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的历史发展中，拜占庭帝国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因素。由于地理因素，早期的基辅罗斯就与拜占庭帝国建立了密切的经贸关系，后来在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努力下，东正教从拜占庭帝国被引入基辅罗斯。
毫无治理经验的大公们也借着与拜占庭帝国的友好关系，向其学习治国理政的经验，所以拜占庭帝国对早期罗斯国家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中央集权思想和教权依附于君权的思想。
以罗斯公国制度为基础的俄国政治制度也因此深受拜占庭的影响。一方面，即使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了先进的技术和制度，但是受拜占庭帝国影响而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思想始终没有被抛弃，反而深深地扎根于历代沙皇的心中。
另一方面，受拜占庭帝国影响而确立的政教关系一直在俄国保持静态关系，即教会为政权服务，甚至还成了沙皇政府的附庸。由此可见，拜占庭帝国对俄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受拜占庭帝国影响的俄国中央集权体制
1.基辅罗斯时期的大公权力
基辅罗斯时期，大公的权力与后来的沙皇相比有很大差异，一是权力涵盖的范围有很大差距，二是权力的信服程度有很大差异，从大公有限的权力到沙皇不受限制的权力来看，中间阶段的拜占庭帝国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拜占庭帝国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专制制度，又将这套专制思想和制度传给了俄国，可以说拜占庭就是罗斯和日后俄国中央集权专制思想和制度形成的温床。
东西罗马分裂之后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西罗马帝国深受拉丁文化影响，东罗马帝国深受希腊东正教文化影响，再夹杂着东方专制文化的影响，拜占庭帝国很快就建立起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级制度，官与民都成了君主的奴仆，
就像陈志强在《精粹世界史：独特的拜占庭文明》中所记载的：“（君主）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或解除任何官员的职务，没收贵族的财产：他是帝国的最高立法人。”在拜占庭文化传入之前，基辅大公的权力十分有限。
大公往往是通过贵族推选出来的，因为有能力带领民众通过索贡巡行制度获得生活来源，以及为民众提供安全保护，被推选出来的大公还要受到亲兵队的制约，所以大公在索贡巡行的过程中常常需要顾及甚至遵循亲兵队的建议。
等到基辅罗斯建立之后，为了限制大公的权力，10-14世纪建立了市民大会，称为“维彻”，它就是大贵族为了限制王公权力而建立的机构，市民拥有罢免大公的权力，而且大公必须要与市民签订协议。
由此可见，即便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实现了“罗斯受洗”，他也无法独断专行，只是从早期受制于亲兵队转变为受制于贵族和市民阶层。
基辅罗斯时期，大公权力最集中的时候往往是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大公可以有特殊权力，这项权力的唯一限制就是以击败敌人为前提。总的来说，基辅罗斯时期的大公权力非常有限。
2.沙皇专制时期的中央集权
沙皇专制时期，俄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专制制度，而且沙皇的专制制度是合法的，受法律和宗教的支持。在沙皇建立专制制度之前，罗斯王公们就已经深受拜占庭帝国的专制色彩影响，并试图将专制制度引入罗斯，但对于以何种形式引入专制制度产生了分歧。
有的大公将推崇统治者至高无上权力的法律典籍引入罗斯，有的直接将拜占庭的专制制度引入罗斯，但是这些都没有成功，只有伊凡雷帝获得了成功，原因在于专制是建立在沙皇军队之上的。
伊凡雷帝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它是真正将拜占庭专制体制完整引入俄国的第一人，因为他在位时期掌握了拜占庭皇帝能够建立专制制度的核心，即军队和君权神授，唯有如此，沙皇才能获得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
