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是一名骁将，从1926年参加革命军北伐，直到1940年病倒为止，他整整过了十四年极其艰苦的戎马生活。在战斗中，他虽身为指挥员，但常常奋勇当先，率领战士冲锋陷阵，因此身受枪伤比比皆是，使得敌人闻风丧胆。徐海东曾九次负重伤，身上、腿上、臂上弹痕伤疤有十七处之多。伤势最重的一次是1934年12月在陕南境内庚家河激战中，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耳后面打进，从口中穿出，下牙全被打掉子弹再偏一些就打入脑子。他在担架上昏迷不醒地躺了四天。但终于还是从死神手掌中逃了出来。
徐海东在十四年戎马生涯中虽受重伤多次，每每他都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死亡，但是艰苦的征战，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不幸染上了肺结核。那是1932年的8月，在转战鄂豫皖途中徐海东连续行军作战二十三天未能休息，待休息后第一次咯血。1938年在胜利地进行了平型关战役之后不久，他又带人投入抵抗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这时发生了第二次咯血。但战争在继续，没有休息和治疗的条件，紧张和艰苦的生活不断地摧残着徐海东的身体。1939年9有，徐海东随刘少奇到华中工作，在途经河南竹沟时，发生了大咯血。1940年1月，在周家岗战役之后又发生了大咯血，从此病倒了。
虽然徐海东病情严重，但他时刻不愿脱离为之献身的革命队伍，急切想恢复工作。他经常在担架上、病床上指挥战斗，病情稍一好转，就马上要求返回部队指挥战斗。1940年这次病倒也是如今。鉴于徐海东病情过重，华东局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对他的病情，健康极为关怀，复电徐海东“静心养病，天塌不管。”这样，他才不得不休息下来，抗战的后五年他都是在担架上度过的，但实际上并未停止工作，仍旧参与指挥作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时期，我军撤离华电地区时，他随后方机关转移到山东。1947年9月，中央指示他离山东赴大连休息(当时大连已解放)。到此时徐海东的病情才得到有效的药物治疗。
徐海东到大连治疗还有一个小插曲。不管那几年他不领兵作战了，他却仍然是敌人情报机关时时追踪的一个目标。为了保密，上船以后，他又化了一个名——余立仁。不料，他刚到达大连的第三天，大连市公安局的一个同志跑来告诉说：美国电台今天有一广播，说“中共重要军事领导人徐海东到了大连，企图不明。”徐海东一听，对敌人的情报如此之快感到惊奇，又气又恼地说：“我这老病号有什么企图不明！我的企图很明白，就是养病！”
敌人注意着他的行动，只能说明敌人害怕他。这使徐海东心里又燃起一团火：治好病，重上前线。他的病情到底重到什么程度，前几年在前线没有办法诊断清楚，来到大连，一位留美的肺科病专家和苏联红军的一位上校军医，经过详细检查，断定徐海东的肺大部分功能已失效，已经说不上是第几期的肺病了。他患着严重而广泛的肺结核所造成的肺纤维化支气管扩张症和慢性支气管炎，肺功能受到严重的报害，两肺布满湿性锣音，像水泡样随着吸气而鸣响。苏联红军上校军医听说他在病中还工作、读书、看文件，摇头叹息着：“我不能理解他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强！”
徐海东的重病迫使他大部分时间卧床。每天只能分两次坐两、三小时，由于肺功能严重受损，几乎离不开氧气，生活全靠别人照顾。病情本来是不允许他工作的，但是他每天坚持听读文件和报纸，重大问题还要请秘书或有关同志向他详细讲述。他总是以饱满的精神和爽朗的笑声出现在医护人员面前的。
在地方党和我驻大连办事处的关怀帮助下，徐海东在大连养病九年。在此期间，病情时好时坏。在情况最好时，每天只能起床二三小时，曾病危一次。经多方抢救又一次脱离危险。党中央毛主席对他的身体十分关心。1950年8月20日。毛主席亲笔写信给徐海东说：“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
徐海东急切盼望重新工作，对党给他的荣誉、关爱十分感激，并感到受之有愧。1955年初，解放军评军衔，他被评为大将，心中十分不安。正巧这时周总理来大连看他，他见到周总理就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一向钟爱这位工人出身的将领，握着他的手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1956年9月，徐海东移住北京观音寺一号后，身体略好了些，他开始做他力所能及的一些工作：参加党的重要会议，接受中央军委委托他主编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工作。他常常躺在床上和战史编委会的同志座谈，并规定：“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十幅战例图，都是他一点一滴回忆，一幅一幅指导画出来的。1962年战史编出来，他也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九天。从此，他每天都不能断氧气，就是这样，党中央的重要会议他照样参加学习、读书、看文件、找人谈话也从不间断。“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工作”，这是他写在心头的一句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