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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带路党时给你抬旗,用不着时踢你出旗,乾隆对汉八旗的骚操作

清朝最初由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只有满洲人可以加入,后来又增加了蒙古八旗,到皇太极时期新增加了汉人参与的汉八旗。在雍正元年(1723年),汉军与汉人家奴壮丁共计44万余人,约占当时八旗总人口的72%。至本文讲到的汉八旗大量出旗后,嘉庆元年(1796年)汉八旗仍然占到八旗总人口的43%。所以,了解清朝的八旗制度,是避不开汉八旗的话题的。

一、入关前汉八旗立下汗马功劳。

后金时期,旗人与汉人地位非常不平等。鲁迅先生认为: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李永芳(明军游击,一说是李成梁之孙)是第一个投降后金的汉族高级官员,被努尔哈赤招为额附,地位非同一般。但阿敏公然骂他为“蛮奴”,李永芳一言不发,不敢针锋相对。因为汉官地位比旗人低,“畏惧满官”。努尔哈赤时代满汉同吃、同住,辽东地区的汉人倍受歧视与压迫,处境十分恶劣,导致大量汉人逃亡。皇太极即位后,实行逃人法、满汉分屯别居、编投降之汉民为户等缓和措施,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生产得以持续发展。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谕旨:“珠申(女真)与汉人各自分街居住,不要去汉人的街,如果知道珠申去汉人街时,要捕捉他。”但汉人一有机会还是逃亡。皇太极清楚地知道后金政权中汉人地位很低,终日劳作却食难果腹、衣不遮体,决定制订汉八旗,的制度。皇太极命管礼部贝勒萨哈璘召集众汉官,谈到将汉人另编一旗,是为其不被“满洲大臣欺凌”。组建八旗汉军,是解决汉人逃亡和旗汉矛盾的重要举措。

克抚顺城降李永芳

八旗汉军经历过一旗、二旗和四旗三个发展阶段。汉军一旗始建于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皇太极命汉人佟养性(其堂兄佟养真的孙女就是康熙的生母佟佳氏)总理汉人军民诸政。崇德二年(1637年),汉军分建两旗,以昂邦章京石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旗主),马光元为右翼固山额真。次年,汉军扩编为四旗,以马光远、石廷柱、王世选和巴颜为固山额真。崇德七年(1642),所有牛录统一编制,八旗汉军逐渐完善。从天聪八年(1634年)起,满语称八旗汉军为“乌真超哈”,意为“重兵”,最初是操作红夷大炮起家。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后始称“汉军”。

汉八旗的建立,大大增强了八旗的战斗力。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的传统优势是机动、灵活的骑兵,当骑兵野战之际,明朝兵卒不堪一击。但攻坚战却是八旗弱点,在明军枪炮面前,八旗防线很容易被攻破。面对明军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城墙时,八旗骑兵只能望而兴叹,无法施展优势。宁完我(明末辽阳汉人,投靠努尔哈赤)曾上奏皇太极说:“臣每虑红夷炮攻城甚妙。”如果招来汉人,“设立营伍,用火器攻战”,八旗将如虎添翼。果然,在皇太极“以汉制汉”政策影响下,归降汉人日益增加,由汉人组建的炮兵部队日益强大。“中国长技,火炮为上。”一些汉臣奏议攻城须用大炮。火器原本是明朝对付后金的高手锏,明朝大臣清醒地认识到,“我之骑射不如奴,若击奴于百步之外,神器所至,奴之骑射无所施其力矣。”但自从“贼得唐阵大炮”(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后金在沈阳利用俘虏过来的工匠刘汉,成功仿制了西洋大炮,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往往以炮兵为开路先锋,攻城略地,成为大明劲敌。后金汉人大臣每次攻城前出谋划策:“可看一块受敌之处,架起红夷大炮,更番攻打,不过数日城墙圯塌,一攻可破。”自此后金才在与明朝的战争中真正占据优势。许多人问:数量那么少的满洲人怎么会打败军队人口众多的大明呢?此无他,唯汉人带路党多耳。

