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介绍过一位明朝的状元，名叫孙贤，以他的实力，本来考不上状元，但那一科的两大状元热门因为互相较劲，都发挥失常，才让孙贤捡了个便宜。这就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几百年后，在清朝又出现了一次这样的事儿，光绪皇帝亲自出马，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科举考试中，公认的两大热门是江苏武进人费念慈和河南商城人张孝谦，而且两人也不负众望，殿试卷子的水平都非常高，各有千秋，并驾齐驱，所有人都认为，状元肯定就在他们俩中间。
而且，两个人还分别得到了一位朝廷重臣的支持——翁同龢支持费念慈，李鸿藻支持张孝谦。请注意，翁同龢与李鸿藻都担任过光绪皇帝的老师，在官场上的地位也不相上下，可想而知更增加了状元人选的难度。
就这样，两派谁也不服谁，谁也争不过谁，闹了很长时间都没定下来。连光绪也急了：怎么这科的状元还没出来？这帮大臣是想架空我吗？直到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原来是两位老师在那争上了。
光绪叹了口气，这两位老师当年教我的时候，口口声声仁义礼让，可到了自己身上还是争得不可开交，这就是人性啊！
不过叹气归叹气，这架还得劝，可怎么劝呢？让谁当状元都得得罪另一个。光绪也知道，其实两位老师争的不光是状元本身，更是在争面子，已经骑虎难下了，这时候只有把两个人都拉下来，才能避免两败俱伤。于是，光绪就宣布：费念慈和张孝谦的卷子都有问题，我看第三名张建勋不错，不如就让他当状元吧！
果然，一听皇上这个建议，翁同龢与李鸿藻就不再争了，虽然都没争到面子，但也都没丢掉面子，握手言和。
这就叫“平衡”。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官场上和职场上很多怪事也就见怪不怪了。
张建勋是广西桂林人，一生最大的功绩在教育行业，担任云南学政的时候，亲自跑遍了云南的39座州府，将这个教育不发达省份建设成了教育大省。
有一次，张建勋去一个地方视察教育工作，中途突遇暴雨，河水暴涨，桥都被冲垮了，只剩一根铁索横在半空中。手下人一看，这肯定过不去了，除非变成猴子，就劝张建勋先回去，等桥修好了再去。
张建勋二话没说，把衣服扎了扎，就上去抓住了铁索，硬是靠着超人的体力和毅力爬了过去，看得手下人目瞪口呆。
这件事在当地传开后，老百姓们都对张建勋佩服得不得了，纷纷把孩子送去了新办的学校。
后来，张建勋被调离云南，老百姓们送了他一块匾，上书“大启滇文”。张建勋一路走，一路都有沿途的老百姓出来送行，那场面绝对不亚于现在的明星出行。
在张状元这科，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考生，名叫梁于渭，广东番禺人。这小子心气挺高，进京赶考前就跟人吹牛，说这科的状元肯定是我的，要是不拿下状元，我就不回来见你们了！老乡们也都很振奋，据说还有好几家企业已经准备好了代言合同，等他一回来就签约。
可惜，现实很不给小梁面子，最后只考了个二甲第112名。怎么办？吹的大牛还在老家半空飘着呢，就这么回去还不得让人笑话死啊？到底是广东人，心眼儿活，小梁找人做了块牌子，上书四个大字——“下第状元”，意思是说老子本来是状元，不过现在下第了。小梁就把这块牌子挂在胸前，浩浩荡荡地回家了。
梁于渭还专门刻了一枚“下第状元”的印章，在他流传下来的画作上，还能见到这枚印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张状元这科还有两位名人，一位叫陈三立，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与谭嗣同、吴保初、丁惠康合称“清末四公子”，当时名列三甲第45名。而且，他的父亲和儿子也都很了不起，父亲陈宝箴是湖南巡抚，维新派重臣，儿子陈寅恪则是清华四大导师之一，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大师中的大师”。
另一位叫杨深秀，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名列三甲第161名，也就是本科的最后一名。杨深秀官至监察御史，但一生清廉自守，身无余财，慷慨就义后，家人连块石碑都竖不起。
至于那两位被“平衡”掉的大热门，费念慈名列二甲第6名，张孝谦名列二甲第23名，最后官做得都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