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金田起义爆发，太平天国从此开始了与清政府长达十四年的分庭抗礼之路。
在血与火的淬炼之下，在生与死的洗礼之中，这支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农民起义队伍，不断涌现出许多优异的将领。
胸怀韬略者，如石达开、罗大纲，运筹帷幄、智计百出；
力挽狂澜者，如陈玉成、李秀成，覆巢之下，独撑危局；
能攻善守者，如叶芸来、林启荣，婴城固守、虽败犹荣。
这些灿若繁星的将领，用各自耀眼的光芒，点缀着晚清昏暗的夜空，也用各自不朽的战绩，书写着一段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但如果谈到在战场上一项“另类”的技能，上述所有这些猛人加起来，恐怕也不如名不见经传的力王张朝爵，那就是在绝境之中逃命的本事。
我们知道，在太平天国后期，经历了两次最为艰苦而惨烈的围城战，分别是1860年的安庆和1862年的天京保卫战。
这两场战役，均以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告终，而作为胜利者的湘军，对安庆和天京都进行了血腥而毫不留情的屠城。
在两次最重大的灭顶之灾中，力王张朝爵就这样仅凭一己之力，便创造了一项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迹”。
“国亲”张朝爵
1851年，落地秀才洪秀全在广西桂平的金田村汇集近两万余名“拜上帝会”教众揭竿起义。
而张朝爵本是洪秀全的亲族表弟，自然也是义无反顾地跟随着天王表哥的脚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加入太平军之后，为避西王萧朝贵的名讳，张朝爵改名为“潮爵”。
既然参加农民起义，除了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自然是希望沙场扬威，成就一番王霸之业。
但是太平天国早期彪悍之人实在是多不胜数，首义诸王各个允文允武，既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又善攻城略地上阵杀敌。再加上林凤祥、李开芳这样的悍将，均有万夫莫当之勇，两人作为太平军的开路先锋，兵锋所指，沿途披靡。
而作为当时国家的常备军队，同时也是清政府对付太平军的主要武装力量——绿营，军纪废弛、腐朽不堪，在生龙活虎的太平军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时太平军中的绝大多数将士，都没有太多表现的机会，无非就是随着太部队的滚滚洪流一路由广西的蛮荒之地挥师北上。
张朝爵当然也不例外，虽然此人是洪秀全的族亲，但当时的皇亲国戚不在少数，他也只能在杨秀清帐下充任部卒，担任保护东王的警卫工作。
1852年9月，任中一军帅，次年3月，升中三巡查。
太平天国的官职序列，从最高的“正军师”到最低等的“两司马”，共分十三等十六级。“军帅”、“巡查”不过是其中第八、九等的中下级官职。
而从这些职位也可以看出，在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江宁（南京）前。张朝爵在太平天国之中基本上属于无足轻重的人物。
但是攻克江宁并定都于此后，太平天国占据着当时南方最大的城市，并终于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流寇”岁月。
4月，擢土四总制，领中一军；5月，为金官副将军；９月，授殿右十指挥，定都天京不过半年，寸功未建的张朝爵，便由籍籍无名的基层将领快速跃升为中高级指挥官。
为官安庆、造福一方
1853年6月开始，太平天国西征大军围攻南昌93日而不克，随即于9月底分兵两路：
一路由国宗石祥祯、韦俊（或作韦志俊）率领，西取湖北；一路由胡以晃、曾天养等率领返回安庆，准备攻取皖北。
同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命翼王石达开到安庆主持西征战事，而张朝爵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跟随翼王来到了此后与他结下不解之缘并主政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庆。
同年冬，天京形势紧张，石达开奉召回京，主持天京防务工作并指挥太平军反击“江南大营”。
安庆由秦日纲代为镇守，以张朝爵为副，专主民政。在此期间，张朝爵的官职进一步提升，1854年3月，封恩赏丞相。5月，擢殿右四检点。
如今的安庆，知名度和存在感在安徽全省可能并不出众，但在清朝时，安庆绝对是全省首屈一指的城市。
而且，安庆对于清政府和太平天国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从行政级别上来说，安庆是安徽的省府，保有此城，相当于宣誓掌控整个皖省的主权，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而安庆又占据长江水陆要冲，是拱卫天京的西线屏障和粮源要地。对于太平天国而言，更是不容有失的关键城市。
而张朝爵主政安庆期间，也确实是针对当时所处的内外环境，实施了许多怀柔抚民政策。
晚清以来，安徽连年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张朝爵作为一方父母官，能深切体会底层人民生活的艰难。
出于恢复生产生活和稳定军心民心的需要，他下令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改善河堤条件，开垦贫瘠荒地，引水灌溉土地，维护农民利益，拿出决心，脚踏实地为安徽人民办实事，使一方百姓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安庆被围