佟养性墓碑

经皇太极的“恩养”和汉军组建,后金政权内汉人地位大大提高。皇太极对大凌河降官祖大寿说:“尔等被围三月,天以与我,我不忍加诛。故携尔等至此,给以衣食与以妻室,厚加抚恤。使我兵为尔等所获,岂特不加养赡,即首领其能保乎?尔等当孩赤之时,养之者父母也。今朕衣食以养之,朕即尔等之父母也。鞠养之恩,如何可忘?”天聪七年(1633年),以佟养性为代表的汉官认为:“臣等自归顺以来,仰见我皇上与众位贝勒豢养汉官之恩,比金官之典极隆极厚。”天聪九年(1635年),生员杨名显说:“投来者优待,归顺者抚养,即大凌河官兵,至今厚养不懈,此皇上之至仁也。”贝勒罗洛宏说:“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大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公者,时势颠倒。”努尔哈赤时代是把汉人当做奴隶对待的,到皇太极时代提高了汉人地位,汉军的加入才使得清朝军事实力大增,才能够和明朝一决高下。

八旗汉军在清初激烈的民族矛盾中,以自身经历向其他汉人表明清朝招抚政策的正确性,动摇瓦解了汉族网民的反抗意志,为清朝政权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初,许多汉人被迫剃发易服,凡不从者一律处死,逃亡和暴动事件屡屡发生。但八旗中的满洲、蒙古和汉军,其成员均有改旗和抬旗的事实存在。八旗组织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内部成员在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心理状态等方面日趋一致。因此八旗制度中满蒙汉民族关系主流是融洽的,最终大都成为满族的一部分。

二、康雍乾时期的东北汉八旗以及之后他们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贡献。

清朝入关以后,汉军八旗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只谈留在东北的汉八旗的两个例子。

黑龙江城(瑷珲)、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

黑龙江城,满语为“萨哈连乌拉霍通”,民间称之为瑷珲,是黑龙江将军下辖的重要驻防城,黑龙江城驻防八旗肩负保卫黑龙江上游地区、巡视中俄边界等重任。有清一代,黑龙江城驻防八旗骁勇善战,被频繁征调到全国各个战场,为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立下汗马功劳。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二月,“调乌拉、宁古塔兵一千五百”至黑龙江城,这1500名八旗兵丁成为黑龙江城最初的驻防八旗。到雍正时期黑龙江城驻防八旗兵额开始增加。雍正《大清会典》载:黑龙江城“额设兵一千六百八十名。又匠役五十八名,管屯兵二名。”共计1740名。《盛京通志》记载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黑龙江城“属下领满洲马兵一千二百九名,耕种公田马兵一百三十五名。养育兵一百三十五名。领催一百四名。前锋四十名。屯领催四名。鸟枪匠二名,弓匠十六名,铁匠二十四名,鞍匠二名”,共计1671名。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黑龙江城开始设置汉军八旗。乾隆元年《盛京通志》载:“三十一年,设汉军(佐领)二员。”属“正白、镶红汉军二佐领,并隶各旗协领兼管。”《民国瑷珲县志》写到:“汉军、皆由山东古籍,随孔王有德来降奉天,转由宁古塔,征剿罗刹(国外)有功,留瑷。以原来官兵一百七十余员名编为正白、镶红汉军二佐。”

黑龙江城设有水师营,全由汉军充任。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时,“移水师营总管于黑龙江地方。”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水师营正式建立。“以满、汉兵不习水性,选流人中谙习驾船者百五十名。”又调京口水师驾船水手百名过来。《民国瑷珲县志》则提出另一种说法:“水师营,原系平定三藩之汉军也。顺治十八年(1661年)编入吉林水师营,从征罗刹有功,遂留瑷珲。”

黑龙江城汉八旗仅二品以上官员就有14名,出了不少名将。兹举两例。富明阿(1805—1882年),字治安,汉军正白旗人,袁崇焕六世孙。道光七年(1827年)以马甲身份参与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富明阿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获齐车博巴图鲁勇号。咸丰八年(1858年),军前升任宁古塔副都统。同治九年(1870年),因伤病辞职归家。富明阿回乡养病,对黑龙江城多有贡献。史载:“设立医院,不取药资。济贫院,施放衣食。”

