自己焕发新生，如果没有毛主席，自己就不可能从鬼到人，重生再造的一切。
溥仪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叫《我的前半生》，他的初稿呈给了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谈到了这件事，说道：“这本书我觉得写得不怎么好，他把自己说的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他的，其实，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问题，在那样的旧社会下，产生这样一个皇帝是合乎情理的。”
对于这本书，毛主席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也让溥仪信心百倍，很快这本书就问世了，并轰动了全世界。
1964年4月12日，溥仪首次登上了井冈山，他参观了毛主席当年办公地点和卧室，忍不住发出感慨：“通过在井冈山访问参观，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思想的正确与伟大，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正是援引这些光辉思想而取得的。”
在参观韶山毛主席故居时，溥仪望着韶山冲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恋恋不舍地说：“如果能长久地住在这里，该有多好哇！”
由此可见溥仪对毛主席的感情之深，他在日记中写道：“参观韶山冲，对我来说，真是最光荣、最幸福的时刻了。”
同年8月，溥仪抵达延安，参观了毛主席当年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到了延安，亲眼见到了毛主席和各领导人当年住过的窑洞，这些艰苦朴素与军民同甘共苦的种种情况让我非常感动。”
党中央和毛主席给了溥仪很高的政治待遇，还安排他到了政协工作，为此，溥仪感激不已，无以为报，只能将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在那个动荡年代，溥仪因为受到了特殊的保护并没有遭受到什么冲击，在病中，周恩来为他带来了党的温暖，他泪流满面地说道：“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人民的，我争取早日治愈出院，为党工作，以不辜负主席和总理的期望。”
然而他的这个愿望注定实现不了了，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病去世，在他去世前还拉着妻子的手说：“共产党将我由战犯改造成了公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但我没有为人民做出什么贡献，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
溥仪去世后，他的遗体按照有关法规实行火化，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95年，他的遗孀李淑贤将丈夫的骨灰移葬在北京西南120千米的河北省易县华龙皇家陵园。
溥仪的一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就求生、力图减轻罪责等方面来说，反映出了某一类人共同的性格，更是想要加入苏联共产党来逃避处罚，后来在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的感化下，他才转变了思想，变成了一个合格的共和国公民，可以说，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复杂的性格，只是要看从哪方面来解读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