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晚明时期，在经济上中国成为“白银帝国”，GDP世界第一。但正是晚明的畸形繁荣，才使得人们道德滑坡，人人自我、人人享乐、人人奢侈，而这些却在大部分人生活艰辛的情况下。
财富都被皇族（包括宦官太监皇亲国戚）、官员军官、走私贩海盗、官商、大商人及其权力财富豢养的人占据，流民没有得到很好地安置，洪武荒政体系破败后，遇到自然灾害后帝国就这么坍塌了。
官员中危害性最大的就是官商。典型代表就是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等对盐政的破坏、皇帝的各种外派太监的税赋征收等。最终导致权力、商人特别是官商对财富的无节制搜刮以及享乐奢华。
商业行为的核心原则是按照利益最大化行为做事，少数商人能够按照利益最优化行事但毕竟这种人在商人中是极少数。由此，整个官场迅速商业化。
人人享乐、人人奢华的新时代迅速打败了以西汉之后南宋之前儒家思维为支柱的旧中国（请注意，我认为西汉是对儒家思想的第一次大规模阉割，这是儒家子弟为了博取统治权而进行的自我阉割行为），在泼掉旧时代中坏的一方面的同时，也泼掉了其中好的一些东西。
例如忠君爱民，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忠国爱民，这种传统的道德思想所构造的体系迅速坍塌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朝官员投降清朝不以为耻的原因。北宋官员在投降后金后，相当一部分人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有的甚至为了暗中联络南宋而甘愿丢掉性命，被海陵王完颜亮活烹的施宜生就是典型代表人物。反观晚明及南明时期投降的官员却鲜有如此壮烈者，即使有心有“姜维复国”之心的人也是少数，相反真心为清朝服务的人却大有人在。
旧的中国秩序之所以坍塌，晚明商业化官场乃至文人思维的堕落是根本因素。官场主要是文官体系，文官也是文人，对于他们的腐化堕落，可以详见拙著“玩死的帝国：唐伯虎与大名娱乐”。
正因为如此，明朝败亡了，清朝迎接了一大批贰臣。这些人，不会为了新的主子而放弃自己的物质利益、奢侈生活，但清朝与明朝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清朝是异族胜利者。
因此，像明朝时期的“自我”是不可能的。为此，这些贰臣们在保留物质和享乐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而沦为战战兢兢的奴才。
同时，清初在迎接了一大批前朝的道德下等之臣的时候，清政府能否像自己的祖先所创立的金国那样，也迅速被腐化，是清朝能否最终成功的关键。
多尔衮、顺治等一大批满族领袖，对于这一点头脑极为清醒。为此，对于官员的腐化堕落极为重视。他们把目光主要放在了南人这一群体上。
东北地区的汉人文人是最先投靠清廷的，为此，清廷视其为忠心可靠。
南方汉人以及西南汉人则是在极为激烈的反抗下不得不投靠清廷，清廷对他们则抱有很严重的戒备心。
为此，清廷在处置南北官员之争时偏向哪一方就显而易见了。
明朝官员商业化官场的危险的主要来自于南方汉人。
清廷对南方汉人不信任更重要的原因是南方相对反抗北方的程度要强烈。清军的几次著名屠杀事件大多发生在南方。因此，清廷对南方汉人的不信任要比北方强烈。而且北方与少数民族的接触在交通不够发达的古代更多一些，在心理上对北方汉人更熟悉。
在经济、吏治方面，因为晚明乃至南明，其经济发展、商业化都高于北方，特别是福建更是郑氏家族这个“海商-走私集团-地方割据政权”为一体的团体存在，使得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官员商业化思想极为浓重，在整个清朝这一地区因为对外交往的便利，一直都是腐败高发地之一。
清初满族统治阶层首先要对付的就是南方官员。手法就是利用南北矛盾，而南北矛盾早在明朝就出现了，即使到了清朝南北汉人间也是矛盾重重。
晚明之后，因为各种原因党争不断、南北争端较为激烈。因为，相对远离政治权力斗争的中心，南方官员不像北方官员那般听话，自主性较高。这就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斗争。
即使如此，清廷仍然不放心，因为庞大的汉官如果一心的话，清廷同样难以驾驭。
为此，对于能够集结为一心的人绝不放过。在此情况下，以“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为借口，大规模清洗“南党”。借陈名夏大大地打击了南方汉人官员，由此，南方汉人官员各个胆战心惊。
由此，贰臣们中有些独立思维、希望用儒家知识儒家化清廷的一些人也被消失了，剩下的都是忠心臣子。
顺治积极反贪
顺治亲政后，继续继承了多尔衮重惩贪官的国策，同时，他对明太祖极为推崇，他认为“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为了抑制贪污腐败，顺治还曾经制定了贪污十两以上判处死刑的祖制。
可惜，顺治亡故后，这一制度就被废弃了。但正是顺治（包括多尔衮也在学）全面学习了朱元璋的治国方式，清朝才能够得以立了下来。
面对贪污腐败问题屡治屡起，愤怒的顺治帝在顺至十五年十一月（1658年12月）对负责江南省（原南直隶省，辖今天的江苏、安徽、上海等地）一省司法大权的按察使司的按察使卢慎言施行凌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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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压根就没信过洪秀全的那套理论，为了反清找个工具而已