富明阿长子寿山(1860—1900年),字眉峰。因富明阿军功,得以任职北京。中日甲午战争,主动请缨亲赴前线,与永山共同奋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升任黑龙江城副都统。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黑龙江将军恩泽病故,清廷命寿山署黑龙江将军。5月17日到21日,沙俄侵略者在黑龙江左岸制造一系列惨案,在海兰泡(今黑河市对岸布拉戈维申斯克)残杀中国人6000人,在江东六十四屯(今俄境自精奇里江口至孙吴县霍尔漠津对岸南北长214里、东西最宽90里的土地)残杀中国人7000余人,史称庚子俄难。沙俄的军队继而进犯江右,纵火焚烧瑷珲城。5月28日,俄军逼近齐齐哈尔城,炮击城内。寿山因敌众我寡,身亡殉国。寿山坚守“军覆则死”诺言,自卧棺中,命卫士枪击,壮烈殉国。中华民国17年(1928年),黑龙江省公署建寿公祠于齐齐哈尔关帝庙右侧(今龙沙公园内)。

寿公祠

咸丰朝以后,黑龙江城汉军八旗频繁被征调派往清朝各个战场,凭借军事才能崭露头角。但也导致黑龙江城军事力量更加空虚,加深了东北边疆危机。

呼兰

同样地,呼兰地区的汉八旗在有清一代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呼兰,亦写作“霍伦”、“胡兰”、“湖兰”,因呼兰河而得名,因女作家萧红及其名作《呼兰河传》而名闻海内外。呼兰是黑龙江将军下辖的六大驻防城之一,对巩固东北边疆有重要作用。限于篇幅,仅举两个呼兰汉军八旗的名将。

穆克德布(1821-1886年),周姓,呼兰汉军正红旗人。“咸丰三年,由披甲出征湖北。”出征时的穆克德布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士兵。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斗中,穆克德布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清军与捻军在李兴集渡口遭遇。时为参领的穆克德布“带吉林马队为左翼”参与战斗。在吉林马队的助力下,清军大获全胜,“杀贼二千余名,生擒三百余名,救出难民二千余名”。同治三年(1864年),当攻克南京在望之际,穆克德布又随西安将军都兴阿转战甘肃、宁夏,前往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尽管身为高官,穆克德布仍然身先士卒。同治六年(1867年),“洮河之役,以骑兵冲贼,功最,加副都统衔。”同治十年(1871年)十一月,穆克德布驻扎于金县,获知有回民起义军二百多人停留于稠泥河,即“亲带卡勇四十名,马队二十骑,驰往截剿。该逆正歇山下,猝不及防。该统领喝开抬枪,连毙二十余贼。”又汇同援军,“先枪后矛,又毙贼四十余名。”由于战功卓著,“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二十七日,恭膺简命,补放荆州左翼副都统。”穆克德布从普通士兵干到正二品高官。在荆州任内,穆克德布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光绪元年(1875年),曾代表清政府前往永州九嶷山祭祀舜帝,奉命祭告南岳恒山及神农黄帝陵。光绪六年(1880年),与湖广总督李瀚章、荆州将军希元等人“捐廉倡修”荆州驻防第一座书院——辅文书院。除倡导文化外,穆克德布也参与当地赈灾活动。“在荆州时,岁荐饥,捐俸以食饿者。并会同鄂抚奏请赈恤,全活数万人。”

松山,原名松音保,字宜春,呼兰汉军镶白旗人。“道光六年(1826年),从征喀什噶尔,有功。八年,凯旋。补粘杆处(雍正创立的清朝特务机关,正式名称叫尚虞备用处)拜唐阿。累迁护军参领兼充虎枪营统领。二十三年(1843年),任河南城守尉。”河南城守尉就是开封城守尉,正三品,是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

有清一代,满八旗逐渐腐败堕落,但仍有少数汉八旗子弟精于骑射,文武兼备,在历史上做出了贡献。

三、乾隆初年恶化的八旗民生,促成汉军八旗大量出旗。

八旗制度有兵农合一、军政合一的显著特点。入关后,为加强八旗的军事职能,清廷对作为国家军事统治基础的八旗成员采取“恩养”措施,建立了以官缺、旗地和月饷为三大支柱的互补性特权经济模式。顺治初年,为确保八旗制度稳固,清廷采取“官缺制度”,即在政权结构内按民族成分把各种官职定为“缺”,根据官员身份和资格以“官”补“缺”。这套制度使官位固定化占有,保障了核心统治集团的利益。

