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地处偏远的云南，出现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巨商，他出身贫寒，白手起家，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材，以儒治商，以惊人的经商天赋和自身努力，终于成为一代“钱王”。
当时，英国《泰晤士报》评选出20世纪中排名前10的世界首富，这位号称“钱王”的云南巨商，排名第4。
而与其同时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却没有上榜。
提到胡雪岩，我们都知道他是“二品红顶商人”，可是，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位云南“钱王”却是“一品红顶商人”，他比胡雪岩还要有钱。
他有多少钱？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他的“同庆丰”在巅峰时期，足以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
这个人就是王炽，李鸿章曾赞赏他：“其犹如清廷之国库”。
王炽，字兴斋，云南弥勒县虹溪人，据《虹溪王氏族谱》记载：王炽的先祖曾跟随朱元璋的大将傅友德远征云南，之后在陆良的伍军屯定居。
虽然曾经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到了王炽的祖父这一辈时，家道就开始衰落了。
王炽的父亲叫王勋业，有妻二人，一人为张氏，一人为姜氏。
王炽在家排行老四，年少时，三位哥哥陆续夭折，不久，他的父亲也过世了，家境十分贫寒。
母亲张氏和祖母以纺织谋生，省吃俭用，苦苦维持生计。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家境贫寒的王炽只得早早离开私塾，跟着大人做些小生意。
为了让王炽有更大的发展，在他16岁那年，母亲张氏变卖了自己所有的财产，凑了20两纹银，交给王炽。
王炽从母亲手中接过这笔全家人的“活命钱”，在家乡购买土布，然后，贩卖到竹园、盘溪一带。
接着又用扁担将竹园、盘溪的红糖和食盐挑回自己的家乡贩卖。
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头脑，王炽的生意慢慢有了起色，他开始着手组建马帮，在临安府所属各县贩卖百货。
到王炽20岁时，他在滇南一带已经小有名气，家境也逐渐殷实起来。
到了清朝同治初年，王炽因避货所需，前往重庆。
初来重庆，他感觉这里商业繁盛，又是水陆交通要道，非常适合创业。
说来也巧，就在他对重庆颇感兴趣之时，忽见一尾大鱼摆于案上，心中大喜，他认为这是吉兆。
于是，他果断出资租了一间临街的房屋，正式挂出了“天顺祥”的商号，自此，开始了在重庆的贸易生涯。
只是这时的王炽资金有限，不过四五百两，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做大买卖，只能勉强做一些小生意。
可是，他并非池中之物，骨子里透露着自己的野心。
为了有更好的发展，他反复考察川西川南的交通要塞以及该处货源供给情况。
在初步了解川西川南的经营环境后，他与重庆有实力的老板合作，请老板出资，王炽组织马帮，搞起了运输行业。
他在川西川南一带就地购买一些烟、盐和土特产，贩卖到云南，又将云南的皮毛土杂运到重庆销售，从中挣些差额。
在这期间，他让马帮的伙计们打着“滇南王四”的旗号，边走边卖、边走边买，很快，就积累了丰厚的利润。
本以为就这么风平浪静地干下去，谁知，乱世之下，安有完卵？
有一天，王炽带着马帮的兄弟拉着满满的货物，刚走到昭通南侧不到20里的地方，忽然一声哨响，从山上窜出百余名土匪。
马帮的兄弟们见状，惊慌失措，丢下货物，四散逃去，现场只有王炽一人泰然自若地站在那里，似乎眼前的事情与他毫不相干。
只见他镇定地向一名领头的土匪走去。
那名土匪腰挎着一把寒光闪闪的马刀，满脸横肉，满是杀气。
这时，只见王炽上前拱手道：“久闻这一带的‘曾么把’，相烦带路，王某要拜会。”
结果出乎意料，王炽凭借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还保住了一半的货物。
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他赢得了“曾么把”的赏识，甚至，曾么把命令各山寨喽啰，今后凡见“滇南王四”的马帮，都不许侵扰。
此事传开后，王炽名声大振，生意更加兴旺了。
再加上，王炽经营有道，很快在今天的宜宾、昆明等地开设了“天顺祥”分号。
虽然生意越做越大，产业越来越多，但是，王炽从来没有出现丝毫傲慢，更没有半点儿懈怠。
他依然向以往一样，亲自赶马车往返于各地送货。
后来，“天顺祥”因为信用好被官府委托承办汇兑商号。