1549—1560年，伊凡四世为了统一南北方的公国们，进行综合改革，强化国家中央集权，重点是军事改革，完善军队等级制度，取消过去的门第选官制度，改为依靠才能，又建立常备军，使军队成为沙皇的军队。
通过一系列改革，伊凡四世加强了中央集权，还处处宣扬沙皇权力的合法性，正如任光宣在《伊凡雷帝的专制思想及其文化表现》中记载：“若是没有沙皇，基督徒就不会有教会，因为王国和教会密切联合并且互相交往，是不可能相互分开的。圣沙皇在教会里占有崇高的地位，—他可不像是那些采邑的老爷和大公。”
这种思想深植于历代沙皇的执政思想中，并且伴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而逐渐巩固。
俄国政治体制中的教会角色
1.君权神授对中集权体制的影响
俄国政治体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中央集权体制，这是俄国深受东方文化影响的例证，也是欧洲国家拒绝承认俄国西方身份的重要原因之一。
君权神授与军队共同支撑了中央集权制度，教皇为沙皇的统治赋予了合法性，教会帮助皇帝从精神上巩固政权，这一点与拜占庭帝国十分相似。
不仅如此，教会也会从拜占庭寻求自身合法性，《俄国宗教史》记载：“教会立法者们转向了拜占庭的原始文献，利用这些文献，制定出法律规范。”
君权神授对俄国中央集权体制主要有两方面影响，其一，君权神授使中央集权体制合法化。在君权神授的体系中，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负责管理社会秩序，任何人都要听从上帝的安排，也就要听从沙皇的命令。
其二，君权神授奠定了俄国政教关系的基础，即教权依附于君权。拜占庭帝国的政教关系就属于教权依附于君权，所以受其影响的俄国也在可能的条件下确立了政教关系，无论是政高于教，还是教高于政，两者都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会依靠君权神授思想使民众承认沙皇的中央集权制度，也是在为自己谋求出路，因为教皇和沙皇是荣辱与共的关系，教会能从精神上“驯服”民众，沙皇能从身体上“制服”民众，两者的合作共同构成了专制的基础。
2.教会分裂：背离沙皇的尼康改革
乐峰的《俄国宗教史》记载了政权发展的轨迹，“国家政权不但要求教会服从和尽义务，而且还企图将教会包容在自己的权限之内。”这种政权高于教权的关系同样受到了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并与之有相似的发展轨迹。
沙皇和教皇之间虽然是水乳交融的关系，但是沙皇因为掌握实权，所以在巩固政权的时候，并不是非教会教皇不可，反而可以凭借自己的武力优势，任命一位政府性质的沙皇，听从沙皇政府的命令，这种倾向在尼康改革中暴露无遗。
尼康是俄罗斯东正教牧首，但他或许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虔诚的东正教徒，因为他对财富和权力的热爱远高于作为东正教徒的虔诚。
尼康在礼仪改革中倡导教权高于君权，带有浓厚的教权主义色彩，结果尼康不仅改革遭遇失败，就连他自己也被付出，后来又被流放到北方的一个修道院中度过余生。
从尼康改革中可以瞥见，沙皇愿意与教皇合作的前提是巩固自身统治，一旦教皇威胁到自身权威，沙皇也会放弃政教合作关系，就像尼康的命运一样。
沙皇的这种选择就深受拜占庭帝国的影响，主要是受到8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圣像崇拜运动的影响，拜占庭皇帝为了打压教权，发动了规模大且历时久的圣像破坏运动，教堂和修道院的圣像、圣迹等都被破坏，教会地产也被没收。
从这个角度来看，沙皇对尼康的打压受到了拜占庭帝国的影响。所以，政教合作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它存在的基础是教会对君主的忠诚，一旦这种忠诚转变成威胁，君主就会予以打压，这也是拜占庭和俄国君主的共性。
总结
由于俄国深受拜占庭帝国的影响，政治、法律、文化和政教关系都带有拜占庭色彩，但其中政治体制的影响最为明显，表现为中央集权制度和教权依附君权。
从早期的基辅罗斯开始，拜占庭帝国通过彼此之间的经贸往来，对罗斯国家进行有意无意的“栽培”，罗斯王公们也积极向拜占庭帝国学习，所以君士坦丁堡陷落之际，莫斯科宣称自己是“第三罗马”从这个层面来说又是正确的，毕竟是拜占庭帝国一手“培养”了自己的继承人。
俄国一直存在东方和西方之争，延续到今天就演变成了俄罗斯国家洲际认同的分歧，拜占庭帝国的影响是俄国第一次向东看，蒙古西征则是俄国人第二次向东看，可以说前者的奠基作用塑造了俄罗斯文明中的东方属性，这其中就包括“政”“教”中的东方色彩。
参考文献：
《往年纪事》
《俄国宗教史》
《伊凡雷帝的专制思想及其文化表现》
《精粹世界史：独特的拜占庭文明》
《俄国史教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