在经济上,清廷为避免八旗甲兵因分心生计劳作降低战斗力,在入关之初就剔除了八旗制度中原本包含的生产活动,通过圈占、投充和拨补等方式,在北京周围和盛京附近以及各大驻防地(如太原、西安等)划出大量土地作为八旗兵丁份地,即所谓“旗地”,在八旗内部按功勋和官职等级进行分配。八旗兵丁的份地为每丁五晌(一晌约六亩)。份地制度由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仅畿辅地区,经过顺治、康熙三次大规模圈地,畿辅土地被占十七万余顷,约占康熙八年(1669年)全国耕地面积五百四十三余万顷的1/32。清廷在圈占旗地基础上建立了众多皇庄、王庄、官庄、八旗兵丁庄田。八旗兵丁获得土地后,大多依靠户下家奴从事份地上的耕种。旗人无须亲身耕作狩猎,仅按时收取土地上的收获物,从名下旗地中定期定额取得收益。(我们想想《红楼梦》里的庄子年关送年货)。除旗地收入外,披甲当兵的旗人,由清廷按月发给一定数量“月饷”和“年米”。

《红楼梦》乌庄头年关交租

被称为“旗民”的八旗成员在入关初期丰衣足食。然而,随着人口繁衍和奢靡之风日盛,自康熙朝开始旗人生计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并逐渐发展成为有清一代痼疾。康熙及雍正二帝都曾费尽心机采取扩大兵额、增加和赏赐粮饷、回赎旗地、京旗回屯等一系列措施,以谋求彻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但劳而无功。乾隆即位后做出一项从根本上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办法——汉军出旗,即在保证清朝核心武装——满洲和蒙古八旗的编制与待遇稳定的前提下,将入关前后投奔和收编的八旗汉军有选择性地剔除一部分,使其出旗为民,所余兵额由满洲与蒙古八旗顶补。

汉军出旗为民是指具有旗人资格的八旗汉军成员豁除旗籍,出旗编入州县民籍。乾隆七年(1742年)四月,令在京八旗汉军人员,“除从龙(随顺治一起入关)人员子孙,其余各项人等,如有改归原籍者,准其与该处民人一例编入保甲,有不愿改入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里远近,准其前往入籍居住”;又规定八旗汉军中“文职自同知等官以上、武职自守备等官以上,俱不准改归民籍。”这就是著名的汉军八旗“出旗为民令”。出旗政策由少量到大量,由自愿到强制,由试探到逐渐推广到全国执行。

北京八旗

这次出旗者寥寥,至乾隆八年(1743年)四月,“汉军出旗为民,查现在情愿为民者一千三百九十六人”。清廷于是决定将出旗重点放在各直省。从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清廷以驻防八旗汉军为主要对象,开始了八旗驻防汉军的出旗高潮。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谕令:“八旗汉军年老残疾不能当差,以及差使平常,不堪教养者,俱令为民。其闲散人等,无以养赡,依靠亲属者,亦令出旗为民。至于领种官地之人,久在各州县种地,业属各州县管束,应即令其就近为民。”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议准,“八旗汉军从龙人员,如直省有可靠之处,任其随便散处。愿为民者听。又议准,汉军内六品以下现任官员、并一应候补候选告退革退文武官员及兵丁闲散人等,有情愿改入民籍者,呈明报部后,该旗造具家口清册咨部。由部转行各该省州县,收入民籍”“,汉军请入民籍者。本支家口一体改入”。这次效果显著,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福州原设四旗汉军官兵悉令出旗改补绿营。乾隆二十年(1755年),广州汉军裁撤了半数:汉军3000人中,有领催80人、马甲1420人出旗为民。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裁绥远驻防“汉军二千一百一十七名,悉全出旗,分拨直隶、山西两省,改补绿旗营。”截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各直省驻防中,除广州驻防因满人旗兵难以胜任水师,故只裁减一半员额,改为满汉协同驻防,其余各省驻防汉军基本出旗分流。