王炽抓住这个机会把汇兑业务从长江沿岸发展到了贵阳、广州、常德，之后，又发展到北京、上海等城市。
清同治十一年，王炽在昆明主持“同庆丰”商号，并创建了“兴文公当”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
到了鼎盛时期，他还在香港和越南海设防设办事机构，经过20年的经营，王炽的“天顺祥”、“同庆丰”商号资金雄厚，影响力巨大，有“南邦之雄”称号。
这些成功离不开王炽的努力拼搏，但是，他的成功远非于此，机缘巧合之下，他成了一名红顶商人。
光绪初年，唐炯奉命督办川省盐务，被任命为盐茶道员。
为了改善川盐生产，盐茶道急需白银十万两，可是，布政司无银可拨，唐炯只得向商界筹措。
可是，一般的商人认为“盐茶道借款，虽然有川盐可以作担保，但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便见成效，何时才能收回本金，实属遥遥无期之事。”
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将钱借给唐炯。
唯独王炽不以为然。
经过再三权衡，又与亲信商量，王炽向唐炯的部下张海槎拍下胸脯：“七八天内，我可凑足十万巨款，交付盐茶道使用。”
张海槎将王炽的话原原本本地汇报给了唐炯，唐炯听后，又惊又喜，他问张海槎：“各大商号都不敢承担，王炽不过是一位生意人，曷敢认之？可见此人非一般商人可比。”
随即，唐炯安排人将王炽请到了府上，两人一见如故，成了朋友。
果不其然，不出10天，王炽果然凑齐了10万两白银，他与唐炯约定，晚上8点准时交银。
为了送银两，王炽做了充足的准备，他先做了一百照纸灯笼，送银队伍在山城街上浩浩荡荡地走了一圈，所过之处，引来不少百姓观望，甚至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从此，王炽身价大增，名声更是如日中天，他不仅赢得了唐炯的夸赞和认同，更是满足了当时人们的需求。
就这样，王炽和他的“天顺祥”一炮打响了，而且，王炽还找到了自己的政治靠山，并由此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迹之路。
在唐炯的大力支持下，王炽的生意越做越好，越做越大，还代办起了不少人梦寐以求的盐运业务。
随后，王炽又创建了“同庆丰”商号，并改组“天顺祥”，将“同庆丰”称为总号，“天顺祥”改为分号，从此，“同庆丰”成了民间和官府承办汇兑的首选商号。
在发财的同时，王炽不忘仗义疏财，不仅为国家捐款捐物，更是在发展地方经济上呕心沥血。
光绪九年，法国出兵压境，云南巡抚岑毓英率军出关救援，可惜，缺粮少钱，军队战斗力极差。
很显然，这个时候的清军急需一笔军饷。
可是，此时，唯利是图的商人们都做了缩头乌龟，不愿伸出援手。
这时，只有王炽独自站了出来，他毫不犹豫地拿出60万巨款，捐赠给了岑毓英部。
岑毓英见状，连连夸赞王炽“急公好义”。
在当时，滇越铁路的路权掌握在法国人的手里，清廷没有自由使用的权利。
见此情况，王炽花费巨资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了滇越铁路的路权，让云南路权不再受法国人的掌控。
除此之外，当时的洋人对清廷的工业多有染指，为了振兴地方工业经济，王炽冒险夺标，自己垫付数十万两白银与官府一同筹办云南铜矿、锡矿等产业。
此外，黄河断流，山西、陕西两省大旱，老百姓的日子颠沛流离，生活非常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王炽向工部捐款数百万辆，用于兴修水利，此举，被李鸿章称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有人曾给王炽及其“同庆丰”算过一笔账，说自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共25年间，同庆丰全号红利高达389万两，被时人称为“富过半个云南”。
自此，王炽成为名震南北的“钱王”，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的云南金融业开山鼻祖。
王炽虽然富甲全滇，但是，他并非骄奢淫逸，而是重德重义，以德经商。
就像他对“商道”的理解：“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
清廷根据王炽的各项义举，先后赐他四品道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甚至，清廷还允许他在紫禁城骑马，无疑，他成为了当时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这种荣誉，超过了与他同时期的巨商胡雪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