1856年秋，天京事变爆发，洪、杨高层的内讧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太平天国因此元气大伤，而湘军则趁势由湖北东犯，整个西面战场的局势随之急转直下。
1856年12月，深陷湘军重围的韦俊，在弹尽粮绝而待援无望之下，无奈选择弃城而走，湘军克复湖广首府武昌。
随后，湘军于1857年初大举东进江西，目标直指当时太平天国在长江上的另一座重镇九江。
此时内讧事件刚刚结束不久，天京正处于自顾不暇的状态，又恰逢翼王石达开负气领兵出走，更加无力西援九江。
九江由号称太平天国第一善守的悍将林启容镇守，在此后的防御战中，也给予了来犯湘军沉重的打击，但困守孤城长达两载，随着时间的推移，九江城内乏粮草、外无援兵，最终于1858年5月为湘军所破。
夺取九江后，湘军在1858年底遭遇三河镇惨败，休养生息一年多之后，曾国藩倾湘军水陆之师，兵分四路，于1859年冬，直扑下游安庆。
此时太平军战略重心正放在天京附近，皖省兵力空虚，湘军以迅雷之势，连克安庆外围太湖、潜山、枞阳等重镇，兵临安庆城下。
但由于种种原因，合取湖北的计划未能成功，湘军围城之势不减，而安庆的境况却日趋艰难。
围城日久，首先就是粮油等生活物资的采买供应出现问题，而张朝爵作为主管一省政务的父母官，面对困境，主动说服民众，适当恢复和增加赋税，以期共渡难关。
由于张朝爵此前的一系列举措和行动深得民心，他的号召又在情在理，自然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响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安庆面临的困难。
再来看看安庆外围的情况，此时，湘军主力的曾国荃吉字营，在城北并列开挖两条深壑，外阻太平军援兵，内防安庆守城部队突围。
而南面的长江被杨载福率水师牢牢控制，西面的太湖、潜山，早已为湘军所破，东面的菱湖两岸也同样被曾国荃安排重兵驻守。
覆巢之下，绝地逃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庆已是举步维艰，粮食、蔬菜被消耗殆尽后，蛇虫鼠蚁、草根树皮都成为了军民的充饥之物，到最后竟然发展到“易子而食”的地步，而人肉更是被明码标价，在市场堂而皇之的售卖。
英王陈玉成在安庆外围拼死解围，却无法撼动湘军铁桶阵，由菱湖北岸组织的运粮小船，又常常被湘军截获。
安庆城内庞大的消耗得不到及时补充，数万太平军饥肠辘辘，嗷嗷待哺，在长时间的困守之下，绝大多数战士已在饥饿中逐渐丧失了作战能力。
1861年9月，安庆被湘军所破，太平军守将叶芸来战死，一万七千余守城部队尽遭屠戮。
此后湘军对安庆城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偌大的城池，上至王侯将相府邸、下至寻常百姓人家，竟然都没有一粒存粮。
不过张朝爵的住处却是个例外，在他家的房梁之上，湘军搜到了整个安庆城中唯一的五石粮食。
安庆被围时，城中所有粮食都一律充公，然后再进行统一分配，而作为主管民政的第二号人物，张朝爵自然更为容易地在物资分配上占得先机，也更有机会将无比珍贵的粮食占为己有。
全城军民正在饥饿中垂死挣扎，而张朝爵却依靠这些秘不示人的私藏存粮，一直处于不愁吃喝的状态。
而正是因为吃饱喝足保存了体力，也为其突围逃生创造了可能。
张朝爵具体是什么时间，又是从哪里逃走的，因为史料的缺失，已无从查证，只是据曾国荃战后的奏报，“有小股发匪由大江逸出”，可以大致推断，张朝爵应该是在城破的混乱之际，组织了亲信乘坐小船经长江逃出。
而其随后的经历，更让人大跌眼镜，安庆全军上下血战殉城，负有守土之责的张朝爵，一路逃回天京之后，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因祸得福，被洪秀全加封为“力王”。
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清军之中，无论总督、巡抚，弃城而逃都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轻则革职丢官，重则充军流放，甚至杀头问罪。
但无论如何，安庆的覆巢之下，张朝爵成为了当时守城太平军中唯一有名有姓逃出生天的将领。
天京城破，再次逃脱
安庆的逃脱，张朝爵不会是临时起意，必然经过了长期而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可以肯定的是，此人从来没有以身许国、与城偕亡的打算。
他也曾真心实意地为一方百姓造福，也努力为太平天国的事业而尽力，但是在生死存亡面前，家国情怀始终不如大米白面来得实在，趋利避害的心理还是占据了上风，而人性的复杂也从张朝爵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安庆保卫战失利之后，湘军乘胜顺流而下，而太平天国的国都天京，也同样在1862年面临了四面被围的困局。
1864年7月19日，吉字营以穴地攻城之法，炸开天京太平门城墙，天京沦陷。
只有极少数人在城破之后得以逃生——作为天京保卫战的总指挥，忠王李秀成护卫着幼天王洪天贵福趁着夜色率一千余人突围，但最后无论是李秀成也好，洪天贵福也罢，最终都难以逃过湘军的追剿，先后被俘身亡。
1863年冬天以后，天京就处于湘军的四面合围之中，可谓飞鸟难渡，像张朝爵这样身负王爵的将领，在城破之前，几乎是不可能逃脱的。
而可以肯定的是，张朝爵也并没有在李秀成的突围部队之中，那么，他是如何在城破之后躲过湘军掘地三尺地搜查，然后再次从绝境之中逃生，又是怎样做到隐姓埋名，安度余生，这一切已然成迷。
安庆和天京，对于守城的太平军而言，几乎都是灭顶之灾——安庆无人幸存，天京也仅有李秀成这一支残兵暂时逃脱。
但不知是张朝爵吉星高照，每逢大难必能逢凶化吉，还是此人确实天赋异禀，逃跑的本事常人无法企及，反正安庆和天京的毁灭性灾难中，力王殿下仅凭一己之力，便创造了太平天国战场逃生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