在出旗中,乾隆下谕,汉军原本就是汉人,出旗后应与汉人一体对待。在具体出旗中,也有些特例。据《清史列传》载,刘芳名、李国英、许定国、马得功、田雄、白广恩等明朝降将,先后编入八旗汉军。这些由入关后归降人员编成的汉军佐领或拱卫京师或驻防各地。查《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乾隆年间汉军出旗过程中,禁旅八旗中仅裁减归降汉人组成的佐领半个,即由台刘国轩与郑氏族人合编的正红旗第五参领第一佐领。清廷尽量挑选有较多资产和谋生能力的人员出旗,其本身自有财产亦准许出旗时携带,以备谋生之需。但在八旗制度下,长期保持的单一军事职能,使绝大多数汉军人员缺乏谋生技能,即使略有资财,也在出旗后的日常生活中消耗殆尽,逐渐陷入贫困之中。

从汉军八旗出旗,清朝统治者虽然宣称“满汉一家”,但内心深处仍然带有难以逾越的民族不平等观念。八旗汉军是清代游离于旗人与民人之间的尴尬利益群体。八旗汉军因“其初本系汉人”的特殊身份被朝廷首先抛弃。

汉军的出旗使八旗逐渐从军事组织蜕变为特殊的利益集团,留在旗中的旗人日益蜕变为寄生族群,旗民分界日益森严。出旗为民的汉军融入到汉族中继续发展,而留在旗内的满、汉旗人以满洲八旗为核心聚合,满族也越来越趋于稳固。

四、留在八旗内的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也有文化上的差异。

在满族内部,满洲八旗与汉军八旗通过文化交融产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局面。他们各自保留了一些原始的主流文化,并分别体现在自身的民俗礼仪之中。一般民俗主要是指婚丧嫁娶和祭祀先人,这里我们仅以婚礼为例说明他们的不同。

传统满族婚礼

满洲八旗的婚礼习俗,“婚姻之始,先之以媒妁之言,请合二姓之好。次以牒书其年庚,交互筮算,名曰“合婚”。婚约既成,由媒氏议定聘礼,由男方家择吉日,备礼品送至女家,曰“下小茶”,亦曰“放定”。”质诸古礼纳彩、纳吉、问名之名称。先后次序虽不相符,其义无以异。惟于放定之日,女饰盛服出,用旱烟筒与男方来宾,依次装烟……”。婚期前一日,由男方择吉日,以衣服、簪环、猪酒各物致送女家,并用红柬开明行礼时日与属相之避忌,赞以吉语,名曰“年命帖”。同时,择福命之女眷与新娘裁妆新红衣一裘,俗称“开剪”,统称曰“下大茶”,亦曰“过大礼”。婚期先一日,女家备具妆奁往送之夫门,男家敬备杯酒于门前,以表欢迎之意。一切嫁妆安置新房之内,名曰“安箱柜”。即时设席款待,名曰“嫁妆酒”,亦曰“柜箱酒”。诘旦,按照年命帖中所择吉时,男家备彩轿、舆仗,随以鼓乐,娶亲人四名或六名,陪伴新郎同往女家迎亲。到门,迎入少憩,对女家祖先及岳父母行礼。”“喜轿到门,大门少闭户刻,重新开门迎入。下轿时,以红毯铺地,女宾扶导至天地桌前拜天地。男拜,女立其旁。礼毕,男先女从,扶往内室。及房门,男将女首所覆红帕揭下,曰“揭盖头红”。相引登床,向吉方安坐,曰“坐福”。女家备糖馅水饺,令男女同食,曰“子孙饽饽”。食毕,女盛妆出帐拜祖先,翁姑及婿家尊长,曰“分大小”。及昏,于洞房中红烛高烧,几案上铺红毯,酌酒两杯,以红绳系古钱两枚置杯中,夫妇交饮,即古人合卺之意。是日,亲友馈送礼物致贺,曰“上礼”。设席欢宴,新郎当席叩谢,曰“拜席”。至亲兄长受新娘拜见,各出钗环等物相答,曰“上拜”。过三日或五日,新夫妇偕往岳家,名曰“回门”。婚礼中,“他如生男悬弧,生女悬悦,依然古礼”。依据各家中对未来生育的不同需求,悬挂不同的器物,以作彰示。除上述礼仪程序外,尚有诸如插车、射三箭、跨马鞍、抱宝瓶等诸多繁琐礼仪仪程。这些仪程都与满洲八旗先世早期渔猎采集生活息息相关。个别仪程细节中折射出历史上早期野蛮婚俗中的缩影。

