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县农民运动（一）
1922年至1923年，华县高塘太平里（里，指民国初期的行政区划单位）圣山坪一带，豪绅郭玉坤、郭玉宏把持地方政权，肆意摊派，祸害百姓。缴不起烟款的农民，轻者被毒打后抢东西作抵押，重者被抓去坐牢。为反抗劣绅压迫，1923年春，华县在西安读书的部分学生和咸林中学学生组织“公益协进会”，由赵和民（又名赵锡琰）和郝正龙领导，在圣山堂开会，决定先向郭玉坤的狗腿子武鸿烈交农（指农民向地主或官府交出农具，要求减免捐税的一种斗争行为。）。
1923年5月的一天，公益协进会发出“鸡毛转帖”，规定每户去一人交农。第二天清早，五六百农民带着农具向武鸿烈家走去。武鸿烈当时不在家，其弟武鸿勤将交农队伍挡在城门口。正当双方争辩得不可开交时，武鸿烈赶回来，看到情形不利，被迫答应农民的要求，当场退出赃款270块大洋。交农斗争初获胜利。当天晚上，郭玉坤、武鸿烈勾结官府，将赵和民等几个带头交农的抓起来。驻军团长同情进步青年，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赵和民等才幸免于难。
1923年底，华县县城的交农斗争从郑村发起，主要组织者郑云章亲手制作鸡毛转帖，分三路发出，北路由赤水大涨村向东挨村传送，中路从郑村向东传送，南路由高塘经瓜坡向东传送。阴历十月，县城附近铁炉巷（今属铁马村），接到西边老官台村的转帖，上面写着“十一月三十日向官府上交农具，抗粮、抗税。传单所到各村，昼夜传送，不得停留或遗失”，并规定交农之日，每家一人，携带杈把、锄头等农具，进县城向县政府交农，要求豁免粮税，不出人者惩办。铁炉巷接到转帖后，村中官人（相当于现村民组长）派何永安的父亲将转帖火速送往东面的马家堡。11月30日清晨，高塘九里（指丰原里、白泉里、太平里、吕胜里、东能里、清宁里、光秀里、集贤里、太宁里。）农民身背干粮，携带各种农具，从四面八方来到大道集结，向县城进发。交农队伍经过铁炉巷时，群众听到集合锣响，立即带农具加入。沿途各村均鸣锣击鼓，迅速集合。数万农民，潮水般涌向县城。
交农队伍到达城外时，官府已紧闭4座城门。许多军警如临大敌，站在城头，鸣枪恐吓。交农群众毫不畏惧，将县城围得水泄不通，连声高呼：“冲开城门，砸毁县衙，处死县官，豁免粮款。”
夜幕降临，围城群众在城墙下燃起火堆取暖，火光冲天，官府惊恐万状。郑云章、杨松轩代表农民与官府谈判，官府满口答应农民的要求。县知事白文超提着灯笼，走上城墙，向围城农民高喊：“免征粮款一半，不再预征，由县府出示布告，当即实行。”
这场辛亥革命后陕西首次爆发的农民斗争，声势浩大，成效显著，影响深远。
继交农运动之后，华县人民为反抗官府的横征暴敛、劣绅的肆意摊派、驻军的敲诈勒索，掀起罢市风潮。
自1911年辛亥革命起，华县每年支付兵差费就达10多万元，1920年后，年年猛增，1923年竟达24万元以上。1924年1月中旬，国民党二十师团长杨嘉宾（又作杨家彬）由河南返回陕西，声言借款，务要现洋7万，限5日内解往军中。
县知事魏祖旭，平时仰军人鼻息，这个团又是他的上司，于是，马上召集41里值年（相当于村长）、五区区绅、四乡团总以及各局人员，开会分摊。但是，华县连年歉收，当时市面金融奇紧，哪能凑齐这笔巨款？1月18日，县西南的高塘区掀起抵制借款风潮。
魏祖旭害怕风潮闹大，重新出现交农运动那样的局面，连夜在大街上贴出取消借款的布告，高塘风潮暂时平息。
1月25日，杨嘉宾又传唤魏祖旭，当面命令：“务于阴历年关内筹款三万，否则，地方秩序，概不负责维持。”魏祖旭只能惟命是从。他回到县城，正好劣绅王淮浦求见。王淮浦当时把持着县农会会长的大权，专门包揽诉讼，与县知事同流合污。魏祖旭把杨嘉宾的话告诉了王淮浦。王淮浦说：“这算什么！本县城关内外，不下300余家商号，而殷实者在30家以上，每家暂借500或1000,区区3万何难？一挥而就！”魏祖旭听了喜不自胜，立刻摊派，严限上交。
年关已至，金融吃紧，各商号见此严限摊派，怒火中烧，纷纷串连，果敢拒摊。1月27日、28日两天，全县城镇商号全部关门停业，商人游行示威，抗拒派款。后经各商董调处，官府与商号双方口头约定：“一、城关内外，只准借3000元。二、以后再不得向商人借款。”至此，这场罢市风潮得以平息。
图文来源：区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