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遭受苦难，直到君士坦丁一世时期才有所改观。312年春，君士坦丁一世准备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打败王位对手，征服罗马.“当他在罗马附近的米尔文桥遇到一个军事优势的敌人时，他转向了基督教的神灵。
在一个梦中，他看到天空中有一个十字架，上面写着：“以这个标志胜利”。”根据这一指示，君士坦丁一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认为自己的胜利是基督教神权政治优越性的体现。随后君士坦丁一世公开表达了他对基督教的热爱。313年君士坦丁丁和李西尼颁布诏书米兰的宗教宽容政策将基督教从地下宗教转变为正式宗教，这也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325年，君士坦丁一世主持召开第一届尼西亚大公会议，会议通过《尼西亚信经》。此后，基督教被君士坦丁一世百般控制，充当了帝国统治的工具，这也为其日后成为国教埋下了伏笔。392年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是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我们统治下的所有国家都应该遵守圣使徒彼得传给罗马人的信仰，这是他们的意志。我们必须相信一位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等高贵的，是三位一体的。“现实事实上，他将自己的意志与上帝的意志结合起来，不仅废除了所有旧宗教，取缔了异教活动，关闭了氏族庙宇。
加上对非基督徒的严厉惩罚，基督教正式进入蓬勃发展时期。
希波的奥古斯丁在5世纪初写道《上帝之城》：“上帝之城的根基是对上帝的爱；死亡。最终，唯有上帝之城永存。”在奥古斯丁看来，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国家和政权都只是一座幻想之城。地球上的这座城市充满了罪恶和邪恶。再强大，终究会灭亡。
只有上帝之城是完美和永恒的。以罗马为例。上帝使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强大而繁荣。既然上帝的恩赐已经实现，罗马这座世俗之城终将沦陷。
在这个理论中，上帝之城高于世界之城，以教皇为首的基督教会作为上帝的仆人，自然应该凌驾于世俗之王之上。同样在6世纪初，教皇格雷戈里一世开始了他的教会改革。占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人正在勘察罗马城。面对这种威胁，格列高利一世以罗马主教的身份垄断了罗马城。军政大权，组织百姓守城。同时，他“下令拆除异教神庙，修建城墙，还用教会缴纳的钱款招募士兵，组织武装力量抵抗伦巴底人的进攻”。
这时，格列高利一世将宗教、军事和政治权力合二为一。为扩大宗教势力，光见寺被罗马教会用作传教基地，甚至依靠军事支持发动战争，不断在西欧和北非地区开展传教工作。
格列高利一世兴建学校，培养人才，任命教士为神父，重申独身，管理法庭，开放市场，严惩腐败，排斥异己。因此，军事、财政和司法都在教皇的控制之下。在格列高利一世改革教会的过程中，神权政治的重要性进一步加深。他认为世间万物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传播天意，使人向善；任何权力的来源，包括世俗政权。一切都应该来自上帝。“因为万有的权柄从天上赐给我们敬虔的君主，好帮助那些愿意行善的人，拓宽通往天国的道路，使地上的国度为天国服务。
”
格列高利一世明确要求世俗政权为神权政治服务，即人间国度必须从属于天国，世俗统治者必须带领臣民信仰基督。正是格列高利的活动为罗马教会势力的扩张和教皇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10世纪短短几百年间，基督教传遍欧洲并深入人心。在几位教皇不断试图将权力触角伸向西欧社会各个天主教区的同时，世俗君主也想对自己领地内的教区行使自己的权力。这两个不同能量系统的动作是同步的。作为英格兰和法兰克人的例子。
凯尔特教会虽然在英格兰早期就已经由凯尔特教会传扬，并一度在爱尔兰兴盛，但并没有像罗马主教制那样形成教会形式，而是出现了爱尔兰国教。
这种古老的基督教“与英国的部落制度相结合，以方丈为领导核心”。597年，奥古斯丁在格列高利一世的支持下，率领罗马教士团前往英国传教。然后是罗马主教制度。奥古斯丁信奉达马苏斯一世提出的“圣彼得说”。圣彼得是万王之王，基督教世界的君王，是上帝旨意的执行者。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帝，所以罗马大主教作为圣伯多禄的继承人，其地位和权力应该高于世俗的王室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