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塑造了一众国父，或者说一众国父塑造了美国。但如果回溯历史可知，美国独立同样伴随着怯懦、阴谋与背叛，有的国父险些就成了国贼，也有一些“国贼”再多撑一会儿就是国父了。这两种情况都曾出现在华盛顿的身边。他所信任的两个堪称二三号人物的大陆军将军，都差点或最终成了美国革命的叛徒——约瑟夫·里德，与本尼迪克特·阿诺德。
约瑟夫·里德一度担任华盛顿的副官，也是大陆军的二号人物。与同时代其他“国父”一样，里德曾经贵为宾州最高行政委员会主席，也全程参与了美国革命，只是没等到制宪会议就去世了。然而，贵为大陆军二号人物，他竟然是个“骑墙派”（moderates）。
鲜为人知的是，美国革命其实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对抗英国的战争，另一条则是北美的内战。破坏力巨大的内战无处不在，以至于整个北美大陆都被灰暗的前景笼罩，种下了甚至更具破坏力的大灾难的种子。约瑟夫·里德，就是爱国者（patriots）与效忠派（loyalists）两造彼此交缠的人格化化身，他是“骑墙派”的最高代表——没错，就连大陆军二号人物都是骑墙派。真实的美国革命，就是这么艰辛离奇，二号人物都差点做了叛徒。
苏格兰-爱尔兰后裔约瑟夫·里德出身鞋店老板的中下阶层，生于宾州的特伦顿——这里后来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著名战役地点。他一路从新泽西学院到伦敦的中殿律师学院读下律师资格，娶了英国老婆，进入宾州议会，早年职业生涯堪称顺遂。小生意起家，参军打法印联军赢得政治资本，拿到律师资格进入政坛——里德家族也是那个时代殖民地人跨越阶级的典型。
不过里德从未真正融入费城的上流社会。即便里德娶了一个英国妻子，也有了不错的财富积累。革命初起之时，里德顺理成章地成为支持革命的一方——这既是出于不愿给英国纳税的一腔热忱，也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
一开始里德确实顺风顺水。他成为在《邦联条约》上签字的宾州代表，也顺利成为华盛顿身边的副官。无奈，战事的发展让所有乐观情绪爆棚的北美民众都大失所望了。先是纽约，后是费城，一座座北美城市陷落，华盛顿统率的大陆军节节败退。里德也在《独立宣言》签署仅仅半年以后就显露出了动摇与叛变的迹象。他干出了这辈子第一件令人迷惑的事情——私下写信给同僚，认为华盛顿的军事指挥错误，大家很难打赢战争。更愚蠢的是，里德将这封私信以军用信函的形式发出。身为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当然有权阅览军用信函——他无意中读到了这封信。
“大为受伤”的华盛顿写信给里德，首先是道歉说自己本不应该看这封信，然后对里德的观点表示遗憾。的确，在不被理解/信任这一点上，华盛顿有太多的苦衷。但华盛顿之所以成为华盛顿，就在于他高超的处世技巧与坚忍的人格意志。他没有公开张扬此事，也在明面上继续信任自己的副官，两人关系变冷，但还保持纸面上的官式关系。
华盛顿有所不知，就在他紧锣密鼓筹划特伦顿之战（这次战役也将成为华盛顿为数不多可以拿来吹嘘的胜仗之一）的时候，里德正在筹划投降。特伦顿战事正酣之际，里德彻夜不眠，合计着如何投降保命。第二天清晨大捷的消息传来，亢奋的他才决定继续忠于独立战争事业。
里德的黑暗人格在后面的历史中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尽情释放。他出任宾州最高行政委员会主席——这是个令人艳羡的高级职位，也是事实上的宾州州长。美国革命中最令人费解与遗憾的叛逃故事，就在《独立宣言》的签署地发生了。手握大权的里德一边迫害亲英派，一边继续与英国秘密接触（差点就以一万英镑的要价，答应在大陆委员会上如英国所愿“努力实现和平”），将骑墙投机玩到了极致。
里德在宾州任上的“终局之战”，还是迫害劳苦功高的大陆军将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此人先后在尚普兰湖与萨拉托加斩军杀将，挽救了危局，战功卓著但直来直去，然而大陆会议的轻蔑与排挤让阿诺德心寒，里德又给了他最后一击：竟然以他娶了亲英派妻子、走私贸易等一些要么无中生有要么鸡毛蒜皮的小事，指控他叛国，威胁要送他上军事法庭。
阿诺德不具备里德的八面玲珑，也没有华盛顿忍辱负重的坚强意志。他一怒之下，带着妻子，叛逃英国。这是美国独立战争最黑暗的一页之一。人们记住了叛徒阿诺德，但更阴险的骑墙派约瑟夫·里德仍然毫发无伤。一直要到19世纪初，里德的黑暗一面才在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与日记里稍有披露。
在正统叙事中，美国国父们是独立战争里的璀璨群星，那么同样有一些暗星在独立之初的天空里潜滋暗长。他们干的事情就是掠美、争功、隐恶、卸责，在英军与大陆军、大陆会议与北美人民之间投机，彰显了真实历史的复杂性。
（作者系互联网从业者）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