汉军八旗成员的婚礼仪程,“汉军婚礼有成议,媒妁传达庚帖交递男家,男家备具瓶酒,方肉,率其子谒女父母,名曰“会亲家”。纳彩前二日,男家馈与猪、酒,陈列女家祖堂,两姻家同跪换酒,叩首拜,两姻母同,姻亲尊辈亦如此,是谓“换钟”。”迎亲,冠带披红,乘马从骑,……既至,谒女父母,行三叩礼,女家戚以新客称之。新客不发言,入席不饮酒、举箸。女家实银钱于褡子,压新郎腰间,始言笑饮食,名为“见面礼”,亦曰“开口钱”。次日吉期,俗称“正日子”。女挽发为髻,服棉衣,外易红衫,覆以红巾。既升舆,婿乘马先归,俟于庭前。彩舆到门,迟久而后纳之,谓之“扳性”。扳性者,谓属仰其性,使之柔和也。院中供香案,婿父拈香讫,两妇扶女降舆,偕婿行拜天地礼。拜讫,导入洞房。婿之姑姊举宝瓶、铜镜搭于女肩,及堂屋门,门限覆马鞍一具,婿执秤杆立洞房门为女揭去覆巾。……女既入,向是日福神方向而坐,名曰“坐福”。……夫妇同席吃长寿面,拜祖、拜灶、拜见尊长、翁姑。是日,宴女家送亲人于洞房,名曰“官饭”。宴众宾亲于他室,名曰“正席”。既日,新夫妇同食饺子,俗谓“吃子孙饽饽”。三日,夫妇反马,是谓“回门”。五日内外,祭扫先茔,是谓“庙见”。在汉军八旗成员的婚礼仪程中,除采用满洲八旗婚礼程序中的诸如“举宝瓶、跨马鞍、坐福、吃子孙饽饽”等仪程外,婚礼中所采用的仪程几乎完全是中原汉族的婚礼程序。汉军八旗成员在加入满族后,在原汉文化礼仪基础上,吸收进了满洲八旗婚礼仪程中的部分礼仪并进行了改动,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礼仪程序。尽管如此,《呼兰县志》仍说,“婚礼迎亲时,所用的‘对子马’、鼓乐旌旗等仪,同汉族”。在祭祀和丧礼等方面也大有不同,不再举例。

呼兰河

五、进一步的认识。

从清朝早期创立汉八旗制度,可以看出满族最初的统治者是比较注重拉拢汉网民心的,能够利用汉人熟练掌握火器的优势把他们吸纳到满族群体中来,为入关定鼎中原做准备。

但清朝统治者骨子里又有狭隘自私的民族歧视观点,对待汉人和与汉人关系融洽的回民等有严重的防范心理。尽管清朝有几位皇帝有明确的汉族血统,但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害怕因彻底汉化失去满族统治阶级特权,在国家经济困难之际表现为抛弃大多数汉八旗,把剥夺回来的利益又转给旧有的满洲八旗,这使得满族失去了扩张人口基数的机会。

但是汉人入旗和汉八旗出旗,又带来意想不到的民族融合。汉人带着丰富的汉族文化与传统进入到满族群体,使满族群体更加深入接受汉文化。而出旗的汉八旗成员经历几代早已拥有许多满族习俗,他们原本在各地驻防,重新回归汉族后,又把这些习俗带给汉族,使汉族同胞更加熟悉满族风俗。就在这种民族的身份转换中,不管统治者如何,民间的满汉文化越来越融合,到清朝灭亡以后,如果不刻意区分,在许多地方汉族和满族在很多文化习俗方面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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